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帝国与现代国家的缠结

随安室
孔飞力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基于对“晚期中华帝国”(这一概念也是海外汉学圈学术积累的结果)的认知,其思考和关切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叫魂》不断转动万花筒,折映出晚期帝制中国不同的症结和隐患,那么此书则是用一个视角更广大,理路更通贯的叙述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进行整合。
作为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孔飞力拈出了中国向现代国家转换最重要的部分。不同于冲击-反应模式,他认为中国近世遭遇的危困内在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不过同样需要注意,中国内部的演变与世界的互动息息相关,(如外来作物与人口滋生,白银内流与经济发展等等,在《叫魂》中多有论及),并在列强入侵的作用下催化爆发。】中国内部持续存在的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起始于帝制中国晚期以来的多重国内危机,这一脉络较之外部入侵和冲击更为重要,因为其线索可以一直贯穿于整个20世纪。
孔氏的思路其实和邹谠十分相近。邹氏认为正是近代以来发生的全面危机使得全面的社会革命成为必要,并由此导致全能主义政治系统(modern totalistic political system)的出现。“全能主义政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社会关系,在孔氏这里则是对国家财政需求与地方自治之间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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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基于对“晚期中华帝国”(这一概念也是海外汉学圈学术积累的结果)的认知,其思考和关切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叫魂》不断转动万花筒,折映出晚期帝制中国不同的症结和隐患,那么此书则是用一个视角更广大,理路更通贯的叙述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进行整合。
作为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孔飞力拈出了中国向现代国家转换最重要的部分。不同于冲击-反应模式,他认为中国近世遭遇的危困内在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不过同样需要注意,中国内部的演变与世界的互动息息相关,(如外来作物与人口滋生,白银内流与经济发展等等,在《叫魂》中多有论及),并在列强入侵的作用下催化爆发。】中国内部持续存在的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起始于帝制中国晚期以来的多重国内危机,这一脉络较之外部入侵和冲击更为重要,因为其线索可以一直贯穿于整个20世纪。
孔氏的思路其实和邹谠十分相近。邹氏认为正是近代以来发生的全面危机使得全面的社会革命成为必要,并由此导致全能主义政治系统(modern totalistic political system)的出现。“全能主义政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社会关系,在孔氏这里则是对国家财政需求与地方自治之间重重矛盾(政治控制)的讨论。孔氏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政治竞争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协调,他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无论是权利的分享还是利益多元化的考虑都是不可接受的,而派系斗争总是一幅一种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图景,这一点又正好是邹谠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特征的核心(且此点之于邹氏对学潮的分析关系甚巨)。孔飞力的此书是在1994年法兰西学院演讲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此书参考文献未见邹谠之书),邹谠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也在同年出版(据作者后跋,该书最重要的《后记》一篇写定于1993年8月),而两人的认识竟然如此相似,大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奇,大概亦是一时风会所同趋,只是邹氏主要关注政治行为和策略选择,而孔氏更侧重于历史文本。孔飞力的另一个重要关切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宋以来的官僚士绅一般被认为是同一个精英阶层,孔氏创造性地将其以科举功名等级划分为进士上层官僚、举人群体(文人中流,准官僚网络,对全国性政治议题的关切)和生员群体(下士,地方利益)。其间一个巨大落差是进士上层官僚和举人在文化地位上平等,但拥有的政治权力却天差地别。孔飞力对魏源到冯桂芬论述的分析中讨论了这种背景下政治权力扩大分享的可能性,这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不过他虽没用民主进程相比附,似乎已然不自觉地如此考虑。但在当时,魏源是否认为清朝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是由极少数人治理的?而其提出所谓“根本性议程”的同时是否一直对“朋党”高度顾虑?魏源可能并没有清晰地认为清廷是一个征服者王朝,而道咸之际清廷在文化精英阶层的合法性危机亦非到了紧急关头。从清代学术的内在脉络来把握魏源,或许对于孔飞力来说是个有些过分的要求。孔氏的识鉴在于他发现了魏源在谈到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时,一再将之同加强国家权力联系起来,二者自然结合,显示着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独特和本土。
这个线索在冯桂芬那里得到延续,冯氏既主张应当通过由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以此扩大政治参与,又主张在乡村中建立更密集的政治控制机制。尽管我们可以看出冯氏政论透出平权投票的想法有着明显的西方印记,但是究其目的,乃与魏源并无二致。二人倡言所谓政治参与的目的均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国家”(这是扩大政治参与和加强国家权力能够自然结合的原因),而非是想要从原理上改革政体,西方政党意义上的政治竞争观念大概从不是他们考虑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冯桂芬和批驳其《校邠庐抗议》的京官在最终原则上亦无分歧,他们都希望行公去私,而不是确认追求私利的合法性(西方政治竞争的前提)。超越“保守”和“激进”的俗套看待签注冯著的京官是极有必要的,不过孔飞力既心向冯说,对于这些人并未深识。京官们冷酷的社会观建立于他们对于中国情实的多重考虑之上,他们的问题在于只是固守,只是坐困,但对于冯桂芬的批评却切中要害。在晚清内外交困的环境里,通过推选加入一种半官方的中介阶层恐怕只能是乱上添乱。应对外部危机所要求的国家能力无法通过地方分权获得,可供选择的理性方法只能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
    帝制晚期收取税赋以及维持执法系统的成本已格外高昂,非法逐私的中介掮客(另一端,胥吏这类地方的高利贷者成为将县官和农村纳税者联系起来的基本纽带)一方面是地方下层精英,一方面又成为了国家控制的对头和威胁。既然根据社区利益来监督税收的地方自治不可行,那么显然建立国家渗入乡村社会的机制成为了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进,是国家对农村社会不断的行政深透,从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的保甲制,在村县之间建立新的行政单位(乡),到中共政权发动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地方中介最终被摧毁,地方本位的观念亦就此消亡【孔飞力没有讨论国共两党都向苏联的列宁党模式学习的问题(尤以中共的学习最为彻底),其实与其论点完全相通】。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作为税收措施)的本质是国家行政渗透和国家的超额汲取,而20世纪60年代中国乡镇行政化的实现,意味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的实质性扩展【孔飞力此书亦未及讨论党组织更深入的渗透,仅及于行政组织,实际上这是一个双轨,且以前者为基础】。一个现代的更为纯粹的集权国家形式,经历了从晚清开始的根本性议程的延续和演变,终于得到兑现。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历史的的确确存在困局,存在死局,死困之局并不存在改革使善的方法,中国在当时不幸如此。最终所付出巨大而惨痛的代价,并非是用来交换善果的成本,仅仅是能让其挣扎着选择另一种可能,而斯困仍存。中国在近世以来面临的问题是累叠的,本该以阶段性呈现的困难状态却以平面化的方式展开。应该可以说在外来冲击下,中国的“历史时空”被扭曲了,喘息的机会本便不多,而可以打开局面的契机又被更激进的浪潮吞没。余英时曾认为近代中国活跃的思潮是弱小的自由主义与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然而并无保守主义。但其实从晚清一直到民国结束,保守者的数量却应当是占比最多的。只是由于结构上的脆弱,当政治参与一变为政治动员,公共利益一变为国家目标,他们没有力量去抵抗,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碎块【所谓的地主阶层已经是宋以来绾合了地方乡绅-科举官僚-帝制这一稳固结构的碎片,而政治、经济、文化合一的精英群体亦在晚清以来逐步裂化】,并被碾得更碎,至于无痕。

附记:
孔飞力以为中国近代政治演进存在一个延续的根本性(建制性)议程,但是从魏源、冯桂芬的论述中似乎这个所谓的议程并不明显,亦不是自觉的。就魏、冯所言,与明末诸老所言,与宋代变法所致力均有共通之处,要之此类问题反复出现于宋以后的中国,特可注意,但能否将现代国家的起源推到那么远?如此则孔飞力“晚期中华帝国”的框架就失去意义了,但以内藤湖南所倡宋以后中国即进入近世则未必不行。
孔飞力此书对中国现代国家起源之讨论,时间起始于乾隆末年,主要的着眼点是在于乾隆盛世遗留下来的症结成为以后历史演变的基础,作为结构性的约束限制了路径的可能。但其实还有另一点极为重要,孔氏虽然捎带一提,未及深论。也就是中国进入现代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的完整,基本继承了清帝国的版图框架。要理解现代中国,不可避免要追溯到民国,到晚清,但要理解晚清,至少须从乾隆朝入手。除了乾隆时代是由盛转衰之始,清高宗本人更是一个建制能力极强的君主,文化学术方面之影响姑且不论,近代以来的地缘框架、版图规模、四裔制度均与之密切相关,其为理解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一大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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