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做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孟冬
2017-10-14 看过

痴儿西木原本在树林里跟着隐士一起生活学习,隐士教会了他识字等本领。后来,他离开隐士,开始流浪世间。中途才得知,原来隐士曾位居高位,后因看透世事而避隐山林。西木曲折的流浪,时而遇见朋友,时而又被别人当做奴隶使唤甚至加害。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对人世的经验积累越来越多。到最后却非常难过,因为他觉得自己从树林里出来时是清白无辜的,而在历经种种之后却极其痛哭,说:“自我来到这个乱世人间,我已将清白在玩忽之中糟蹋已尽。” 与痴儿西木遭遇相似的,还有莎士比亚的泰门,他曾对画师说,当欺诈渗进人们的天性,人就只有一个外表了。为了私利,人性就会改变,最终泰门也因讨厌这个虚伪的世界和世上所有的一切而躲了起来。还《辛白林》里也有一位隐居者培拉律斯,他曾显赫一时,为名利地位,荣华富贵,也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过。可后来,他才发现这些不过都是虚妄,也弃世退隐。 但培拉律斯为了报复国王辛白林的陷害,他偷偷带走了国王的两个幼儿远离王宫。十几年后,两个孩子长大成人,由于一直过着单调的山野生活,他们非常向往外面的世界,认为山林里除了打猎别无意义。他们甚至羡慕空中翱翔的雄鹰,可以看遍世间。于是恳请培拉律斯让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做一番事业,而不是困居山林,将生命幽锢起来,他们认为这样人生将没有意义。 过来人的培拉律斯劝诫两个孩子,说人世险恶,到头来不管是富是贫,声名显赫抑或平庸无为,都将万事皆空。可孩子们不听,因为没有体验过的世界对他们而言充满了诱惑。他们就像未涉世前的西木,一样的清白无辜,一样不知世间险恶。 在格里美尔斯豪森和莎士比亚之后,又有人将尘世浑浊与灵魂的清白搬上舞台。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主角阿尔塞斯特也同样厌恶人世。他见不得周围的人阿谀奉承,虚情假意,看不惯人们玩弄虚伪,惺惺作态,对巧言令色的伪君子他嗤之以鼻,认为这些人都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势利鬼。看见自己的好朋友菲兰特对着一个并不熟悉的人亲热到极点,也令他忿怒,他指责菲兰特,对不熟悉的人假惺惺的友谊无疑是一种娼妓式的尊敬,这种虚假是丧失人格,出卖灵魂,是无耻下作的。 “我看见在生活中人与人相处的方式,心里就特别郁闷、无比伤感。我所到之处,唯见卑劣的逢迎、不公正、利欲熏心、背信弃义、阴险狡诈,我真是忍无可忍、义愤填膺,打算痛击所有人。”为此,他也有逃离人世的冲动,“想要逃往沙漠。不再同人接触。” 在厌世的矛盾达到极致时,菲兰特也没有责怪这位朋友,他甚至没有用自己的观念去说服阿尔塞斯特,反而认为“人生在世,总得随俗。”像阿尔塞斯特这样“哲学式的感伤,未免不近人情”。因为世界并不会因为阿尔塞斯特的非难、忧虑而改变。他觉得自己这样冷静地看待人世与阿尔塞斯特的愤世嫉俗同样富有哲理。在他看来,阿尔塞斯特嗤鼻的缺点是人性固有的毛病。菲兰特说愤世嫉俗,只会惹来更多人的耻笑,更可怕的是与人类闹翻。 可阿尔塞斯特还是坚信“人类的恶习这样泛滥,就应当怪罪那些无处不在的、吹捧喝彩的人。”为人坦诚是他最大的才能,他没办法在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掩饰自己的内心。正因如此,在受到其视为唯一纯真的爱情打击后,他决定离开人类,不想再与世人为伍。 菲兰特劝他:“我完全同意,这个世道,无论什么事都搞阴谋诡计,都唯利是图。如今,只有狡猾奸诈才能处处得逞,人类确实应当洗心革面了。但话又说回来,人类缺乏公正,难道这就是脱离人类社会的理由吗?人类的所有这些缺点,恰好能在生活中给我们运用哲学的机会,美德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假如世间一切都公正无私,人人都心怀坦诚、正义和温良,那么大部分品德对我们便没有用处了……” 剧情发展至此,我已经不关心阿尔塞斯特会否如同他的前辈们一样,寻一处僻静,做一个正派的人了。倒是菲兰特这番话,引起我的注意。 西木、泰门还有培拉律斯与人世的矛盾在莫里哀这里已经不再那么冲突和两极化了。《恨世者》虽然是一出喜剧,可莫里哀像悲剧家一样仍为我们揭露了内在与外在的矛盾,只不过恨世者辐射出了每一时代的人类群像,因为总有阿尔塞斯特式的人物,也总有菲兰特。与其说《恨世者》讽刺的是阿尔塞斯特这样一根筋的人,倒不如说,莫里哀挺心疼他们的,他安排了一个不离不弃的朋友菲兰特,借他之口,告诉后来的恨世者们,矛盾永远化解不了。菲兰特更大的作用是让人反思自身的存在。也可以说,反思提供给了我们生存不断产生的可能性。 阿尔塞斯特虽没有泰门那样深刻,但他的愤世嫉俗在马丁·布伯的《我与你》中可以得到理解,布伯把现代社会的人类关系划分为“我与它”、“我与你”两种。在“我与它”的世界,人不过是具有不同用途的工具,为了实现自己的事业互相利用,人与人不存在心与心的互相敞开,只有虚假的人格相处。而在“我与你”中,人和人没有利益、目的,只有纯粹的,全部真实的相遇。在两个关系中的,“我”也不一样,前者面对外在,后者是栖居内心。只有先有内心的我,“我与你”才可能真实相遇。 毫无疑问,阿尔塞斯特追求的正是人人都处于“我与你”这样的关系中,但这样的期望理想且艰难,最后的结局除了逃离人世以外,别无他法。在莎翁的另一出戏剧《冬天的故事》里就曾坦言,人天真相待,不懂作恶,也不会想到世间有恶,只有在孩提时,那时的心不会受到强烈的成年人的欲望的冲击。 而菲兰特提出的假证“如果世间一切都公正无私,人人坦诚”,这样价值的极端化似乎很像但丁的《神曲》,排斥异类,人人都要虔诚如天使,那种单一的景象也令人可怕。 因此,莫里哀似乎是要告诉他的读者,重要的不是寻求一个确切的模式,而是要面对一个现实,即有那么多极为不同的生存模式这一事实。如果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在努力征服其他生命形式,只有一种确定的价值,那这一价值对每个人来说就没有区别,价值不能任由谁定,我们也不能想象生活只有一种价值。不然的话,多元化的生存就会一直将我们局限在冲突中。所以,这部剧面对现实的意义大过了以往只展现冲突的戏剧。 或者,菲兰特的话还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生活有多重目的同时在起作用,有些目的互相矛盾、排斥,但我们能在那么多的选择中坚持自我的,这种选择的自由本身也是我们所能碰巧找到的珍贵,比如阿尔塞斯特的美德与菲兰特的接纳。当浮士德说不知道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时,梅菲斯特告诉他,“只要你相信自己,就会懂得怎样生活”。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幸福是我们的能力的自由发展,爱是容许能力自由发展的互惠互利,那么,人和人之间就没有终极的矛盾,幸福与道德之间也没有冲突。公正而同情地对待他人,就大的层面来说也是自我发展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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