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夺路 关山夺路 9.2分

水要走路 山挡不住

石头摇篮

有人问关于中共内战的书那么多,读哪一本好?鼎公说如果只读一本,他推荐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因为其局限小,角度大。但他又道,再大的角度也大不过一百八十度,如果想要了解那段历史的全貌,他的回忆录提供另外一百八十度的视角。“水要走路,山挡不住。”是他家乡的一句俗语,他自比一条小河,曲曲折折地从国共这两座山间夺路而出,《关山夺路》的书名由此而来。回忆录四部曲读至这一部,除了觉得比前两部更好看外,心情也极其沉重。一是为他笔下形形色色之人的艰困萍浮,颠沛流离,生离死别,二是为自己长期认知的残缺和混乱。

1949年5月26日,上海国共易手。两天前的晚上,24岁的王鼎钧和62岁的老父亲在上海华滨码头拼命挤上一艘船,耳旁尽是被推下船去被挤下船去的人落水时的噗通声,求救声,呼叫声……船启动了,“我并不知道船往哪里开,只要开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陆地好,漂浮比沉没好。”天亮后,他才发现其父是甲板上仅有的老人,也注意到了周围军人愤怒的脸色。24日白天,他还在江湾军械库上班,虽然办公室里就只剩了下他一个人。他知道不能留,但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能往哪里去?直到被来布防的军官赶走。

时间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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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关于中共内战的书那么多,读哪一本好?鼎公说如果只读一本,他推荐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因为其局限小,角度大。但他又道,再大的角度也大不过一百八十度,如果想要了解那段历史的全貌,他的回忆录提供另外一百八十度的视角。“水要走路,山挡不住。”是他家乡的一句俗语,他自比一条小河,曲曲折折地从国共这两座山间夺路而出,《关山夺路》的书名由此而来。回忆录四部曲读至这一部,除了觉得比前两部更好看外,心情也极其沉重。一是为他笔下形形色色之人的艰困萍浮,颠沛流离,生离死别,二是为自己长期认知的残缺和混乱。

1949年5月26日,上海国共易手。两天前的晚上,24岁的王鼎钧和62岁的老父亲在上海华滨码头拼命挤上一艘船,耳旁尽是被推下船去被挤下船去的人落水时的噗通声,求救声,呼叫声……船启动了,“我并不知道船往哪里开,只要开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陆地好,漂浮比沉没好。”天亮后,他才发现其父是甲板上仅有的老人,也注意到了周围军人愤怒的脸色。24日白天,他还在江湾军械库上班,虽然办公室里就只剩了下他一个人。他知道不能留,但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能往哪里去?直到被来布防的军官赶走。

时间再往前推,将近四个月前,他结束了十五天的俘虏生活,拿着解放军开给的两天有效期的路条和两天的饭钱,从宝坻县步行一百五十余里到达天津,搭火车去秦皇岛治他一只被风沙吹伤的眼睛,约一周后,到了济南,望着临沂老家的方向不敢回去,也不必回去,因为父亲弟妹已流亡在外。他沿胶济公路步行,在潍县再度被俘,被解除一身美式制服,换上一身破旧的解放军军服后,几天中发现并没有人监管他们,便离开继续走,终于在城阳县被国军收容。经激烈争取,一众被收容的国军终于在青岛上了船,船泊上海附近却不进港,他用在阳城时意外碰到的一位二十二中的老师资助的一块大洋,买通了一艘小舢板船的船夫,终于抵达了上海。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江湾竟然与分别七年多的老父重逢。

时间再往前推,抗战胜利时,王鼎钧在国立二十二中初中毕业,他魂牵梦绕的是山东,因为那里有家人。可是为人十分谨慎的父亲托人给他带话:不要回家。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兰陵在抗战胜利后,立刻成了解放区,父亲就成了阶下囚,经过疲劳审训和广泛社会调查,并无恶迹,就放了。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已经明白,他的顺民梦在共产党治下是做不成的。后来国军又来了,当国军又要撤离时,他追着问明情况,来不及回家取些衣物,牵起小儿小女的手,就跟在队伍后面走了。他清楚以自己没落地主之身,又做过孙传芳的幕僚,在国民党背景的抗日游击队里打过游过,还有个当宪兵的儿子,和一个国民党炮兵上校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故土绝无他容身之地。抗战胜利后,国共你进我出的地方远不止兰陵,这些地方就有了两套班子,一套接待共军,一套接待国军;学校也有了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一套,共军来了用另一套;乡镇公所的办公室,既备蒋介石像,也备毛泽东像,有的干脆两像一框,各居一面,翻来翻去。所以鼎公说:“国民党似乎并非因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土地才失去人民。”

不能回家怎么办?学校学潮不断,师生之谊已今非昔比,乱世里也安不下心来读书,关键是他想挣钱养家。这时,吴连长来学校招宪兵。他在分校主任的陪同下对全校学生发表演讲,说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对外代表政府,对内代表国家,是领袖的禁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新兵将去北平接收,坐飞机去,上等兵待遇相当于陆军少尉,驻地旁边就是北大清华,役期三年,完了保送上大学……大家一窝蜂报名。王鼎钧思而后行,想既能以宪兵之身除暴安良,还能借机观察生活,积累写作素材。而且薪水加稿费,可供他尽长子之责。离校前,约五十名报了名的人,在吴连长的支持下,耀武扬威地跟学校闹了几天,安家费、路费,毕业文凭都到了手。鼎公行文喜欢重复某些语句——那是刻在他心里的深痕。比如此处,他重复两次说,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原谅/体谅宪兵队的苦衷、吴连长的欺骗、分校主任的背书。他进一步道,行骗者若是个体,容易逃脱追责,但若是国家,则无计/无处可逃。“抗战八年,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都正在护理谎言重创后的心灵,而中共新兴乍起,犹能以遥想的理想,铸造钢铁骑士!”后来三十几人改投六团,包括王鼎钧。因为来挖墙角的六团的郑排长告诉他们,十四团就地驻陕西,六团才是去北平接收的团,他想离家乡近一点。

新兵训练刚开始,他们就知道六团也不去北平,而是去沈阳,宪兵也不能保送上大学,待遇与步兵相同。有人私下抱怨,马上迎来一场大刑伺候——用扁担打屁股。被打者的惨叫,使怨言禁了声,但新兵挨打却层出不穷。班长们联手营造恐怖气氛,仅仅两个月后,一起参军的同学彼此再也不敢讲话。“在一种权力之下,无论那权力多小,多暴虐,无论那权力给你多大痛苦,总有受苦的人攀附它,出卖同类,逢迎它的需要。”新兵们同时被摧毁的,还有个性、自尊、正义感、判断力、自主性、理想……王鼎钧因受一名排长庇护,没挨过打。他在别的文章里说过,“每一层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你如何遇见他;每一层天堂上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你如何躲开他。”这话,他也一再重复。

鼎公对叙议的处理,对时间的处理,已至化境。一方面,那条所经所历所思所为的线索,清清楚楚,紧致生动,布局密中有疏,疏而不散,开合皆精。另一方面,跨越时空回看往事,以漫长时间为引,以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原料,萃取出纵恣深湛的思想精华来。他的回忆录,无论是叙述之量,还是议论之质,都叫人惊叹。

在2002年追述1945年国民党宪兵的新兵训练,鼎公发现军中口耳相传的金科玉律,比如“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已有上百年历史,国军生搬硬套。他认为后来国军在内战中大溃败,跟军中的恶劣作风,与民对立的传统,士兵的人格破碎都大有关系。“中共的解放军文化另是一种文化。”他比较两军唱的歌,说的话,训兵的方法……痛责国军招兵时卑劣诈伪,练兵时倨傲粗暴,党宣军宣陈腐深奥。恨极也讥,失望痛恨之深不止于泣血捶膺的程度。可是最后仍然步步跟随,一路跟到了台湾。人之承受力,心理负荷力,恐怕才是上帝赋予其子民最实用的东西吧。不过且慢,“上海不守,我们侥幸脱走,而且越走越远,中国接连发生镇反,反右,‘文革’,如果我们父子留在大陆上,以我们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没法过关。”这番感慨,书中三番五次。其实人只要还有路可以选,就还没到绝路。

新兵训练结束,经南京、上海,往长春。逗留南京期间,他嗜报如痴,并很快读出了门道。“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军受挫、国军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痛陈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谋和,表现了惊人的执着和热情。”他泡在营房旁边的难民营里,向难民打听解放区的情况,以此拼凑兰陵的情况,并想像父母弟妹在那番景象中如何生活。鼎公回忆录里,密布国共胜败的复杂成因,它们盘根错节,深不见底,关涉面极广。但吊诡的是,它们仍然可以总结,那就是:举两党两军上上下下之合力,举全国社会各界之合力,“众志成城”的。

对中共在情报,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上的卓越,鼎公感慨复感慨。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防共反共无所不用其极,过犹不及的背景是,在大陆时,“国民党像个大蜂窝,处处可以潜伏,共产党人找一个洞蹲下,四邻不能发觉,”反过来呢,“国民党到中共内部做情报工作太难了,简直雪里埋不住人,白白送死。”国民党东北四十万国军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后,记者追问新六军潘军长失败的原因,他愤而道:“我们这一场战役简直是共产党指挥的!”鼎公是把这话当“嘉言”记录在案的,可是人们后来才知道,参谋部主管作战的次长和处长都是共产党间谍,潘军长无意间竟然说到了本质。说及淮海战役中老百姓对共军的支持,仅兰陵一镇,就负责了解放军一个师的补给和担架。“伟哉壮哉!神乎魔乎?”叹罢再叹,国民党就是编神话,都没有这么大的想象力。

对于中共之发展壮大的经纬,鼎公所取角度所呈结论都非常精彩。先呈现象:“中共致胜,由于他的行为处处与国民党相反”,而且这种相反,“非常普遍彻底,几乎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化,一生一克。”再述模式: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他们依赖一套业已形成的社会组织,注意力放在枢纽人物——地主,资本家,校长……——身上,拉拢他们,重视他们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他们的利益,以为“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但是非常脱离民众,就连抗战时他们扶持的游击队,抗战胜利后,也视之为多余,待之非常傲慢粗暴。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打击原有的枢纽人物,重视农民,工人,学生……不厌其烦地组织、训练、改造群众。“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起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他举了很多例子,以呈国军脱离民众支持的严重程度,共军军民一体高度合作的亲密程度。

对于国民党之所以失去大陆,字里行间全是原因。硬要梳理的话,一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裁军(14万?),却无退役制度,不安置裁撤军人,对内失信失德,对外退伍老兵为祸四方,加剧了军民矛盾。有被裁撤将官到中山陵哭陵,以抒愤满之情,蒋介石知道后,怒斥那些人不识大体。鼎公对此有一番甚妙的议论:“我总觉得蒋氏理政往往没有因果观念,辣手裁军,种下这样的因,居然想结个识大体的果!他是基督徒,他之缺乏因果观念,可能因为《圣经》缺乏因果观念,在《圣经》里面,上帝说成,事情就成了,至于后果,上帝要它发生它才发生,上帝要它怎样发生它就怎样发生。”二是贪污己成哲学,政府对之却宽容无为。三是通货膨胀,“钞票变垃圾,景象恐怖,现实成虚幻,生存被彻底否定。”四是相较中共的“群众路线”,国民党上上下下奉行的是“领袖路线”,严重脱离群众。除此之外,马歇尔调停失败,国民政府仓促行宪,舆论一窝蜂向左,军队调动不讲究因地制宜,军纪败坏,学潮等等,都是原因。但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军事失败——高华教授也是这个结论,而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情报失败。国民党到台湾后检讨失败的原因,认为远因是思想战、宣传战站,近因才是政治军事。

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宪兵,都有历史问题。1968年“公安六条”更将宪兵上等兵也定性为反革命。“这就太抬举宪兵了,我们受训一年,从未学到能阻遏中国发展的东西,没喊一句反共口号,没读一页反共教材,没人讲解放区实况,没人讲侦破中共地下组织的案例。”宪兵六团的沙团长,在宪兵界以廉洁严肃,清心寡欲,治军极严著称,1949年以后被处死。实际上他“在东北未杀一人,未刑求一人,未借故罗织一人。”六团提倡读书,规定军官要交读书报告,这活儿多半由王鼎钧代劳。“书目都是上级指定的,没有一本批判共产主义,没有一本分析国际局势,也没有一本介绍东北的民情风土。”王鼎钧执行任务时,会因别人向他行贿,挥手打了那人一巴掌,他也会不惧恐吓,站在在理的弱势的一方……诸多事例中,又尤以一件事令我印象至深。枪决犯人多由宪兵执行,班长对他说,你打靶成绩好,可以胜任,而且还有钱拿。他条件反射似地回答他反对死刑,并且为此非常伤心,很久很久不能释然,他不明白为何有人会认为他能杀人?愿意杀人?后来他果真成了死刑反对者,而他的重点在于,他一再看到“法”的易变,被剥夺的生命的永远不可复活。比如沙团长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谁是最后的裁判?鼎公认为谁都不是。我想说,对任何群体采用任何形式的“一刀切”,都会撒播下无尽的冤、假、错的种子。

宪兵《服务规程》中有三句话:“防患于未然,遏难于将发,惩戒于事后。”成了鼎公一生信奉的信条。随着国军在内战战场上节节败退,军中人心涣散,社会矛盾尖税,好宪兵难当。他从报上一位被表彰的上校的名字和籍贯判断,那人该是族中长辈,果然,那位“上校爷爷”不仅令他和父亲取得了联系,还为他在秦皇岛一家联勤补给单位谋到一份工作——冒名顶了一个辞职上尉的差。1948年11月底,这家联勤补给单位奉命调往唐沽,到了唐沽,因傅作义拒绝南撤,他们又赶往天津。而那成了他自1942年离家起最后悔的事情。因为仅仅四十几天后,他就成了共军的俘虏。

鼎公行文,文速越疾,信息量越大,里面常常藏着百转千回,更有许多欲说还休。后记中说魏碧洲对他文章的评价是:小文章里面往往藏着很大的东西。我深有同感。

被俘后受训,跑步学歌,当解放军教唱“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时,他张口结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俘虏们沉默以对,被训斥后开始低声学唱,但他始终拒绝开口。指导员找他单独谈话,他的口才和应对能力似乎给指导员留下深刻印象,给了他一本小册子,让他好好学习。具体是什么小册子鼎公没说,但他下面那段话,我要全部抄录在此:

“五年前我也许加入共青团,可是我的人生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我一心向往个人自由,我曾在新闻纪录片里看见要人走出飞机,队伍像一堵砖墙排列在旁边,新闻记者先是一拥而上,后是满地奔跑追赶,我当时曾暗暗立下志愿,从那一堵墙中走出来,到满地乱跑的人中间去,其实‘自由’也有阴暗面,那时我还不知道,‘事情总是向相反的一面发展’,以螺旋形的轨迹寻求救赎。

“我已放弃一切伟大非凡的憧憬,无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要的收入,养活父亲,帮助弟弟妹妹长大。我已知道解放区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难适应,他对老百姓的期许我也无法达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苟活。”

还有一段要整段抄录的是,听闻长春围城的情况后,他的那番悲叹。他说这事与他,好比波兰亡国对丘吉尔的影响。“世界太可怕了,这要多大本领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够存活。天崩地坍,我还有什么保障,平素读的书,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飞烟灭。我是弱者中的弱者,唯一的依靠是有权有势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恶的人也有节制,”

《怒目少年》开篇,鼎公即对“流亡学生”的概念作了介绍:“现代中国,有个名词叫流亡学生,它前后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期间,各地青年外逃。”我对这三个梯次的知晓度逐层递减。鼎公本人在第二梯次,那一阶段的故事是《怒目少年》的内容。其弟弟妹妹则在第三梯次。他们紧随海岱中学的两位老师,在满天炮火中,从宜兴步行到杭州,再到上海,先哥哥和父亲几天抵达台湾。16岁的妹妹天天在基隆军用码头等,真还给她等到了。若说这动荡乱世中的重逢叫人称惊奇和欣慰的话,那么仅山东一省,内战期间就有数万流亡学生在江南一带三十余所流亡学校学习,1949年有两万余人千幸万苦去了台湾,这就叫我太吃惊了。可是,澎湖防卫司令部强迫其中五千余学生从军,并“做”出一桩“烟台联中匪谍组织”的惊世大冤案,置老师学生七人于死地……我更是完完全全理解了鼎公因何频叹:“难怪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

一如前两部,鼎公在这一部中也记录下许多他难忘的人。将领,耆宿,上司,连排班长,同学……印象尤其叫人深刻的是,他离开秦皇岛时,去跟那位他钦佩的眼科大夫告别,如果晚十分钟回码头,就走不成了。医生见到他,左手拉着他的手为他祷告,右手蒙着自己的脸,眼泪从指缝里往下流。“七年以来流亡各地,这是我唯一得到的眼泪,我非常非常感动。”后来,正是这位医生治好了他的眼伤。再后来——几十年后,所有帮助过他的人,他都加倍再加倍的还恩、报答。并无恩情的,他也给予帮助。读鼎公的著作,深感他无论对人,对故乡,对家国,对民族,都一腔深情,而这一切,是一直生长在他体内的。

他急于养家,薪俸不足,便竭尽一切地写文卖文。“我跟同侪一同度过那个时代,记忆力比他们好得多,因为我读过、想过、写过。”鼎公的写作之路,始于给报纸副刊投稿,策略是“字海战术”,以量博成功率。我想难怪他记忆力那么好,因为他不仅经历过,还一再书写过,所以他才能身处时代而知时代。有的稿子写成了,没被采用,有的题材太沉重或者太复杂,他当时处理不了……他便把它们牢记在心。后来带到台湾,有的写了,有的还是没写,再把它们带到美国。就这样一生怀揣记忆(写作材料),反复琢磨,直到古稀之年,才把它们写进回忆录里。于是他的回忆录,除了大时局中个体的完整经验外,还有漫长岁月中的回忆、反刍、反思,以及更加深入广泛的思考。数十年间,他遍寻旧侣,向各地写过五百多封信——其中少不了遭遇种种审查和麻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图书馆发现了中国大陆各省各县印行的《文史资料》,很有价值。他托人从大陆带书,“那些大事本末我用不上,但是它使我重温恐慌、焦虑、虚无,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本能,”这成了他写作时的无形助力。

写完《怒目少年》,他停笔十三年才开始写《关山夺路》,为何?等自由。这个“自由”不单是“朝代也改了,人也老了,儿女也变成外国人了”的人身自由,更是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做好作家”——跳出个人遭遇和政治环境的局限,不申冤,不诉苦,不控诉,不沉溺于自我——的自由。他希望读者能够借由他的回忆录,了解并且关心那个时代,“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但他对自己“始终不能用山东之痛代表中国之痛,象征人类之痛,”感到有负文学。我想说的是,读者会从鼎公一己、一家,兰陵一镇,山东一省,去思考中国之痛、中国人之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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