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 9.2分

一抷黄土敬苍生

505宿舍的小白
十一假期为了躲避人潮,偷得闲静,自己带了一身简陋的装备就跑到山上去宿营了,原本想着早点休息,第二天早起看日出。没成想打开kindle看起费老的《乡土中国》就停不下来了,就像被什么东西牵着,心中的诸多疑问也明朗了不少……
    费老在这本书里分了十余个章节来从文化、格局、秩序、血缘、权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举例分析,大部分我都深以为意,但是还有小部分,也许是我理解不够,并不能十分认同。我接下来将原文精彩的地方,结合我的理解大致讲述一下。
    乡土社会的基本概况就是安土重迁、世代定居。与欧美的农民不同,由于我国经历了近千年的演进,土地平等的继承,导致中国的农村大多是群居生活,一片土地养活一整个村落,而一整个村落也分别对这一片土地进行耕种管理。美国由于拓植时代,人少地多,所以一片土地一般只有一户人进行种植管理。而这种结构上的差别,导致了民族性的文化差异。
    乡土中国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之中获得的亲密的感觉,是无数次小摩擦所陶冶出来的结果。制约乡土社会的是规矩而不是法律。现代社会是陌生社会,每个人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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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假期为了躲避人潮,偷得闲静,自己带了一身简陋的装备就跑到山上去宿营了,原本想着早点休息,第二天早起看日出。没成想打开kindle看起费老的《乡土中国》就停不下来了,就像被什么东西牵着,心中的诸多疑问也明朗了不少……
    费老在这本书里分了十余个章节来从文化、格局、秩序、血缘、权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举例分析,大部分我都深以为意,但是还有小部分,也许是我理解不够,并不能十分认同。我接下来将原文精彩的地方,结合我的理解大致讲述一下。
    乡土社会的基本概况就是安土重迁、世代定居。与欧美的农民不同,由于我国经历了近千年的演进,土地平等的继承,导致中国的农村大多是群居生活,一片土地养活一整个村落,而一整个村落也分别对这一片土地进行耕种管理。美国由于拓植时代,人少地多,所以一片土地一般只有一户人进行种植管理。而这种结构上的差别,导致了民族性的文化差异。
    乡土中国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之中获得的亲密的感觉,是无数次小摩擦所陶冶出来的结果。制约乡土社会的是规矩而不是法律。现代社会是陌生社会,每个人都不知根不知底,口说无凭,必须要画个押、签个字用法律进行保护自己的利益才行。而乡土社会中,每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么搞不是见外了嘛,倘若真有人不讲信用,那么这个人、这个家族在村落之中的口碑就都垮掉了,这种惩罚的力度在乡土社会之中一点不比现代社会中的坐牢要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一种对“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可以说:法律是为了凝聚陌生群体,而制定出来的一种强制性的书文条款,任何人都必须遵循,是将家变为了社会,即使是家庭成员之间,有时也要法律的约束。法律将家变成了社会。而规矩就是一种熟人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东西,是通过生活的点滴经验而适应产生的结果,它将一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对于认为乡土人没文化这个概念,我们需要理一下。首先,文字的发明是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上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不能当面讲话,所以才找到文字来代替讲话。仔细想一想,用文字来表达相比面对面的讲,更有可能发生词不达意的尴尬,因为没有了表情和动作、情境的配合衬托,单看冰冷的文字是很容易产生歧义的,所以我们才会产生文法,用以减少歧义的产生。所谓语言,就是一个群体从共同的经历提取出了相同的意象,使得人们对于相同的象征会附上相同的意义,产生相同的反应。所以语言是属于一个群体的,他们必须有相同的经验。群体越大,人们的经验就越迥异,共同的经历就会越有限,语言也就越会趋于简单,这一点比较一下方言和普通话就可以有结论。而在乡土社会之中,每个人完全有条件面对面的进行沟通,那么用文字沟通就变得很鸡肋,有种舍近求远的感觉。文字没有运用的条件,自然也就难以在乡土社会中进行推广。其次,文字作为一种记录的工具,是学习历史经验的基础。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因之,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人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并且这种学习是利用了象征体系(一个群体特有的,将特定的情境抽象成一种普适的概念,而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词”)的,把特殊变为一般,进而将一件特殊事情的经验抽离出来总结成一种普适的方法传承下去。动物的寿命是一连串的“当前”,没有什么能够将它分割,而人不同,人的当前是靠整个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这种记忆把世世代代的人串联了起来,把古往今来的“经验”传承了下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仅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所以说灭亡一个民族一定要灭掉它的文化,而灭亡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灭亡它的历史,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摧毁这个民族的语言(象征体系)。而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文字就是记录的最好工具。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生于斯,死于斯,社会基本不流动,上一代的经验可以完完整整的套用在下一代身上,下一代经历的任何一点坎坷都可以在老一辈人身上找到答案和解决方法,一个人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每个人的·一生就像是上一代人的副本一样。就连一讲故事都是“自开天辟地以来……”如若不然,就只剩下“寻常”的当前了。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上一辈人口口相传,时间里没有阻隔,所以只需要言传身教就可以了,怎么用的上文字去记述呢?没有文字生长的土壤,自然也就不会重视文字的学习了。
    乡下人最被诟病的“私”,其实是个群己、人我的界限划分的问题。与西洋界限分明的团体不同,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个圈子也会随着每个人的能量有着适当的伸缩,显达之时可以像贾府大观园一样,不管多远的亲戚都包容的住,假若盛极而衰,立马就树倒猢狲散,极端之时就像苏秦一样“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传统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的能力,这也是国人对于世态炎凉感受极深的原因。儒家最重视的“人伦”,说白了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伦”重在分别,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意思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的事。这种“差序格局”贯穿整个社会,在家中要有亲疏,在庙堂之上要有尊卑,在官场上要有上下。所以孔子要克己复礼,要推己及人,从自己做起去感化周围的人。这也就可以为什么儒家和墨家势不两立了,墨家讲究“兼爱非攻”,这个“兼爱”就是一种博爱,要求每个人对待所有人都报以平等的爱,这在于儒家看来就是扰乱人伦的政策,要人们抛弃亲疏远近,这本身就是反人类的做法,也难怪孟子会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也!。
    家庭这个词从概念来说,是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所以当孩子成年离开家庭,这个所谓的社群就相当于解体了,所以家庭这个概念是一个暂时性的概念。西方的家庭有着明确的范围界定,所以这个社群除了可以完成生育工作以外,可以经营的其他事物极其有限。而中国的家庭是没有详细的界限的,可以通过差序格局通过亲属(一般是单系,也就是沿着父系方向扩散)向外不断扩散,变为一个家族,家族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依人类学上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物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这个基本社群决不能象西洋的家庭一般是临时的。家必需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但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结构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西方的家庭,夫妻是主轴,子女是配轴,子女成年就会离开家庭,他们的政治、宗教、经济都由社会上的团体负责,而不是家庭。所以西方的家庭中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而在乡土社会,家庭是个事业社群,父子之间是主轴,夫妇成了配轴,这两者都不是临时性的,但是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除了普通的感情(和纪律相对应),一切事业都要讲求效率,要效率就要有纪律,而纪律和和私情有是水火不容的,所以中国的家庭有家法,夫妇之间要相敬如宾,女子要有三从四德,父子要尊卑有序,这些都是事业社群的特点。所以在乡下的夫妻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搭伙过日子,而感情的交流实际上很少,中国人的感情,尤其是在两性之间的矜持,不肯在表面流露,也是在这种家庭结构中造就的。
    感情在心理方面来说是一种体内的行为,引发了外表的行为。如果一种刺激和一种反应之间的关联,经过练习已经相当固定的话,多少可以说是自动的,感情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中。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性的,感情的激动破坏了原有的关系,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感情淡漠是社会关系稳定的一种表现。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不像感情,它是低沉而恰契的。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是“亚普罗”式的文化,这种文化认定宇宙中有一个完整的秩序,超与人力的创造,人只需要去接受它,安于其位。另一种文化是“浮士德”,这种文化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把前途看成是无限的创造,不断的改变。这两种文化分别代表了乡土文化和现代社会文化的不同。乡土社会中的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培养出了这种自然而然亲密的感觉,每个人对身边的人都有着高度的了解,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要求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人们之间充分了解。而在乡土社会中人们都是在一个模板下生活,万世不易,而安土重迁的习俗也使得人们生于斯死于斯,空间和时间上都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人们的互相了解,一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在长者看来就是自己的生命轨迹的回放,没有什么隔膜。而唯一的隔膜却是生理上的异同,没有人会完全了解两性的差别,对待异性总会感到一点疏落。生育所需要的男女结合,是基于异而不是基于同的,而婚姻正是在这个异的基础上去求同,这是困难的,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把感情的激动、变化看作生命的主脉。这种企图也是永无穷尽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最后的统一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这个求同的过程,而且求同的过程越深,这种阻碍也就越大,在浮士德的立场来说,生命力也因之越强,意义也就越深。这种企图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是生命意义的创造,但不是经济生产,不是事业创造,恋爱的意义在于不断发现阻碍,再克服阻碍,要的就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从结果说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是依赖于社会关系稳定的事业五法顺利进行。从现代社会看确实是这样,激烈的感情已经使得生育这项最基础的事业摇摇欲坠,浮士德式的精神确实在破坏社会上的基本事业。在乡土社会中,家庭隶属于家族,而家族与其说是一个生育社群,不如说是一个事业组织,而一个事业组织是注重结果的,是强调效率纪律的,感情这种无谓的消耗是不能被容忍的。所以为了不使得这种感情的迸发,男女有别就这么被标榜了,不但进行物理上的隔离,就连心理,也要打上隔离的高墙,男女只在行为上形成应有的恰契,而在心理上的求同是不必要的。所以家庭这种以异性为基础的组合被家族这种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组合所替代,中国乡土社会中以家族为主,体现了通行原则较异性原则重要的表示。
    现在我们常说的法治和人治,法治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够进行治理,而是说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要依靠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靠人来执行,人治也并不是说无法无天,仅依着一个人的权利,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乡土社会也许“无法”,但也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混乱,因为它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礼”与我们如今认为的“礼貌”之意差距还是很大的,甚至一些“礼”是很残忍的,杀人祭旗,葬人陪葬都是礼,礼就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听起来与法并无什么区别,不同点在于,法是靠国家权利推行的,而礼是靠传统。传统是社会经验的累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在乡土社会中祖辈的经验对于自己仍然是奏效的,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传统是十分重要的,有的时候在行为和目的之间不用加以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去做,就能产生奇效,所以在那个时代,好古是生活的保障,。而不像今天一样,被人家认为是思想不通达的老古董。礼并不是靠外在力量进行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之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感,人服礼是主动的。礼与法律道德都不同,不守法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去加于个人,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是会被人所唾弃的。而礼更甚之,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指所指,在无人的地方也应该遵守的,是经过教化而成的习惯。孔子用“克”,“约”这些字去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是一个人主动服从,本能所构成的秩序。礼制必须要在传统有效的前提下进行,而乡土社会满足了这种先决条件。现代社会中,法律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起到保护作用,更重要的是厘定了权利,许多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的社会中,规则是不能够不变的,而乡土社会中却是缺乏变化的,所以如果没有前期铺垫就冒然将法律引入乡土社会之中,很容易造成一种不适应,乡民觉得正确的事是违法的,而觉得坏的行为反而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就会给法治带来很大的阻力,所以一定要快速普及法律常识,不然现代社会的法制观念与乡土社会的礼俗观念的碰撞一定会造成相当的一部分乡民的抵触感。
    论权利,一般有两种观念,一派看重冲突,一派看重合作。前者认为冲突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上层阶级的人握有权利去支配下层。暂时的休战只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只代表着武力的消弭,但是内心并没有顺从,于是在这种口服而心不服的状态下,发生了权利,上层驱使下层,这是一种必须的手段,用以维持阶级的稳定。如果社会不分阶级了,那么眼下的政府、国家就都不应该存在了,这种权利也称作横暴权利。依赖他人独自活下去,分工对于每个人都有利,因为这使得人们用较少的劳力获得较多的收获。每个人都需要干涉他人,也需要被他人干涉,干涉他人就成了我们的权利,而被干涉就成为了我们的义务,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人才能活下去。如果有人不服从这种管理模式,那这时候就发生了共有的权利,这个权利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如果有人不同意这种管理,那就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就是要抛弃千百年来人类社会进化而来的“劳动最小化”方案,而另辟蹊径,自己回归原始,这种权利称为同意权利。其实在当今社会,这两种权利是并存的,只是不同的占比而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表面上看是同意权利,而在种族方面是掺杂了横暴权利的。很多人觉得权利是有诱惑的,其实真正诱惑人类的是权利所产生的利益,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社会荣誉都包含在其内。同意权利下,拥权者不是为保障自身利益,所以需要社会荣誉和高薪去弥补。而横暴权利就很明显了。在没有经济利益可得的地方,横暴权利也不容易滋生。例如在一些贫瘠的土地上,横暴权利并没有滋生,这就是因为在定量土地上,产出也是定量的,如果统治者在统治原住民之后发现,产出的粮食在解决了自己和奴隶的温饱之后,并不能有大量盈余的粮食,那么也就没有统治的必要了,所以农业民族的斗争中,最常见的就是把原住民赶走,将土地占为己有自己耕种,在土地利用到达饱和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屠杀原住民来保证自己的发展生存,这也是东西方古代战争烈度差异很大的原因之一。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各个王朝的兴衰规律中也可以看出,每次亡国之前,总是会伴随着王族的大兴土木、挥师远征之类的大事件。农业文明中的皇权很难滋养强大的横暴权利,因为土地有限,粮食产出有限,和平年代人口不断增加,国家的可支配财产相对变少了,因为在农业经济下,土地所能产出的经济是固定的,人多了,消耗的也就多了,结余的少了。这时候如果国家再发起大型工程建设,导致储蓄的粮食难以满足人口的基本消耗,这就会使得民心慌乱,如果赶上战乱、灾荒等事件,就更加焦头烂额,而如果皇权继续加大对内的压力,就会变成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战乱绵绵,人口减少了,分久必合,这时候就出现了没有比休养生息更诱人的局面,皇权力求无为,养民养到一个地步,皇权的力量积攒到一定地步,就又开始周而复始的进行了。也就是这样,许多人为了皇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
    在乡土社会除了上述的两种权利,还有一种权利是发生在社会继替的过程中,是一种教化的权利,就像我们前边说的,教化是一个刚出生的人对于已存在的社会、文化、规矩的一种接受学习,每个要在这逆旅里生活的人就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这些众多规律不,从心所欲而不碰着铁壁。这样发生的权力,既不是横暴也不是合作,既没有阶级的压迫,也没有社会契约的方式去尊重各个人的自由意志,因为所谓契约必须先假定各个人的自由意志,每个人虽然不能自由解脱权利,但是在契约生效前必须满足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很显然在教化过程中并不发生这个问题,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他所要学习的那一套,我们称作文化的,是先于他而存在的。我们不用“意志”加在未成年的孩子的人格中,就因为在教化过程里并不需要这种承认。其实,所谓意志并不象生理上的器官一样是慢慢长成的,这不是心理现象,而是社会的承认。只有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才算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所以孩童在18岁成年之前,社会不承认个人意志,所犯的一些错误会被从轻量刑,这是因为社会认为你思想未健全,还没有能够真正承担自己所做事的社会责任,一旦你成年了,有了个人意志,那么你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员,任何所作所为将不会有理由进行推脱。同样在法律判决中,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判定也是如此,如果患有精神病,那么久可以认为他失去了个人的意志。所以“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教化性的权力虽则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事实上固然并没有这种社会,但是乡土社会却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 都是描写政治活动的单纯。也是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所以为什么传统社会对于尊老有着特别的偏执?因为文化象是一张生活谱,我们可以按着问题去查照。所以在这种社会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成年的界限。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才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三人行,必有可以教给我怎样去应付问题的人。而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根据长幼之序。
    所谓血缘社会是说,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血缘社会是稳定的,这个稳定指的是社会结构的稳定,社会的个体是会随着时间而消亡的,但是个体所在的社会位置、地位,却会随着生育去进行继替,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商人的儿子还是商人。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分、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我们有谁曾认真的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想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而地缘就是血缘在空间上的一种体现,乡土社会的稳定性使得一支血脉会在同一个地方扎根、繁衍数十代之久,直到遇到天灾人祸不得不迁徙,或者这片土地不足以维持其上人们的生活温饱,这时候一部分人会像细胞一样,分裂出一个新群体,远走他乡去开辟新的家园。虽然离开了故土,但是乡土社会讲究个同根同源,即使相隔千山万水,故土之于族人,就像是母体之于婴儿一样,是血脉相连的。所以我们的祖先有一种身份认同叫做“祖籍”,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叫做“思乡”,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叫做“落叶归根”。在古代即使迁移到一个新的地域,并且生活下几代之久,但凡说到籍贯,那说的还依旧是故土。而且如果迁移到一个已经存在的社区之中,那么即使过了几代之久,这些人依旧会被本地人称作为“客边”,在乡土社会,融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地缘群体是非常之难的,因为地缘就是血缘的投影,没有人会将一个外来的人当做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事实上,外乡人想要融入村子,要不就是在村里有自己的土地。要不然就是通过婚姻的办法进入当地的圈子。在乡土社会土地是不能自由买卖的,由当地的氏族所掌握,外乡人很难得到土地,而本地人也不会轻易与外乡人产生婚姻关系。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我已说过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可是就在这个特性上却找到了他们在乡土社会中的特殊职业。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这在我们社会里看的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象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但是这种亲密是一种平衡,互有往来才是正道,但如果长期是一边倒的,那就很难以为继了,这时候就需要强制的力量。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定的单位,清算时可以正确;有了这媒介可以保证各人间所得和所欠的信用。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实质上馈赠和贸易都是有无相通,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普通的情形是在血缘关系之外去建立商业基矗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街集时常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方,各以“无情”的身分出现。在这里大家把原来的关系暂时搁开,一切交易都得当场算清。因为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社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分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前边已经讨论过了权力的性质,主要分为三种,在社会冲突中发生的横暴权利,在社会合作中发生的同意权利,在社会继替中发生的长老权利。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还隐藏着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只在特定的时期起作用。乡土社会的稳定,造就了纲常伦理的礼制情节,这种缓慢到近乎不变的社会节奏,使得长老权利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当遇到社会动荡,变化激励的时候,就会出现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形。社会结构,像文化的其他部分一般,是人造出来的,是用来从环境里取得满足生活留要的工具。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人要它变的,要它变的原因是在它已不能答复人的需要。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这时候就需要有新的方法被发明,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现代社会是一个变化激励的社会,这种权利也在抬头。我们要明确,无论怎样,社会都是在变化的,只不过有快慢之分,当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这社会是安定的,反之则是一个变化激烈的社会。想要社会的安定,一种办法是使得社会变迁的速率降低到可以和世代交替速率一致,传统慢慢的进行转变,不至发生冲突。另一种办法就是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在这几种权利中,对于“反对”是有着不同看法的。横暴权利是不能容忍反对的,是要镇压的。而同意权利的基础是契约,是要满足个人意志的,这时候反对是合理和必须的。而在时势权利中反对体现在一种对垒模式,不同的人对于统一问题的不同答案。在长老模式中,是通过教化来体现的,是一种有知对无知必然教化,如果这些教化是对的,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是错的,这种就会受到权威的挑战。而在变化缓慢的社会中,为了与这种缓慢的变化形成同步,长老全力就利用注解来实现,在承认长老权利的前提之下,通过注释、注解潜移默化的修改原意。久而久之我们也会发现与原著原意产生了巨大的差别。这种缓慢的变化,是长老权利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变化的一种方式,但这只适用于变化缓和的时代,一旦遇上了像春秋战国,或是19世纪初那样烈度的巨变,那反应出来的就是流血革命、“礼崩乐坏”了。
    看完全书之后,我脑海中就不自觉的浮现出一幅画面:夕阳西下,铺满橙红渐变色的乡间土路之间,一个满脸沟壑的中年男人,微微佝偻着腰,一手拿着锄头,一手牵着身后的老牛,脚步迟缓而稳重。牛上坐着一个穿着麻布马褂的孩童,咧着嘴好奇的四下张望,一边催促着中年人快点牵牛回家,好早点吃饭。中年人回头憨厚一笑,纵横的皱纹把眼睛深深埋住,路经一片坟头,中年人平静的望过去,随即牵着牛晃晃悠悠的沿着土路走下去,太阳西垂,影子越拉越长,身影园区,脚印却分外清晰。
    这里的风景千百年间都没有变过,只是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这里的庄稼年年都金黄低垂,只是田垄间的身影既陌生又熟悉。我们的祖先在这土地上生活了千百年,取之于土地,还之于土地。我们总是感慨乱世之中的英雄豪杰,总是赞叹治世之时的干臣明君,总是迷恋才俊美人之间的浪漫情事,但是背后万千土色的脸庞却被当成可有可无的背景色。在我们慨叹于时代的佼佼者之时,我们更应该看到身后的那万千身影,王朝更迭,时代变幻,五千年的光阴,这些人坐在田垄之间看尽日出日落,历经春夏秋冬,迎新生送白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人活成这土地的模样,扎根于此,生于斯,死于斯。不觉生老病死,不问春去冬来。
    走出帐篷,太阳已经隐隐露出一隅,沙土路被照得分外火红,握起一把黄土,扬洒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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