曲有七声，人生悲喜不过如此

1：

在喜欢上葛亮之前，韩寒是我所知里最为少年老成的新派作家，不同于受时代限制的大多数年轻作家总会呈现出的在“形式”上用力过度，这两人的脚踏实地是罕见的。韩寒第一次带给我的感觉是“震撼”，十四五岁的年纪就已经可以用近乎于离经叛道的方式应对这个平庸的世界，这也不难怪造就了他表面上的锋利和张狂，然而葛亮就文雅了太多，家庭教育里留下的书生意气冲刷掉很多本该属于这个年少成名的人身上的刚愎自用，没有那些指点江山，自然就不会给读者带来对立感。

如果以短篇小说论，葛亮是优秀的，虽然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是《北鸢》，并由此在一年以前开启了自己的书评生涯，但不可否认，他对于短篇小说或者说在叙述小段故事上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让年轻人以更大的“趋利”心思去应付写作，个人经验的缺失也往往带来浮文巧语过多，吸引力则逐渐缺失。

葛亮肯于走一条更艰辛点的道路，他的故事里从没有缺少过旧地旧人旧事，就像是浸透了茶水又被风干的枯黄纸张，这种“朝前”延伸的写作风格其实很难被锻炼出来，它需要有力量的事实为烘托，然而这些都是很难想象和模仿出来的。好比《泥人尹》中对动乱时期的描述，职业问题的批斗会，革委会主任的刻薄阴狠，以及箱子里留存的毛主席半身像，这些都是时代的产物和记忆，你很难真正责怪年轻人忘记历史，因为还有人会记得。

2：

城市里万声迭转，一时一地目光所及都有零落声响汇成记忆长河，而《七声》本就奠定了本书的厚重意味。其实我始终对于城市的描述是弱项，定位不准确，词汇量的匮乏也是其中原因，所以在别人的书里我最爱找寻有关城市的介绍，而葛亮便是行家里手，无论是小镇也好，都市也罢，那些具象的表达方式都是我钟爱的模仿对象。

他会很好地区分北方、南方、以及更南边的城市，这些语句的堆砌铺列是讲究的，比如《洪才》一篇中对上海与南京给出的对比：

南京…这日子过得很砥实，对未来没有野心，所以生活就像被砖块一层层地垒起来，上海人的作风…外面是有些张扬的，日子是用来过给别人看的。

南京的“土”是具有包容力的。无论上海还是南京我都去过，前者不甚喜欢，后者最为钟爱，可这样的形容是我万万想象不出来的，只会说着上海洋气精明，南京古朴犹在。可当那股子老城土腥味带来的归属感被葛亮倒退二十年的光阴写出，还未拆迁的院子、盘满了青藤的木架、窄巷尽头的桑树这些具象的事物的时候，哪怕如今的南京城也再难留住市井味道的衰退，这种回忆的感觉也足够回味了。

3：

如果说阅读开始时的浓烈怀旧情绪是被石头城勾起的话，在“毛果”成长中经历的老旧物件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情绪的发泄口。教师母亲调侃中的“遗老遗少”毛果和他父亲，对昆曲、泥人、字画、手工家具都有着不小执念，而这些在东西难免与毛果幼时的“改革春风吹满地”有着一丝格格不入，可这些又同样造就了毛果身上的读书人气质：温和、内敛、坦诚。很难说得清楚，我是因为喜欢毛果这个人物所以开始对他记述的东西产生兴趣，还是我本就同样着迷所以觉得毛果分外亲近。

就出生地而言，我从小便喜欢黄梅戏这样的“老玩意儿”，后来接触相声，对艺人们口中的皇城根下的吃食、穿衣、娱乐又产生了浓厚兴趣。什么海龙的帽子，什么猪肉脊椎骨内侧上的小里脊，什么遛鸟斗蟋蟀，对我来说都是讲究人最有意思的介绍。而葛亮恰恰满足了我这一点，失传手艺的“青团”面点、养蚕时候爬高上梯摘下的“奶桑”叶子、老人们在神龛前烧香、藏歌声中的呢喃，每一个被他足迹踏过的地方都拥有着最具标识性的片段。

或许对城市的介绍有千万种方式，但这样的群嚣中寻找静谧，细细采剥出每一件凡人凡物中的独特声响，由繁至简，最讨人喜欢。

4：

其实我不太喜欢悲剧收场的故事，完整的东西被敲碎难以收拾心情不说，从喜到悲又总会让人忽略到曾经获得过的温暖。

可葛亮又并不如此，写《戏年》的时候我说，葛亮会让人觉得悲但不会有凉意，因为他塑造出的人物都太立体，因果交集地厉害，所以既然普通人难以一帆风顺，书上人同样不会受到优待，你只会默默感慨一句世情所迫，不胜唏嘘。

《阿霞》故事的老父亲，打瞌睡时候意外被绞肉机夺去了手臂，这和我妈提起年轻时候工厂里上班因为机械问题常出事故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常情”，而阿霞弟弟考入南京不愿再接受农村那个家庭的破败，又何尝只是发生在阿霞一个穷苦家庭的悲哀。

《安的故事》又将时间线再度推进了数年，大学生流行起出国的热潮，而安在不断寻求外籍老公换取出国合法证件的过程下落又下落，直至迷失自己，再如今看来依旧不是个案。

这些故事和《泥人尹》中的“大运动”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同岁月一起湮没在日常生活里不留痕迹，人间烟火中的普通人与毛果不断交集又分开，他们在各自人生里渐行渐远，这些都是最“正常”最合逻辑又最惹人伤心的情节。

当大多数人都在向“西”走，葛亮是少有地往“东”方归的作家，他笔下名叫英珠的藏族姑娘迎着阳光歌唱温润空灵，那个尹师傅比起出国办泥人展览更宁愿留在朝天宫做小生意，还有他自己，出国的意愿更是为了追寻祖辈的足迹找回旧故事。也许如同葛亮借姚伯伯说的那句，“时间长了，心尖上打了一个中国结，竟然真的就解不开了。”

5：

葛亮在扉页中写到“给毛果，及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对他本人而言，这些故事就是他对那些时代的回忆，所以他可以超越政治和道德的立场，不丑化恶人，也没有赞美弱者，人心间的善良小事都被好好保存，对恶言恶语也不会加诸讽刺。

人生是残败破像也好，圆满开通也罢，他只是勤恳地记述着这个时代，哪怕旧人都已经不在，哪怕那些符号式的标识都已成为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