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的前世今生

遗漏的月光
2017-10-08 看过

公元307年,晋惠帝司马衷暴亡,怀帝即位,改元永嘉,是为永嘉元年。东海王司马越以太傅之位掌握了西晋王朝的权柄,成为涂图中原十五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最后赢家。是年,司马越命琅玡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出镇建康,这成为西晋败亡之后,晋鼎东移、国祚延续,建立东晋王朝的发端。

以西晋皇室的宗室谱系排列,司马睿本来是远亲。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乃是司马懿的庶子,既是庶出,又下传三代,司马睿本来离皇位遥不可及。然而自白痴天子司马衷继位后,皇后贾南风乱政,最后酿成“八王之乱”,宗室之间相互攻伐,自相残杀,使得本来人丁兴盛的司马氏宗室先后一个个死于非命,这就给了司马睿以机会。其中尤以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最为惨烈:先是晋怀帝诏令大将军苟晞讨伐太傅司马越,司马越忧惧而死。然后是匈奴刘汉政权的石勒军以两万人围射东行为司马越发丧的十余万士众。以“信口雌黄”闻名的太尉王衍,及晋室王公、士兵和庶民十万余人相践如山,全数被歼。此后,司马越下属何伦、李恽拥裴妃及世子出逃洛阳,旋又被石勒击破,世子毗及宗室的三十六王落入石勒之手,皆遭惨死。吴人孙惠当时哀叹: “自先帝王公,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

司马睿乃是庶出的小王,既无令名,又无人望,在“八王之乱”中是个无人问津的小角色。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敌对交战的时候,司马睿站在了东海王越一边,因此被司马越所赏识,并就此发迹。

追究起来,东海王越与琅玡王睿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俩都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在当时的乱局中号召力有限。东海王越当时采取的策略是笼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支撑自己的统治。特别是要笼络那些在士族中有号召力的名士。在彼时夙有盛名的琅玡王氏和河东裴氏都是东海王越所倾力拉拢的对象。他先是以姻亲笼络了河北世族裴氏,而后又用权位拉拢了琅玡王氏。其中琅玡王氏的王衍以士林领袖的身份和名士风流的气度为司马越所尤其青睐。当时围聚在王衍周围的名士很多,其中的王敦、谢鲲、庾敳、阮修号为王衍“四友”。此外还有诸王、诸阮及胡母辅之、郭象、卫玠(被看死的美男)等名士,由于王衍的引荐也都被司马越所延揽。至此,晋惠帝末年及怀帝年间的西晋朝廷就形成了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朝政,由名士来装点其间的格局。这实际上就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

琅玡王氏中的王导乃是王衍的从弟,此时以参东海王越军事的身份被司马睿任为司马(主军事的高级干部)之重任,一起出镇建康,开启了东晋王朝在江左立业的局面。琅玡王氏当时人才辈出,家势兴盛,而司马睿权轻众寡,南渡之后江东吴士的态度疏离不定,因此多有仰仗王氏之处。318年司马睿称帝之后,以王导为丞相,领中枢之决断,以王敦为大将军,出镇长江上游的重镇荆州。可谓内政外军,大权皆归于王氏。由此,开启了东晋一百余年门阀政治之肇始。

门阀政治的由来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顾名思义,门阀政治则是由士族中的领袖所掌控的一种政治形态,它具有一定的权力垄断性和排他性。 门第在魏晋时期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当时的人才想要做官,必须要经过“九品官人制”的选汰。首先要经过乡论(舆论)的筛选,然后需要名士的品藻和推举,再被选为类似于“郎官”这样的储备干部,最终才能出仕担任官职。由于名士的风评成为了其中的关键环节,而世家大族经过世代积累,把持了品评人物的权力,逐渐形成了士族对权力的垄断局面。比如因为出身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袁绍就被推举为讨伐董卓军的盟主;而在司马睿之前出镇江左的陈敏,因为出身寒族,却试图割据江东,结果被华谭怒骂为“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最终被司马越同江东士族合力击败而遭灭族。这就是士族对权力垄断的一种体现。

田余庆先生在本书中论述所谓的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君权的共治”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而要弄清门阀政治的来由,则要从汉王朝说起。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无论是朝廷的征辟,或是郡国的察举,大多以赡富经学者为上选;但由于经学教授不易,经学大师常将其独特见解传与子弟,经由历代传授,累世经学往往造成累世公卿,世族的雏形已逐渐浮现。

门阀观念于东汉时期萌芽,公家以经学取士,学者皆以经学传授子孙,以便入朝为官,随着经学这门学问代代相传,也逐渐形成了名门望族,如汝南袁氏的袁绍袁术兄弟,两人祖先四代中,竟有六人位居三公职位。此外,东汉末期,战争不断,许多豪强、士绅家族,也逐渐崛起,成为地方上重要的势力,也是门阀的来源之一。另外,董卓之乱后,拥兵自重的州郡脱离朝廷中央独立,士族豪强亦纷纷聚众起事自保,形成地方上的割据势力,甚至自命为“诸侯”。”

门阀世族的来历大概不外于以上几类。而另一方面,东汉政权的奔溃也与门阀世族有关。由于世族势力的兴起,使得东汉皇权出现了旁落,皇帝又希望以宦官和外戚来羁縻世族,保持君权的权威性,但其结果又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更剧烈的争权斗争。宦官、外戚和士族之间相互倾轧,最终造成了剧烈的暴力冲突,作为最底层的农民则因为承受了暴力冲突直接的后果而爆发大规模起义。宦官、外戚、士族和农民的这几股力量最终撕碎了汉室江山,导致了三国鼎立的格局,然后又由司马氏完成了统一。 然而,在三分天下和司马氏一统江山的过程中,士族的力量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曹魏一方的司马氏本就是河北儒学世家,荀彧、荀况为代表的荀氏也是北方的世家大族;孙吴的政权则得到了吴郡世族朱、张、陆、顾的大力支持,成为三国中最后亡之国;而蜀汉则因为刘备重用由中原、荆州跟随他入川的人才,缺乏益州士族的支持,成为三国中最早灭国的国家。再比如准备以及参与西晋灭吴的过程中,羊祜、卫瓘、王浑、王濬、王戎等重要人物也都来自于世家大族。

士族的力量到了西晋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了一股独立的力量性很强的力量,但在晋武帝司马炎时期,君权还是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士族处于从属地位,君权的一元性优势被保持了下来。但随着贾后乱政和八王之乱的进行,王室的近属相互攻杀殆尽,连外围的宗室也所剩无几。力量和名气都不大的藩王就开始与世族和名士互相勾结,瓜分权力,这便更使得士族的权力得到了加强,也是导致“王与马共天下”能形成的根本的原因。

门阀的更替

东晋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是由琅玡王氏掌控的。王氏主政,而司马氏主祭,兵权和政权都在王氏家族的手中,这一现象持续了二十几年。掌握军权的大将军王敦出镇上游荆州的江陵,与建康城内的丞相王导遥相呼应。这也开启了东晋强臣出镇荆州,皇帝坐守建康的对峙局面。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桓玄篡晋为止。

晋元帝司马睿最初“失驭强臣,自亡齐斧”,欲以刁协、刘隗去抗衡王氏,却导致王敦两次出兵建康,甚至打算自代晋帝。王敦病逝之后,王氏权力开始衰落,外戚庾亮快速崛起,迅速取代了王敦留下的权利空间,颍川庾氏也由此崛起为东晋的一流门第,掌控了国政大权。掌权的庾亮随后也产生了移鼎晋室的不臣之心,然而也因病死而未果。

东晋第三代强族为谯国桓氏。以“不流芳百世,则遗臭万年”金句闻名后世的桓温其实是一个集才华和相貌与一身的美男纸。吟得一手好诗,写的一手好字。史书上说他“姿貌伟岸”,气度不凡。再加上他雄才大略,西平巴蜀、北伐中原,夺回被后赵侵占的故都洛阳,以一己之力硬是将谯国桓氏拽入了东晋的一等门第之列。一旦掌握权柄就会有不臣之心,这似乎成了东晋权臣的宿命。功高震主的桓温吓得晋帝不敢再让他北伐,因为再立功就功无可赏,只能禅让给他做皇帝了。不过最终桓温也没能等到篡位就病故了。从东海王司马越到王敦,再到庾亮、桓温,可以看得出篡位是件技术难度极大的活儿,既需要好的头脑,还需要好身体,不然扛不住压力,眼瞅着就快成功了,结果身体撑不住了,多可惜。

东晋的第四代门阀是陈郡谢氏(注明一下,姓氏之前有郡望,既代表姓氏的出处,也有区分的意思)。陈郡谢氏作为“新晋门户”在此之前并无大的作为,然而历史流到此处,时势造英雄。 坐卧东山的谢安等到了桓温的死讯,也等到了淝水之战这样的重要舞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谢安东山再起了!在淝水之战中,谢氏一门尽出,纷纷担任了重要角色。其中谢安为司徒,加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及幽州的燕国诸军事,坐镇建康,为战役总指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统帅全军;谢琰、谢玄为前锋。谢氏一族率领著名的“北府军”以多胜少,战胜了号称百万的前秦苻坚军,保住了东晋偏安一隅的江山,从此陈郡谢氏晋升为江左的第一流门户,与琅玡王氏、太原王氏同列。

太原王氏是东晋门阀政治中最后一个垄断权力的大族。太原王氏与此前的王、庾、桓、谢不同的是,前四大家族是直接掌握了施政权和兵权,而太原王氏并未掌控兵权,所以太原王氏只能依附于皇帝(孝武帝)或者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可以说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已经衰败了。它是士族权力回归君权的一个过渡,也是东晋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的终场。太原王氏与其他王、庾、桓、谢四家有另一个不同之处,即太原王氏是世代华胄,本就是旧士族、老世家。原本更高贵,却因为不掌握兵权,成为门阀政治家族中最弱的一族,而且在东晋王朝的最后十几年中,王国宝和王恭领衔的家族两支都在政争中覆灭了。

门阀的通婚

在政治中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通过婚姻来连接权力、巩固权力。因为美貌和爱欲所导致的婚姻必定会失败,而基于权力连接的姻亲却可以世代相承。门阀之间的婚姻往往都是基于权力的连接和巩固的,而且还有严格的门第之见(不要问妈妈为什么要你找门当户对的对象了,几千年前的老祖宗就是这样的)。比如一等门第的子弟闺女要找对象要么是王族宗室,要么也得是一等门第,差一点也不行,绝不含糊。比如琅玡王氏与琅玡王司马氏,截止到司马睿这一代,已经保持了数十年的姻亲关系,王敦、王导与司马睿都是表亲发小,这也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基础之一。又比如侯景之乱中,侯景攻入建康后大开杀戒,将在城内的王、谢族人屠杀殆尽。其原因也是因为侯景降梁之后,曾向王、谢两家求婚,被残酷拒绝后对两大家族进行的疯狂报复。

《世说新语》中《方正篇》:“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彪。恢儿取邓攸女。于时謝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及恢亡,遂婚。”案,琅玡阳都诸葛氏为汉魏旧姓,鼎立时诸葛氏兄弟分仕三国为将相,家族至晋而不衰。晋元帝以琅玡王入承大统,诸葛恢为琅玡国人,虽元帝过江,地位亲显,所以拒绝与当时尚无名望的陈郡谢氏为婚。

庾氏这样的家族过江以后在江左朝廷得以扶摇直上,列入甲族膏腴,内持机柄,外镇名州,显赫几十年,与庾亮本人被明帝重用以平衡王导势力有重要的关系。而庾氏与司马氏连接的关键桥梁,就是通过将庾亮之妹选为太子妃而达成。

江左的甲第门户之见,相争而相亲。争的是权力,亲的是害怕失去权力。因为士族之间与君权之见的关系在东晋之时已经由秦汉以来的一元体制改变为相互独立、相互借助的二元体系。君权对于士族势力不能进行彻底的支配,与此同时,士族门阀的势力也不能视君权为囊中之物。君权与士族在进行第一次权力分配的时候,各个士族实际上是视自己一个整体的。当君权与士族的权力边界被勘定之后,士族之间进行二次权力分配的时候,才会出现彼此间的倾轧和斗争。而维系士族之间这种相杀却不破的纽带关系的,也是婚姻裙带。

当到了东晋王朝的末期,君权开始复兴之时,也是士族开始没落的时候。门阀士族越发趋向于封闭,只选择在一等门第之间进行小范围的通婚,以此保证权力不旁落。这种封闭式的通婚和权力垄断,势必就会造成次等门第的士族和东晋王朝赖以生存的流民武装势力(后来演化为次等士族所统领的北府军)的不满。次等门第士族和流民武装势必然要用武力来打破门阀政治对权力的垄断。

流民武装与流民帅(后来的京口武力集团)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兵豗四溅,各世家大族为求自保,聚拢族人,建坞自保,成为北方流民武装的雏形。西晋末年的流民武装中最有名的是刘琨和祖逖这一对南北双雄。刘琨在北,在并州,在幽州;祖逖在南,在徐州,在豫州,一南一北,抗击异族。“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英雄相惜,兄弟互慕,可歌可泣。之后中原大乱,五胡乱华之势已成,衣冠南渡,以依附在建康建政的东晋王朝。琅玡旧姓如王氏本就操持权柄,建康城内的世家大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武装,但是失势的士族和次等士族由于不能进入建康城内的王朝上流,就随同南渡的流民聚居于长江较建康稍下游的京口一带,成为了流民帅。流民帅虽然不居朝堂,但是由于东晋形成了强臣外镇名州(主要指上游的荆州),朝廷中枢留守下游建康的局面,建康城内的君权和士族都亟需要一支武装来平衡上游的势力,于是流民武装就成为了东晋政治中虽不显要、却至关重要的一股力量。

中原丧乱之后,流民南来,只有零星过江,而大股则被朝廷截停于江北。为何?朝廷怕流民生乱。南来的流民既无所依附又无立足之地,就以劫掠商旅为生。东晋朝廷本来以王敦为心腹之患,而手头又无可御之兵,于是元帝和明帝就打起了以武装的流民的力量抗衡王敦的主意。后来才有了郗鉴的登场。郗鉴本是流民帅的身份,却得以迅速进入建康朝堂,并跻身江左社会之上流。这其中既有人和之便,也有天时之机缘。郗鉴入朝之后一方面表明立场支持东晋,不赞同王敦的不臣之心,另一方面则广泛联络在江北之时的士族旧谊。在取得晋室的信任后,郗鉴入宫与明帝议论剪除王敦之计,然后出镇合肥,联络江淮之间的流民帅,以流民武装抗衡王敦。最后王敦病死而功败垂成,与郗鉴势力的存在有很大关系。 郗鉴此后以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之位出镇京口,从此郗氏家族在京口经营数十年,以此形成的京口武力集团成为东晋朝堂抗衡上游荆州方镇的重要力量。以陶侃、庾亮这样的强臣,最终没能废黜王导、移兵东进,都与京口的武力集团相牵制有关。

郗鉴之后,桓温曾短暂占据京口,这样他就掌握了荆州襄阳的雍州兵和下游京口的武力集团两股流民武装力量,这也是东晋朝廷最强悍的武力。于是桓温无限趋近于帝位。如果不是王坦之在政治操作中反对皇帝下诏令桓温行周公代摄之事,如果不是谢安拖着不给他办加九锡的手续,桓温篡晋之举或许就成功了。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以其力抗桓温,挽救晋室之功,很快就得到了政治上的报偿。特别事陈郡谢氏一族,在淝水之战后达到顶峰 。但是淝水之战之所以能成功,北府军的武力居功至首。 北府军是在北朝苻坚意欲南侵之初,由谢安力排众议由其侄谢玄出镇兖州,以京口的流民武装为基础所组建形成一支强悍的军队,这支军队之前都有在北方与胡人作战的经验,所以他们成为了淝水决战的主力。从此,流民武装变成了以北府军名号来成为左右政局的力量。北府军的首领刘牢之是谢氏在豫州旧将刘建之子,他成了谢玄在流民帅中的指挥者和联络人。

从公元377年谢玄组建北府兵,到公元400年谢琰死为止,北府军由谢氏通过刘牢之掌握,共二十多年。其后,刘牢之一叛王恭,二叛司马元显,三叛桓玄,“一人三叛,其得存乎”?最后落得自缢身死的下场。刘牢之作为北府军中最重要的人物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历史使命。一直依附于士族,而后又一再叛主以求自保,最终凄惨收场。

刘牢之以后,桓玄大肆屠杀北府将,企图消灭北府军的影响,但是北府出身的刘裕将散落的北府军又重新组织起来,击败了桓玄,碾平了卢循的五斗米教叛乱,再接着对内平定了刘毅、司马休之势力,对外消灭了西蜀、南燕、后秦,收复了关中故地。经过二十年,代晋自立,都是凭借骁勇善战的北府军的力量。

后记

东晋的门阀政治在桓温手里达到了巅峰。而后谢安持重,无不臣之心,所以与晋室相安无事。到了太原王氏依附主、相争权的时候,门阀的力量已经走向了衰落,桓玄篡晋之举实乃门阀政治的一次回光返照,最后通过孙恩、卢循之乱和刘裕的强力碾压,终于将门阀政治对权力的垄断打破。

君权的强化和回归势必会压制士族并逼迫其让步。刘裕及其之后的皇帝打破门阀主义的官僚选拔制度,提拔并重用寒门、寒人以形成削弱士族的目的,最终到隋朝产生了科举制度,以此取代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同时,在北朝,胡汉混居,相互同化,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次要矛盾,而旧贵族与庶民的矛盾也与南朝一样成为主要的矛盾。皇权/君权、士族、庶民三者的权力在混乱的两百多年间不断的冲突磨合。掌握军权的军阀不断更替朝代,新的贵族取代了旧的士族阶层。北方的乡党与南方的庶民对成为自由民的渴望造成了像“六镇之乱”那样暴烈的动乱,然而这些血腥的冲突磨平了种族间的沟壑,在旧制度中孕育出新的世界帝国。它的开放、自信、包容、强大,都得益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动荡中对自身的自洁和重塑,并最终实现了涅槃,产生了伟大的隋唐帝国,而这些也正是探讨东晋门阀政治制度的意义所在。

田余庆先生的大作《东晋门阀政治》带领着读者从语焉不详的历史鸿沟中向下,去探寻那些深藏在沟壑中的历史细节。他用详尽的考证和丰富多彩的文字,流畅生动的文笔,勾勒出东晋王朝百年历史中冠盖华胄之间的政治生态,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田先生素来以敦和持重为著称,学问深厚,虽然本书中没有“新”和“奇”的观点,但是总体上用一种厚重和端正的历史观给读者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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