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维舟

维特根斯坦无疑是天才:他一生只写了两本哲学著作,但却开创了两个影响至深的哲学流派,而他在大学里最初攻读的却是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学位。作为20世纪可能遭受误解最多的哲学家之一,长久以来人们都很想知道他身上的那种创造力从何而来。他的朋友兼遗稿保管人G.H.冯·赖特教授曾说,“对于维特根斯坦,有两件最重要的事要记住:第一,他是一个维也纳人;第二,他是一名具备全面的物理学知识的工程师。”后一点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但维特根斯坦晚年在剑桥的亲炙弟子斯蒂芬·图尔敏显然认为,前一点也很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

考察一个人早年生活的社会背景,当然原本就是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何况维特根斯坦在40岁重返剑桥专注于哲学研究之前,维也纳时期的生活确实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作为当时的社会上层,他们一家在1895-1914年间本身就是维也纳社会生活的焦点之一,那也是维也纳在文化领域最多产、最具创造力的时期。说实话,如果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本身又是对各种新奇知识极具好奇心的天才,那他不受新知的冲击和影响才是更令人值得惊讶的事。也只有在这样的相应语境下,才能看出他哲学问题的源头。

不过,《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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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无疑是天才:他一生只写了两本哲学著作,但却开创了两个影响至深的哲学流派,而他在大学里最初攻读的却是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学位。作为20世纪可能遭受误解最多的哲学家之一,长久以来人们都很想知道他身上的那种创造力从何而来。他的朋友兼遗稿保管人G.H.冯·赖特教授曾说,“对于维特根斯坦,有两件最重要的事要记住:第一,他是一个维也纳人;第二,他是一名具备全面的物理学知识的工程师。”后一点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但维特根斯坦晚年在剑桥的亲炙弟子斯蒂芬·图尔敏显然认为,前一点也很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

考察一个人早年生活的社会背景,当然原本就是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何况维特根斯坦在40岁重返剑桥专注于哲学研究之前,维也纳时期的生活确实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作为当时的社会上层,他们一家在1895-1914年间本身就是维也纳社会生活的焦点之一,那也是维也纳在文化领域最多产、最具创造力的时期。说实话,如果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本身又是对各种新奇知识极具好奇心的天才,那他不受新知的冲击和影响才是更令人值得惊讶的事。也只有在这样的相应语境下,才能看出他哲学问题的源头。

不过,《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在一开始就讲明,这并不是为了写一部维特根斯坦的传记,而是关注一个特定问题:智识领域的生活是如何互相影响的。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方式、问题意识,甚至格言式晦涩的行文风格,都不是孤立的个人创造,而受到了那个特定年月里维也纳知识人潜移默化的塑造。换言之,将维特根斯坦造就成为哲学家的并不是其他哲学家(哲学体系的内部演变),而是来自其它领域的交互影响,正如他本人原先也具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学知识背景。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哲学、文学、诗歌、艺术、新闻出版业、法理学、音乐、戏剧、建筑和雕塑并非“恰巧同时同地同步进行”的众多互不相干的活动,而是一群紧密结合的知识精英的公共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争论感兴趣的话题,也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强调专业分工。

正因此,当时智识精英的公共影响力要大得多。身为新闻记者的作家卡尔·克劳斯对当时奥地利社会令人厌恶的方面予以犀利的批判,认为时代危机的根源在于一种精神萎靡的状况之中。这显然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因为自1848年以来(尤其经历了1866年的战败之后),帝国已趋于土崩瓦解。按卡尔·克劳斯充满讽刺意味的说法,世纪末的奥地利社会是“人类的最后时光”,而一度以“梦幻之都”形象自傲的维也纳则是“世界毁灭的试验场”。长久以来,奥地利内政的掌舵者从年迈的皇帝到玩弄手腕的首相,都只是以权宜之计应付了事而不去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只求表面上太平无事。那是一个被华尔兹舞会和稠密的奶油表层遮掩起来的充满绝望的社会,产生了一种虚伪又压抑的生活,而这种沉闷的社会氛围也塑造了维也纳人思考问题的特定方式:所有的思想创造和艺术创造都与社会批判密切关联,而这种社会批判又导向对语言和文化的深层次批判性思考。

因此,对当时的维也纳知识分子而言,知识活动要么是批判性的,要么就什么都不是。无论他们从事是哲学、音乐还是建筑设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克劳斯式理念的激发,也都认为“应该在人类经验的特定领域,即在艺术家或作家个人最精通的那些领域从事批判,以此去和道德与审美腐化持续地做斗争”。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批判意识,最初就是这种精神在哲学领域的呈现,甚至他喜欢简洁、双关的“语言游戏”,也并不是独有的风格。

与这种交互影响相对应的,则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多面手:正像维特根斯坦既是哲学家又是工程师,卡尔·克劳斯也既是新闻记者又是作家、批评家,而深受他影响的音乐家阿诺德·勋伯格还具有画家和随笔作家的身份。当时的维也纳文化生活注重不是现代人视为当然的专业化,而是一种普遍的教养,被视为与时代文化的方方面面相互关联,因而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探讨哲学,并不觉得“那是只有研究哲学的人才会去谈的话题”。

讽刺的是,虽然对当时的维也纳知识分子来说,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的局面令人生厌,但某种程度上又正是这激发了他们的批判性创造力,以至于对后人来说,那种“世纪末”的颓靡气氛看上去倒像是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无疑,在两位作者眼里,那也是个不可再现的“好时代”——在那之后,文化艺术的专业化使以往那种多才多艺的天才成为绝唱。在一个不断进行专业细分、并筑起高墙的知识生活中,不仅“画家只能是画家,音乐家只能是音乐家”,而且画家、音乐家和工程师显然也理直气壮地不再关心哲学问题,甚至做近代史研究的都不会去关心中世纪历史研究的进展。在这一点上,讨论“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本身就是一个含蓄的社会批评。

这种看法当然也还有讨论的余地,因为它不仅假定了维特根斯坦年轻时在维也纳的经历对他的哲学研究具有决定性影响力,而且也没有看到此后的智识领域专业化并不只是失乐园式的自甘堕落,恰恰是之前那种在咖啡馆里的知识沙龙的逻辑结果。此外,虽然在此维也纳被看作一个极为丰富频繁地进行交互影响的知识场域,但它又被描绘成自成一体的孤独星球,那些维也纳人似乎不受外界影响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不过在这里,确实仍有一个问题值得思索,那就是王汎森曾说过的——为何在某个时代,天才会成群地到来?

那样一个时代,必定是一个思想得以自由流动的时代,就像海洋中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鱼群最丰富。它未必是一个政治和道德上多么自由多元的社会——19世纪末的维也纳就不是,1848年革命后的奥地利是当时欧洲最反动的力量之一,当时执掌帝国内政的亚历山大·冯·巴赫曾被尖刻地批评为背后“站着一支军队,坐着一群官员,跪着一众牧师,爬着一帮反对者”。然而在被视为对帝国的政治和道德秩序无害的文化知识领域,知识分子们尽可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他们所自诩的批判,或许在政治家眼里也不失为减压阀——1879年起担任奥匈帝国首相的冯·塔弗伯爵的执政方针就是促使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一种“轻微不满的制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域的频繁交流互动即便不是受到鼓励、至少也不用担心会遭到阻止,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化学反应下,才会有那么多天才在世纪末的维也纳得以涌现。

“天才”并不像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学习、互动、交流、讨论。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景象便是:信息网络的规模、多样性和效率是决定革新速度的重大因素,因而分享的知识能激发新的知识,一个与人进行频繁交流的天才也能激发出更多天才。在《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一书中,将欧洲文艺复兴时群星闪耀的现象称之为“集体天才”(collective genius),也就是说,让拥有独特能力的人相互关联,各自对同一问题贡献和激发出一些原创性观点,就能对个人和整个研究的突破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个体天才数量可能在各地的人口总占据着恒常的比重,但集体天才则因社会的学习和关联水平不同而差异巨大”,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某些特殊时代的社会中,天才会成群涌现。

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可以说让知识的流动加快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丰富性和复杂性都使不同观念的碰撞、组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可能。历史一再证实,即便是看似不相关领域的观念碰撞,也往往能造成重大进展。如今,值得忧虑的与其说是思想的流动性与丰富性不足,倒不如说是因专业化等带来的自愿“思想隔绝”状态,即人们不再对超出个人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萌生兴趣,而埋头在自己的小块园地里耕种。正因此,在此或许有必要重申:公共知识生活不仅有其必要,而且是一种责任。

已刊2017-10-09《三联生活周刊》 ----------------------------------------------------------------------------------------------------- 勘误: p.29: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一般译作“弗朗茨·约瑟夫” p.102:[到1900年]这场运动就有官方代表出席巴黎国际展览会了:巴黎世博会 p.282:经常出入于巴黎咖啡馆社交圈的白俄罗斯亲王和大公:这里是指1918年后的White Russians,而非作为一个民族的Belarus,宜译为“白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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