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 地平线 7.8分

拾起“几乎不存在的记录”

王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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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蒙娜那儿交完稿件出来后,博斯曼斯准备前往拉佩鲁兹街街角的咖啡馆改稿子。走在路上,他突然生发出一种感慨:

他情愿呆在这个街区。他感到自己走到人生中的一个十字路口,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边界,他在那里可以冲向未来。他脑子里第一次想到‘未来’这个词,以及另一个词:地平线。那些晚上,这个街区的条条街道上空无一人,十分安静,这是一条条逃逸线,全都通向未来和地平线。

“未来”和“地平线”,这两个在博斯曼斯的脑海中平行的词语,是否意味着同样的含义?“未来”是线性时间线的延长端,而“地平线”在普通人眼中也始终是“线”,它似乎和“未来”一样,线性、遥远。然而,从整体认识来看,“地平线”最起码是一个环形,而且,要是跳出地球来看,那么在这个球体上我们就找不到“地平线”了。当然,我们的主人公博斯曼斯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正如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所说,“通过几乎不存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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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蒙娜那儿交完稿件出来后,博斯曼斯准备前往拉佩鲁兹街街角的咖啡馆改稿子。走在路上,他突然生发出一种感慨:

他情愿呆在这个街区。他感到自己走到人生中的一个十字路口,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边界,他在那里可以冲向未来。他脑子里第一次想到‘未来’这个词,以及另一个词:地平线。那些晚上,这个街区的条条街道上空无一人,十分安静,这是一条条逃逸线,全都通向未来和地平线。

“未来”和“地平线”,这两个在博斯曼斯的脑海中平行的词语,是否意味着同样的含义?“未来”是线性时间线的延长端,而“地平线”在普通人眼中也始终是“线”,它似乎和“未来”一样,线性、遥远。然而,从整体认识来看,“地平线”最起码是一个环形,而且,要是跳出地球来看,那么在这个球体上我们就找不到“地平线”了。当然,我们的主人公博斯曼斯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正如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所说,“通过几乎不存在的记录(non-existent documentation),莫迪亚诺为过去平添迷人的生活气息,同时以单一的声音道出巴黎的都市风光”。在《地平线》中,博斯曼斯始终在寻找着之前的记忆,“他感到自己患有遗忘症”,因为他的记忆总是难以连贯且缺少共同的见证者。他捕捉记忆的方法就是基于过去的名片、街道名字、电话号码等“文献记录”(毕竟它们应该是不会说谎的),而其回溯主线则是通过其女友玛格丽特·科勒兹的经历组织起来的——从她在黎塞留代理行的秘书工作,到费尔纳家的家庭教师,再到安德烈·普特雷尔的家庭教师,最后消失,中间还穿插着他们相识的过程和布亚瓦尔的骚扰。博斯曼斯顺着科勒兹的脚步来标记自己的过去,殊不知科勒兹的脚步仅是她被赋予的身份特征,只是一个个符号而已。所以,即便科勒兹的雇主们、敌人们都一个个来到现在的博斯曼斯面前——他曾与布亚瓦尔见面、与伊冯娜·戈谢在咖啡店偶遇,但最终他的记忆之树并没有变得枝叶分明,而是像不断生长的块茎一般变得更加厚重而庞大。

同样地,名字,在博斯曼斯的回忆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是记忆洪流中的一根根飘扬不定的水草,博斯曼斯想要努力地去抓住它们、用力攥紧它们,所以一遍遍地强调它们,虽然有时候会突然闪现出一丝亲近,但就如水草柔弱的根部承受不了挖掘与冲刷,这一丝亲近往往迅疾而逝。在以博斯曼斯的叙述角度回忆在普特雷尔家的时候,伊冯娜·戈谢、安德烈·普特雷尔两人每次都是以全名出现,只有两次“意外”——一次是提及了一个属于“安德烈”的房间,另一次是谈论安德烈·普特雷尔的书的时候,“普特雷尔大夫对他露出了揶揄的微笑”。仅有这两次,而且前者是带有复述戈谢的话的性质,而后者是就是那种迅疾而逝的亲近。总的来说,博斯曼斯“对这些人一无所知”,但“存留的罕见记忆相当确切”,有些记忆甚至总是会找上门来,而且和巴黎的某些区域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圣克卢门广场上的红砖教堂”就会唤起博斯曼斯第一次出走的不悦感,所以博斯曼斯喜欢巴黎东部的新街区,就像之前我们引用过的那句“他情愿呆在这个街区”,这里的“这个街区”指的是巴黎布瓦西埃(Boissière)地铁站、拉佩鲁兹街(Rue la Pérouse)周边的街区,而圣克卢门广场(Place de la Porte de Saint-Cloud)则位于巴黎西南一隅。然而,即便是让博斯曼斯感到快慰的东部街区,到了这场记忆寻旅的后期,也显得不再稳定。

他急于离开这条大街。他脚下的土地似乎在塌陷。四十年来,为打下这一个个桩基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又有何用?它们已经腐烂。

那些存在于叙述者记忆中、本是代表着外部物质世界的街道名、电话号码、人名,在如侦探小说般的探寻中,逐渐显露出些许现实的端倪,但最终都没有经得起记忆的拷打,都软弱地缩回了记忆之中,成为一串串游离的符号。

那么这些游离的东西要不要保留?

答案很明确,要的。

这里仅举一个“证据”——博斯曼斯找西蒙娜打印自己的手稿,然而西蒙娜的打印机键盘并不完全适合法语,导致他的文章中出现其他国家语言的字母,然而博斯曼斯情愿如此,并觉得“要是书有幸印出,得保留这种符号”。

不管怎样,他虽然想用十分清楚的法语来表达,却仍像西蒙娜·科尔迪埃的打字机一样出自外国。

虽然博斯曼斯并不是很清楚那是哪一国的文字,但他下意识地认识到那种夹杂着异国编码的叙述方式的重要性。当然,这背后还有更值得发掘的东西,这里由于篇幅限制就不详述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细细品味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地平线》,相信会有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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