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5-

白安

2017年10月5日

——44/1369——

摘抄

1.本书旨在对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农业社会(简单地界定为绝大多数人口都以土地为生的国家)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进行解释。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找出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农村两大群体中的一方或双方才能够演变成极其重要的力量,从而推动了不同形式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出现、右翼专制(即法西斯政权)和左翼专制(即共产主义政权)的崛起。

2.通常社会在发生巨变的过程中,受变化伤害的人的命运是很难被察觉到的。在圈地运动进程中,有财产需要捍卫的人通常来说总是会比那些没有财产的人更有能力经受住冲击。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许多小业主们仍然会因为圈地运动而遭受到巨大的伤害,再加上他们需要为扎篱笆和挖沟渠支付成本,因而被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自身财产权非常脆弱的人以及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的人都未能出现在历史记录中,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需要捍卫的财产。“这些无地或者近乎无地的劳动力与那些因为土地合并而无法生存的小租地者才是圈地运动的真正牺牲者,除非人们能够时刻把他们记在心中,否则他们也会因为不被统计在列而成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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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5日

——44/1369——

摘抄

1.本书旨在对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农业社会(简单地界定为绝大多数人口都以土地为生的国家)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进行解释。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找出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农村两大群体中的一方或双方才能够演变成极其重要的力量,从而推动了不同形式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出现、右翼专制(即法西斯政权)和左翼专制(即共产主义政权)的崛起。

2.通常社会在发生巨变的过程中,受变化伤害的人的命运是很难被察觉到的。在圈地运动进程中,有财产需要捍卫的人通常来说总是会比那些没有财产的人更有能力经受住冲击。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许多小业主们仍然会因为圈地运动而遭受到巨大的伤害,再加上他们需要为扎篱笆和挖沟渠支付成本,因而被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自身财产权非常脆弱的人以及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的人都未能出现在历史记录中,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需要捍卫的财产。“这些无地或者近乎无地的劳动力与那些因为土地合并而无法生存的小租地者才是圈地运动的真正牺牲者,除非人们能够时刻把他们记在心中,否则他们也会因为不被统计在列而成为牺牲者。”

——我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想法正是如此。“一个透明的、不存在于任何正式记录的阶级。”

3.也许,一次暴力革命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以牺牲国王为代价来巩固议会的力量。

4.议会是一个灵活的制度,该制度一方面搭建了一个舞台,使得新的社会阶层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愿望而进入这个舞台,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种机制,用来和平地解决这些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5.当我们将英国与其他那些议会力量并没有得到发展的国家各自的发展进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这一点显现得更为清晰。那些土地贵族(包括绅士和贵族)在生活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商业特征也意味着,当时并没有太多贵族群体对工业自身的进步坚定不移地加以反对。尽管有不少属于他们群体的成员表达出许多相反的情绪,但是公平地说,在土地贵族中最具影响力的那一部分扮演的是在政治上为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保驾护航的角色。在19世纪,他们以新的方式继续这样做。另一个主要后果是对农民阶级的破坏。这一点对和平的民主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亚于议会力量的加强,尽管这一结论有些残酷无情,但是其根据却是有力的。这意味着在英国,不存在像德国、日本和印度那样强大的反动和保守力量,因而其现代化取得了进展。当然,它也意味着以俄国和中国方式发生农民革命的可能性在英国的历史进程中被剔除了。

6.“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政治制度仍然是贵族和绅士阶层们尤其是那些大产业世袭者的手中玩物。”这一制度的核心圈可能都不超过1200人。

7.决定英国社会民主发展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拥有土地的绅士和贵族阶层脱离国王获得了独立,二是这一阶层为了应对那些拥有强大经济基础并在发展壮大的贸易和制造业阶层而将农业商品化,三是英国最终解决了农民问题。法国社会则是通过一条不同的路径进入现代世界的。法国的贵族阶层,或者确切地讲,这一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并没有想方设法获取高度的独立,而是变成了国王的附庸。

——法国说的是官僚主义吧。中国和法国都是官僚政治,英国则是贵族政治。

8.法国贵族拥有可能不那么清晰但非常确定的法定地位,同时他们对农民上缴的租金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两大特征将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把法国贵族与英国绅士阶层区别开来。

2017年10月6日

——206/1369——

语言冗长沉闷,更适合看论文总结的二次资料。不过知网论文好贵…等上班之后买个账号下论文吧…

所以就暂时搁置了。

2017年10月10日

中午吃饭的时候看了《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的3篇解析论文,其中李江的“农民、革命与现代社会的形成——重读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还挺不错的。看完对摩尔的思维方式和信息组织方式很感兴趣,决定明天继续看原书……

其它2篇论文目录:

1.进入现代社会的民主之路——读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作者:王皓伟

2.关于《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若干认知 作者:陶铸

2017年10月11日

——413至464,中国部分——

摩尔的视野比亨廷顿更加开阔,而且在这种视野范围里,他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理论。他把社会组成分析得很透彻,然后从社会组成的视角上,去分析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现代化)。

不过他的读者群应该比亨廷顿少,因为他太难读了。他很少用总结句,而采用了“长句+长段落意群”的方式;不爱解释专用名词、也不爱说明前因后果这个毛病,对普通读者来说,简直是灭绝师太一般的存在。他的语言冗长,不过因为有见地,所以看下去还是挺有启发性的。

PS:为了减少阅读障碍,我直接从中国部分开始读了。不过还是很容易走神orz

对之前想做的那个小游戏的启发:

阶层其实是社会组成。在原始社会的人数上,社会还未分化,组成是十分简单的。当人数聚集到一定程度,开启了另一个模式,类似于《孢子》的几个阶段。有相同社会特征的个体聚集成一个阶层,社会成分开始复杂化,个体的丰盛开始下降。

书摘:

1.原文:非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现代化进程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想法:不同的道路可以通向同一方向。之前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感觉历史制度并非如马克思所言一直进步发展,因为现在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和改革,以前似乎也发生过,也许只是规模大小的不同,以及表面名目的不同(尤其名目一点,太具欺骗性了)。

2.原文:远在我们的故事开始之前,中国固有的政治体制已经彻底解决了其间存在着的与土地有着紧密关联的混乱的贵族制度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不用去考虑这一巨大的转变究竟发生在哪一个阶段,只需要指出那个帮助皇帝招募官僚从而更好地对抗贵族阶层的著名的科举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就可以了。

3.原文:帝国统治下的中华社会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与西欧封建制度晚期所发展出来的城市贸易和制造阶级相类似的阶级,虽然在这方面也曾出现过一些萌芽。帝国成功地确保了国家的统一,这可以被看作是造成这种差异的较为显著的原因之一。在欧洲,教皇和皇帝之间、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冲突使得城市商人能够突破传统农业社会的坚硬外壳,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这样一种多方参与的竞争中,城市商人是竞争各方赖以获得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更为深入地探询之后,我们可能会马上意识到,对于士大夫们来说,赚钱的营生绝对是一个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的巨大挑战,因为拥有大量的金钱,也就意味着人们获得了另一种可以爬上社会名望和地位阶梯的方法,也为其获得比原先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合法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无论搬出多少儒家说教、多少个人行为规范都不能指望永远掩盖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赚了大钱的人完全可以购买到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美好事物,甚至还能够购买到他人对自己的敬重,这种敬重的程度还可能颇高。如果这种情况开始变得普遍,情势开始失控的话,那么士大夫们经历千辛万苦获得的古典文化知识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不合时宜了。在这种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背后,即其最深层次的根源,是巨大的物质利益。

因此,中国的士绅阶层之所以没能成功地适应现代时期,并不是因为天生缺乏足够的适应能力,而是因为缺乏一定的激励因素,同时也因为他们在这一历史情况下总是能够找到可供选择的其他出路。在大多数时间里,规模足够大的市场并不存在,这使他们试图适应现代社会的这种努力无法体现出其价值。当市场真正出现的时候,在市场形成的地方,士绅阶层反而摇身一变成为依靠自己的政治关系来收租的群体,而不是农业中的实业家。只有一小部分人走出了这一步。但是,正是这一小部分人形成了这一强大历史趋势的先锋力量。考虑到中国士绅阶层所面临的情形,很难想象他们还能做出些什么不同的举动。就像所有正在衰落的统治阶级一样,中国的士绅阶层尽管还远谈不上是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统治阶级之一,但是其悲剧性命运仍然是可叹的。

想法:这观点稍微偏颇,不过是挺有意思的。以前有看过一个观点:中国的资本无法萌芽,是因为中国的阶层上升方式,都集中在科举和从政上面。而西方没有科举制,所以唯一的阶层上升方式是商业。

4.原文:每个国家,甚至包括俄国,人们都可能在某些时间段内发现新兴的政治阶层,这些政治阶层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所称的Stande,是一些占据了一定社会地位的团体,拥有很强的集体识别特征并得到公众认可的豁免权,他们会小心地守护,确保这些豁免权不受其他团体特别是国王的侵犯。

5.原文:中国社会的土地财产不能轻易从政治机构中分离出来,充当一种基本的政治力量,因为地产正是借着政治机构而获益的。帝国制度不仅是他们用来确保自己所拥有的地产能够获益的方式,而且也是人们获取更多地产的一种手段。

6.原文:从整体上看,当时中国的现状排除了出现自由的贵族式反对意见的可能性,这样一个事实使中国在面临新的历史挑战时不再能够像往常那样灵活自如地去回应,这也帮助我们解释清楚了在中国这个案例中所出现的一个新特征,那就是,中央政府几近全盘解体。清朝政权的许多重要特征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但是由于受到西方势力的冲击,该政权在不到一百年时间内就彻底地分崩离析了。

在其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清政府陷入了一个极为严峻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镇压内部的叛乱同时对付外来的敌人,它需要获得更多的钱财。另一方面,要获得更多的收入,就必须推翻整个士绅特权制度。国家要获得足够的收入,就需要大力鼓励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当时的海关完全由外国人掌控着这一事实也使得推行这样的政策难上加难。要提高政府的收入同样还需要推行一种高效的税收制度,并制止官员在帮助政府从老百姓那里收敛钱财的过程中拼命为自己捞取好处。如果这么做的话,政府就截断了士绅阶层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从而会鼓励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发展,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最终必然会在与士绅阶层的激烈竞争中逐步占据上风。只要政府本身对士绅阶层仍然有着极大的依赖,那么这样一条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有像俾斯麦那样一个精明而又强势的统治者才能承受得住不得不付出的巨大损失,以疏远那些重要的群体为代价,尽管这些群体在他推行他自认为能够利国利民、巩固政权的政策时曾经给予过他很大的支持。真能赢得这样一场豪赌定然能够确保该政治家在历史教科书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这种“历史评价”也是所有政客都渴望得到的。但是,显然没有哪个统治者会不假思索地驱逐支持自己的力量,还要求其实施政治自杀。

想法:俾斯麦哈哈哈哈哈

7.原文:政府和士绅阶层自然不会任由自己被历史的洪流淹没。当时确实有过多次改革的努力,但是这些改革都先后失败了,这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的统治者所面临着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根据玛丽·C·赖特(Mary C. Wright)在一本富有启发性的专著中的描述,当时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次努力就是史称的“同治中兴”,从1862年到1874年总共持续了12年。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当时一个声名显赫的官员,他竭力推行一种绝对算得上是倒退守旧的政策,试图解决政府所面临的内部暴乱和外敌入侵问题。其主要政策之一是努力强化士绅们的社会地位。他们一丝不苟地推崇这个阶层的法律和经济特权,在农民暴动剥夺了地主利益的地区,则按照过去的惯例恢复了地主们的土地所有权,并且主要为了减轻地主们的负担而推行减税政策。他们把贸易和商业视为秩序井然的农业社会里的“寄生毒瘤”。当然,他们绝非有意无视当时社会所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他们主要是在宣传各种伦理道义,强调说要找到具备“合适”品行的“合适”的人来做“合适”的事情,这里的“合适”当然是根据儒家教义来界定的。这样一种大力强调传统的做法通常意味着统治阶级已经发现自己快要走投无路了。

20世纪初的慈禧专制时期,清政府也推行过一系列的维新措施,但是这些维新措施有着不同的特征,从而引发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能够提及的慈禧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试图废除科举制度,让中国的教育制度得以现代化。接着,就是1906年皇帝宣布愿意遵从立宪制政府的原则,但是要等到整个国家准备好了再去真正地实施这些原则。她还提议对官僚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确实付诸实践。当她的计划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对之后,她一下子撤换了军机处6位大臣中4个的官职,以此表明她实施改革的“坚定决心”。这种改革激情的喷发最终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而且这次所谓的改革与这个脾气暴躁的铁杆保守派和老谋深算的阴谋家的早年行为相比,实在是极为可笑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次改革一笑置之,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表面文章而已,那也完全曲解了这个发人深省的历史事件。慈禧的行为模式强烈地表明其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完全由她个人直接掌控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这与德国或日本所选择的道路似乎是如出一辙。

想法:在百日维新里面,慈禧的角色确实很玩味。不会像中国教科书里面的那样,也不想摩尔本书提的那样。百日维新好像有东西可以挖?

2017年10月12日

——中国部分413~521——

1.原文:中国事实上缺少了形成上述这样一个政权的社会基础,其缺乏程度甚至超过了俄国。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历来看,这种政权的核心特征是一个联盟,联盟的一方是拥有相当强大政治权力和相对脆弱的经济地位的旧有农业统治阶级,另一方则是拥有经济力量但是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仍处于劣势的正在兴起的工商业精英群体。

2.原文:当我们从细节中抽身出来(尽管我们还希望能够拥有更为精确的细节),我们就会发现国民党的20年统治带有欧洲响应工业主义时所经历过的反动阶段的一些本质特征,包括一些关键的专制主义特征。就像我们先前已经看到的那样,国民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一个联盟,或者换一种更合适的说法,是士绅阶级的后继者和城市商业、金融和工业利益群体之间的一种对立性的合作形式。由于掌控了暴力机器,国民党成为将这一联盟结合在一起的纽带之一。同时,国民党对暴力机器的掌控也使得它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勒索城市资本家团体并操纵政府的运作。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国民党类似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NSDAP)。

3.原文:中国的乡村,跟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如果将之与印度、日本甚至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乡村相比,就会发现前者明显缺乏内在的凝聚力。在中国的乡村中,很少有机会需要众多村民一起通力协作来共同完成一个任务,从而形成团结的习惯,并培养起休戚相关的感情。中国的乡村更像是众多农民家庭聚集在一起居住的一个场所,而不是一个活跃的运转良好的社区,只是与现代意大利的南部乡村相比略微不那么分散而已,在疏疏落落的意大利乡村,日常生活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平静。显然,孙中山和蒋介石时常提及的中国社会就像一盘散沙的说法不仅仅只是政治说辞而已。

唯一经常发生的需要合作的活动是水利管理。这一点更多地是一个如何分享一种稀有资源的问题,而不是如何通力合作来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而且,稀缺的水资源总是会引发村庄内部或者村庄之间的争执。

保甲制度在中国遭到了公认的失败,而在日本,以中国保甲制度为基础推行的同样的做法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一败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如下一个论断:帝国统治时期的传统中国乡村,其凝聚力普遍非常薄弱。

总结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讨论,证据有力地指向了这样一个结论:政府和上层阶级并没有行使任何让农民觉得对自身生活方式带来至关重要影响的职能。也因此,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纽带非常脆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形成的纽带,一旦受到重压必然会很快断裂。为了弥补这一纽带中所包含的人为性质,帝国政权采取了三种方法。一个是谷仓制度,第二个办法就著名的保甲制度(这其实是政府试图在次于地区行政管辖区的范围内扩展其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一种尝试。研究中国的现代学者判断说,保甲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互相监督与收税混杂在一起,这显然是不可能受到农民的拥护的)。第三个办法也让人联想到现代的专制主义措施,那就是乡学制度,即定期向民众灌输儒家伦理观念。福利政策、警察监督和民众教化,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现代专制主义实践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先兆。

在农民和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第四根纽带是宗族,而宗族在将农民和现行秩序连接在一起这方面似乎更为有效。

想法:感觉有点神奇,第一次稍微理解了为什么古人会提倡“无为而治”。也稍微理解了无政府理论可以成立的理由。但是无为的前提是“人的自然状态就是有秩序的”。这可能并非如此。或者说秩序和组织让人类走到了今天的地步,然而收益的人类又反过来觉得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

4.原文:人们发现,与其他村庄相比,那些宗族势力强大的村庄尤其是所有居民都属于一个宗族的村庄是一些凝聚力更强、更为团结的单位。尽管北方地区也存在宗族,但是在农业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宗族的力量尤为强大,这说明宗族现象也是与巨大的农业财富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宗族并不是遍布于所有地方的。

5.原文:(在提到为什么农民起义在中国如此流行时)总体上讲,在当时的中国,宗族和父系世系家族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唯一重要的一根纽带。因此,我们不该低估宗族和父系世系家族的重要性,但是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宗族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样可以成为将起义暴动团体凝聚在一起的关键机制。

2017年10月13日

——中国部分已看完——

1.在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起义不仅仅只是摧毁现有的社会纽带,它还需要能够形成新形式的团结和忠诚。这在中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农民并不习惯于超越家庭或宗族来进行相互合作。在试图引进一种新型社会革命的情况下,这一任务尤为艰难。

2.土匪通常会出现在法律和秩序相对薄弱的地方。欧洲的封建主义本质上就是土匪主义,只是形成了一个社会,并且通过骑士精神赢得了尊重。

3.1927年开始的革命以及最终1949年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其民众基础就是这些缺少土地的农民。

4.日本占领中国之后,国民党官员和地主对此的反应是从乡村撤离,逃回到城市中,留下农民在土地上,让他们自生自灭。其次,日本军队时断时续地进行的清剿和三光政策促使农民凝聚成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因此,可以说是日本人客观上帮助共产党完成了两个基本的革命任务,一个是清除了旧有的精英阶层,另一个是使被压迫者团结在了一起。【138】反面的证据也有力地支撑了这一表面上看来自相矛盾的结论。在日本或者其傀儡政权给予农民某些安全保障的地区,游击队组织并没有取得太多进展。事实上,在日本军队没有直接入侵过的地区,共产党甚至都无法建立起游击根据地。【139】

5.有一个方面值得特别提出,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回过头更清楚地理解前共产党时代是如何运作的,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共产党所采用的战术。土地并不是分配给整个家庭,而是平均地分给家庭中的每个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也因此,共产党从根基上击碎了整个乡村,彻底切断了土地财产和亲属关系之间的关联。

6.共产党政权在乡村和政府之间建立了新的纽带。每一个农民都明白其日常生活需要依赖国家的政治权力。C.K.杨(Yang)认为,共产党通过这个新的纽带能够从乡村抽取更多资源。同时,新的更大的负担比过去更加平均地分配到了每个人头上。【146】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如何在一个充满军事强敌的世界上提高国家的经济产量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摧毁旧秩序、与政府之间建立新的纽带以及从农民那里获取更多资源,所有这一切只能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提供初步的条件。不过,这一部分的故事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是农民提供了最终炸毁旧秩序的炸药,这一点在中国甚至比在俄国表现得还要明显。是农民再一次为一个政党的胜利提供了主要的驱动力,而这个政党则试图达到一个据说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即农民阶层不复存在的历史阶段。

2017年10月14日

——日本部分553~646——

不是中国的就不太看得懂了。只在脑中留下了大概概念。

2017年10月16日

——日本部分已看完——

——顺便看完了日本历史的百科词条——

看到第121本,巴林顿·摩尔的思维方式是我最喜欢的,超过其他所有学者。他的全局感很强烈,所有事情/学科在他这里都是变化联系的,而且在如此广阔的全局观之下,他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系统性非常严密。不过他的表达能力在我看过的学者里面,属于最无趣冗长的那一种,对读者非常地不友善。没有一定的历史政治社会学基础,很难看懂他的书籍。作为一个懂中国史的中国人,中国部分我也就看懂了60%,简直想给他跪下……英国和日本部分也看完了,基本只能看懂30%……

假如一天看1-3小时,我估计得看一年才能看懂这本书,因为中途要不断调查其他资料。他写出这样的书,得要多大的阅读量和多广阔的思考规模(参考书目注释都有900+条)……

虽然读起来很挫败,不过我决定继续读这本书……虽然感觉他很烦,不过又很迷人。

先从最基本的历史通识读起吧,他主要考据了英法美中日印6个国家,所以先从6国通史读起吧orz

今天看的是日本部分,看完了日本历史的百度百科词条(然而看完就失忆了)。下了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明天开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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