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 ——九州方圆的动态演变

驼毛
《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是周振鹤先生早年的代表作,1990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在香港出版,和葛兆光《汉字的模仿》、葛剑雄《亿兆斯民》、邹逸麟《千古黄河》共同收入“百家文库”丛书。全书正文共310页,约12万字,2009年由上海书店再版。
        周振鹤先生是当代的历史地理学名家。1978年,他和葛剑雄先生一起考入复旦大学,师从谭其骧先生读研究生。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侯仁之两位先生是新中国历史地理学教育的奠基者,分别建设发展了复旦、北大、陕师三校的历史地理学。周葛两位先生投入谭先生门下,同样治历史地理学。周先生是工科出身,考入复旦之前就读于福州大学矿冶系。除历史地理学之外,周先生同样在文化语言学、近代新闻史等多方面有所成就。周先生早年先于《体国经野之道》成书出版的另一名作《方言与中国文化》便是文化语言学和历史地理学的交汇之作。
        《体国经野之道》试图研究的内容是中国行政区划的沿革史。沿,沿用继承;革,变革发展,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就是研究各朝代行政区划演变的历史,并探究行政区划形成的核心因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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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是周振鹤先生早年的代表作,1990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在香港出版,和葛兆光《汉字的模仿》、葛剑雄《亿兆斯民》、邹逸麟《千古黄河》共同收入“百家文库”丛书。全书正文共310页,约12万字,2009年由上海书店再版。
        周振鹤先生是当代的历史地理学名家。1978年,他和葛剑雄先生一起考入复旦大学,师从谭其骧先生读研究生。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侯仁之两位先生是新中国历史地理学教育的奠基者,分别建设发展了复旦、北大、陕师三校的历史地理学。周葛两位先生投入谭先生门下,同样治历史地理学。周先生是工科出身,考入复旦之前就读于福州大学矿冶系。除历史地理学之外,周先生同样在文化语言学、近代新闻史等多方面有所成就。周先生早年先于《体国经野之道》成书出版的另一名作《方言与中国文化》便是文化语言学和历史地理学的交汇之作。
        《体国经野之道》试图研究的内容是中国行政区划的沿革史。沿,沿用继承;革,变革发展,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就是研究各朝代行政区划演变的历史,并探究行政区划形成的核心因素、影响行政区划演变的原因等内容(前言)。书名“体国经野”一词来自《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朝尚无严格的行政区划,唯有“国人-野人”的区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周天子建国时,应当先确定地理方位,划定“国”和“野”的界限,从而设立官职、管理百姓(p5)。

        《体国经野之道》全书除前言外共分十二章。第一、二章介绍行政区划的由来:秦始皇行郡县制,汉代及西晋两次出现“封建”的回光返照。第三、四、五、九章分别论述了行政区划的四个因素:层级、幅员、划界、等第,其中层级制度是行政区划的核心,周先生还据此提出了“两千年三循环”的总结观点。第六、七、八、十一章分别论述影响行政区划的政治、自然地理、分布、文化因素,第十章专门介绍了“军管型区划”这种特殊的区划。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也对当下的中国行政区划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周先生个人的建议。
        从上述的各章介绍中不难看出在章节结构的安排上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逻辑线索。比如,书中的第六章专门论述了影响行政区划的政治因素,但其实是第三到五章的小结,对前面三章的内容有所重复。而影响行政区划的文化因素本该和六七八章放到一起,但在《体国经野之道》中却被放到了第十一章,不免有结构零散之嫌。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在《体国经野之道》的基础上,周先生扩充写成《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一书。浏览这本书的目录,不仅删去了第六章,还将第十一章放到了“等第”变化之前,正印证了笔者前述的结构之弊。
自然,瑕不掩瑜,以上的议论算不得书中内容的“豕苓桔梗”。必须要说明的是,在《体国经野之道》前,虽有关于行政区划的文章,但是专著极少,周先生通过系统的论述,厘清了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可谓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先声。下面,就来谈谈书中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行政区划的由来。前文已提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分封而行郡县,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开端。秦王朝作为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将全国领土划分为不同层级(即郡、县)的行政管理区域,在各个区域内设置地方政府,并分配或授予地方政府以一定的财政军等权力(p3)。虽然,《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等书均有诸如“九州”等对于先秦以前行政区划的表述,但是周先生认为,“所谓的行政区划,是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想联系的。(p9)”,因而秦才是真正的开端。相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行政区划,其实质是分民而不分土(p9),这和春秋时期分封制的“分土”是迥异的。
        两汉、西晋曾两度出现分封制的回光返照,汉高祖和晋武帝都吸取前代政权灭亡的教训,分封皇室子弟以保卫政权的延续。两位皇帝以为让皇室子孙拥有权力,就能联合起来,防止外姓发生叛乱;即使发生叛乱,也能团结御外,拱卫皇室。但实际上,西汉的“七王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都源于错误的分封。其后的历代王朝,实际上都摈弃了分封而行郡县(如,明太祖也分封皇子,但只封王而不封土,和汉晋两代不同)。
        接下来,周先生详细介绍了行政区划的三大因素:层级、幅员、边界。其中,层级是核心因素。
        层级。周先生将两千年来的行政区划层级分为三类:最底层的是“县级政区”;中间的是“统县政区”,即秦汉之郡,宋辽金之州;最高层的是“高层政区”,如唐之道,宋之路,元明清之省。(p54)只设置了县级、统县两政区的是为“二级制”,设立了高层政区的则为“三级制”。
        行政区划的层级一直在两级制、三级制之间徘徊,秦汉采取郡县两级制,魏晋南北朝因为战乱频仍、政权分裂的复杂原因采取州郡县三级制,隋唐吸取其教训改为州(郡)县两级制。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到宋辽金,又转而设置道(路)州县三级制。元朝幅员辽阔,区划特殊,采取多级复合制。明清到民国初年,又回归到简化的二级制。当代,虽然实际上行政区划十分混乱,县级市(甚至出现了“镇级市”),地级市管县级市,不辖县的地级市等现象比比皆是,但是《宪法》规定,我国仍然是“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二级制。
        行政区划的层级演变为何一直在二级制和三级制之间来回循环?实际上,这触及到了行政区划的核心问题,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二级制中,只有郡县两级,则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可以只跨一级便直达到县级政区。但是,中国的统一政权历来幅员辽阔,如果要提高政令传达的效率,采用二级制则要划小各政区的幅员,但这又增加了政区的数量。如果郡一级辖区过小,当发生跨郡的农民起义时,郡太守也将束手无策(p30)。因而,便出现了三级制。
        实行三级制就意味着在郡上还要增加一个高层政区,但是赋予了高层政区以权力,则会使地方有割据之险。虽然高层政区可以抵御农民起义之类的外在叛乱,但是,如果地方长官自行割据,则王朝难以制衡。因而周先生提出,在中央集权为高度发达之时,实行三级制会带来分裂之危。
        可以看出,层级的二级或者三级问题就是中央授予多少权力给地方的问题。中央的权力大,则中央重地方轻(内重外轻,强干弱枝),反之则中央轻地方重(内轻外重,弱干强枝)。地方的长官如果集中了财政、行政、军事大权,则有了叛乱的物质基础,威胁中央政权。“安史之乱”便是一个例子,安禄山作为范阳、平庐两节度使,还身兼河北道采访使,因而拥有财政军大权,发动叛乱。
        宋朝力破其弊,收束地方权力,虽然同样采用路-州-县三级制,但是路的权力却进行了分散。路不能同时拥有地方的财政军三权,三权分属不同的监司。由此,宋朝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复式路制(p42)”,即州以上的行政区划(路)各不相同。例如,一个县的财政权和军事权归两个路管,但是管财政的“路”和管军事的“路”各不相同。而且州不对路负责,而直接对中央负责。这样,中央拥有对于州的直接管辖权,宋朝也因此达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开了后代高度集权的王朝先河。
        但是,这样一来,地方的权力变得非常之小。“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p43)”申请拨一粒米都得直接找中央。因而,如果有外敌入侵,地方则被轻易破之,毫无自御之力。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便是明证。
        二级制政权灭亡,后续政权则采取三级制;三级制政权灭亡,后续政权则采取二级制(清朝几乎全盘沿袭明制,几无变化,是最特别的个例)……两千年来,行政区划的层级因而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中摇摆。但是,在二者的摇摆间,总趋势仍然是走向了高度的中央集权。
        除了层级,幅员和区划的划界也同样贯穿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矛盾。幅员关联着层级,前文已简要提到。划界,也同样反映着着中央集权程度的强化。
        划界原则有二,一为在蒙元帝国以前占据主流的“山川形便”原则,即行政区划的边界主要依据自然界名山大川的边界来划定,不破坏自然地理区域;蒙元帝国开始,则主要采取第二条原则:“犬牙相入”,即行政区划边界跨过山川的边界,如同犬牙一般互相错置。为什么这样?原因十分明了,如果行政区划的边界设置不跨过山川边界,那么因山川阻隔,地方极易依赖山川天险而形成割据,固守一方。最知名的例子是四川盆地,这片区域处于高原大山的包围之中,历来有“蜀道难”之名,外界难以进入,因而战乱之时,此地往往能偏安一隅建立政权(例子很多,诸君自明)。而元朝以来,采用犬牙相入原则划界的则大大超过山川形便原则。例如,今天的汉中一带位于秦岭之南,本该划入四川,但因“犬牙相入”的原则,跨越了秦岭的边界,将汉中划给陕西,这样一来,四川北部便缺少了秦岭这一大山的防卫而减少了割据的一个条件。
        在影响行政区划的各大原因中,最重要的显然是经济因素。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里,小农耕种的经济形式对行政区划的影响在在皆是。例如,行政区划的等第以户数区分,因为人口户数是农耕时代的主要生产力,人口多则大抵经济发达,因而行政区的等级也高。相同政区,户数少的则等级低。例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详细记载:“(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p230)”同样,政区的分布也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初,北方经济优于南方,政区北密南疏;安史之乱开始,南北方经济开始发生逆转。唐玄宗天宝初年,南北方户口数尚为4:5;北宋初年,南北方户口数已经达到3:2。因而其后南方政区的设置数量超过北方,同时密集程度也高于北方。
        军事、方言、宗教、数字、交通同样影响政区的设立及分布。数字方面,例如,秦朝“度以六为名”,郡数都是六的倍数,最开始设置三十六郡,最后为四十八郡。西汉又迷信五,除首都三郡外全国共一百郡。方言方面,例如,福建省方言杂处,闽东、闽北、闽南、客家、莆仙话五种次方言跨越了八闽之地。但是,莆仙话和闽东、闽北、闽南方言的差异很大,甚至比湘方言和赣方言的差异还大,根本无法和周边郡县通话。因而,从宋代设立兴化军(治所在今天的莆田)开始,元朝的兴化路,明清的兴化府,到今天的莆田市,莆田始终只辖有莆田、仙游两地,管辖地域千年未变,实属罕见。这就是因为其方言、文化特殊,同周边差异较大,因而影响了行政区划。其他的因素不一而足。周先生还专章介绍了军事型政区,即宋朝的“军”、明朝的“卫所”等,亦即军事因素对于行政区划的影响。
        全书末尾,周先生对当下的行政区划提出了划小省辖区(使省级行政区的数量达到四五十个),处理好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的关系等建议。不过,现在离本书出版已经过去了约三分之一个世纪,二十七年前,中国直辖市尚且只有三个,而二十七年后,甚至出现了“镇级市”这一新的区划产物,时代殊矣,建议自然也会因时而变。
笔者读的是《体国经野之道》在27年前的出初版,因而鲁鱼亥豕之误众多。书中个别史实也有错误。例如第四章中第三节(1)统县政区幅员变化的总趋势中提到,“汉代从北地郡分出天水郡等等(p72)”。查《汉书·地理志》可知,实际上,应当是从北地郡分出安定郡,天水郡是由陇西郡分出的。再如,书中p128和p44两次引用文天祥之语,但前后引文有小小的出入。当然,数十万字一人写就,这也在所难免。
        另外,因为是写给大众的学术著作,难免有“大纲”的特点,许多地方给后代学人留下了细密考证的空间。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增添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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