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至上 人民至上 7.1分

从“本体”看人民之路的必然性

秋祎
2017-10-08 18:35:52

《人民至上》是罗岗先生在2013年出版的一本思考中国近现代发展主脉络的偏学术的“小书”。“人民至上”这四个字包含了罗先生对中国现代性问题思考的精髓。罗岗先生作为优秀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凭借其特有的“语境”敏感性,为我们剖析了一个一个原本冷冰冰的、灰蒙蒙的概念,最终呈现出纷乱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中那条一以贯之的“剧情主线”。我认为本书主要可归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是为了人民、建设主体是人民、手段是组织人民、联合方法是通过工业建立新型的生产关系,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研究明白这条历史主线,洞察历史发展的趋势,明白趋势赋予我们的使命,为将来的工作给出方向、底气和最强大的依托。 理论上,在一个系统内是无法完全的割裂出一个研究对象,甚至无法“两分”,但可以进行“三分”。在导论中,作者通过分析甘阳先生的“通三统”概念引出笼括“三统”的系统本体,也就是“现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人民共和。且只有在本体上,在以上帝般视角上“深刻把握了这个最大的“政治”,才谈的上在中国发现历史……才可能真正的发现中国,认识中国”。 一,开展人民事业必以人民之力

在第一章中,作者试图寻找中国革命的内部动力动力。首先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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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是罗岗先生在2013年出版的一本思考中国近现代发展主脉络的偏学术的“小书”。“人民至上”这四个字包含了罗先生对中国现代性问题思考的精髓。罗岗先生作为优秀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凭借其特有的“语境”敏感性,为我们剖析了一个一个原本冷冰冰的、灰蒙蒙的概念,最终呈现出纷乱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中那条一以贯之的“剧情主线”。我认为本书主要可归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是为了人民、建设主体是人民、手段是组织人民、联合方法是通过工业建立新型的生产关系,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研究明白这条历史主线,洞察历史发展的趋势,明白趋势赋予我们的使命,为将来的工作给出方向、底气和最强大的依托。 理论上,在一个系统内是无法完全的割裂出一个研究对象,甚至无法“两分”,但可以进行“三分”。在导论中,作者通过分析甘阳先生的“通三统”概念引出笼括“三统”的系统本体,也就是“现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人民共和。且只有在本体上,在以上帝般视角上“深刻把握了这个最大的“政治”,才谈的上在中国发现历史……才可能真正的发现中国,认识中国”。 一,开展人民事业必以人民之力

在第一章中,作者试图寻找中国革命的内部动力动力。首先批判了“绅权”即“民权”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仅在一百年前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曾一度甚嚣尘上,即便在当下的现实社会中,也常常有不少主张恢复“乡绅制度”的建议。晚清巨变,戊戌变法中康有为试图以“官”为核心推动变法。而梁启超更进一步,提出“兴绅权”。认为“绅权”是纲,纲举目张,绅权一兴便可以“上达有司,下通民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败源于废除宰相后以“相权”为代表的“绅权”的衰败。钱穆先生的学生余英时先生更细致的表述为,在废除“相权”之后,“得君行道”的士大夫传统面对愈来愈专制的“皇权”,只得以“龙场悟道”为标志,杀出了一条“觉民行道”的野路子,抛开朝廷而直接“启蒙”大众。然而从更久远的历史上看,王阳明杀出来的也并不算野路子,恰恰是两千多年前孔子杏坛讲学的历史再现。东周在“王子朝事件”之后,原本由皇室贵族供养的博学之士流散民间,这些学问的传播开创了“百家争鸣”局面,并以孔子编纂六经为终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意识形态。在本书中作者继续讨论了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提出了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由官僚、乡绅、普通群众混杂而成的“乡里空间”,这种“乡里空间”在“兴绅权”之后,借平定“太平军”、发展洋务之势,野蛮生长,竟在不久的将来不费吹灰之力,仅通过一次“武昌起义”便可以将整个清王朝“和平演变”了。而“权绅”也由原来的民主典范,摇身一变而成为“劣绅”,紧紧十几年光景便从“民权”之所系而成为平民之公敌,舆论变化之快速恍若隔世。在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建立了“纸糊的罗马城”,将大多数的“人民”隔离在制度之外。罗马城里是赵老爷,而城外是不配姓赵的阿Q和小D们。如梁启超评论袁世凯称:“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站在历史的尽头,我们可以轻易从以上发展趋势看出,革命的主体沿着从“皇权”到“官员”,再到乡里空间的“绅权”逐渐发展,更广大的全体“人民”成为“革命主体”已经呼之欲出,跃然于纸面。梁启超言“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但在当时的中国,面对复杂的环境,在历史的浓雾中寻找方向却十分不易,而毛泽东同志却在当时洞悉时局,指出了辛亥革命只是一场远远没有完成的革命,中国的未来更需要一场更多民众参与才能完成的革命,“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剑拔弩张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着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正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着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跨越,最终建立新中国。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人民共和”时代到来了。 个体的启蒙。自晚清以后,启蒙一直是一个十分时髦的话题。当下网络中,经常看到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争论,彼此试图说服对方信服自己的观点。但是古人有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思是说,不是我求教于童蒙,而是童蒙求教于我。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单方面简单粗暴的启蒙会因逆反心理而造成反身性问题,比如现在常见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反毛的毛主义”以及其他国家若隐若现的“反全球化”浪潮,网络中人们热衷于“剧情神反转”等等。启蒙时,除了初期可以利用刑法,在此后的长期民众引导教育中,都应取守势。另一方面,“蒙以养正,圣功也”。这句话暗含了一层意思,启蒙是圣人才能做的功绩。何出此言?因为牵扯到“真知”的问题。对他人启蒙,需要自己本身具有“真”知识,“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使别人信服自己的观点的。即使自己所具备的知识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正确,在传授给别人后,别人再将知识传授给他人,如此迭代,“真经”最后流传下来的可能就会变“假经”了。这样便有人马上提出,那是否能有“真知”,如何才能获得“真知”?古人曾用一个“道”字来概括,不管是前面所述的“得君行道”还是“觉民行道”,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弘“道”。人能弘道,但道不弘人。道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前面所述,系统内是无法隔离出单个观察个体。因此,“道”不可观察,不可名状。但“道”与“人”本为一体,因此道是可以被感知。《庄子·大宗师》讲如何得道“闻诸副墨之子(文字),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背诵),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吟唱),於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道”之根本原来是出自“参廖”之外的“疑始”。抛开这些拗口的名词,我们用《人民至上》中也讨论过汪晖先生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那段话来更形象的解释庄子的这段话。阿Q在路上“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馒头,但都走过却不停留,因为他知道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阿Q“正是凭借‘直觉’开始向往一种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一种外在于圣经贤传、外在与历史、外在于秩序、外在与自我因而也外在于他与周遭世界的东西。这不正是摆脱他人引导的可能性所在吗?这个东西可以被界定为‘无’,因为它无法通过现存的事物和秩序来呈现自身。只有将这个被直觉所触碰的‘无’发掘出来,阿Q才能摆脱依赖他人的引导而行动的惯习”。只有发掘自身的,阿Q才可以真正明心见性,“找到内心的野兽性”,一脚跨过那座“纸糊的罗马城”,到达那片自然的田野。人民的事业,不靠神仙皇帝,全靠人民自己。“圣人”本就不是一个道德概念,而是一个宗教概念。这种所谓的“圣人”如同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尼奥一样,是打不死,不可战胜,不会犯错误的完美理想化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练就的同样是阿Q走投无路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致虚极,守太极”的本领。归根结底,“得一而群毕”,圣人练就的是直接从“本体”观察、理解、处理事物的本领。殷商崇拜“鬼神”,周朝则在“原始反终”的指引下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确认了下层的“民意”与上层的“天意”是一体两面的变动关系。“本体”、“人民大众”、“民心民意”这些概念便由此演变发展,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脉络,预测社会发展走向,指导当下行为操作的根本依据。 二,建设人民事业需要组织人民

构建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是高于个体“生命”的高级“生命”形态。意识形态上,封建社会建立在以祭祀为核心的“礼”基础上,通过“礼”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连接“家庭”,因为大多数“祭祀”等礼仪是无法通过一个“家庭”的力量独立完成。物质基础上,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生产活动完全适应于农业社会的发展需要。但在大机器生产的年代,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无法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已经不是以“男耕女织”简单分工“家庭”,而是以各个生产资料为连接纽带的“生产经济体”。控制历朝兴衰的“土地兼并、农户破产”周期,也演变为现在的“经济危机,企业破产”周期。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何我们党历史上在土地革命期间,公社化运动期间对人民组织工作的重视。 在《人民至上》这本书中,罗岗先生则是通过讨论1954年《中国青年》上“王一山”读者来信引发的“什么是幸福”来讨论“劳动”的重要性,指出“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已经意识到围绕‘幸福’和‘幸福观’的讨论,要害在于怎样理解和如何界定‘劳动’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分析了以一块土地的“价值”为例,究竟是“劳动”还是“占有”才创造出“土地”的价值,最终引出“集体劳动”构建出了超越“血缘”的共同体。而“劳动”若仅仅在“家庭”这一层次简单停止发展,只能构成封建社会。《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里的“小康篇”谈及的正是封建社会时期执政基础,建立以“家庭”为核心纽带,各亲其亲的政治社会面貌,这种这种面貌的典型特点是个体分散,区分彼此你我,亲属有别,容易形成“圈子”文化。而在“大同”时期,则是建立天下“一”体,贤不遗野,共襄盛举的政治面貌,要达到“大同”社会是需要不断的生产力发展,自然条件改善,个人思想境界提高。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限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方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更进一步指出“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在这里,我们审视当下的“农民工”问题,就更清晰而无需争辩了,因为“农民工”不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应当鼓励而不是被禁止,农民不应该被禁锢在土地上。毛泽东同志在这篇长信中进一步说明“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其中“走出家庭”指的是走出农村进行其他生产活动的广大群众,而“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工厂,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革命的任务。解放人性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的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这里,毛泽东同志给出了人民组织的方式和途径。 三,组织人民以发展工业为方式,重在“夺取机器”

没有生产资料为纽带而构建的组织是松散的,不牢靠的,如同“纸糊的罗马城”。我们只能建设自己的经济体,在国家层面是发展国有经济,在乡镇层面是发展乡镇的乡镇集体经济,在村层面是发展村集体经济,并保证我们对这些经济体的绝对控制权。因为在兴办经济体之后,我们就会面对一个和打开 “乡里空间”一样的问题:如果任由经济体如清末“乡里空间”一样不加引导不加掌控的野蛮生长,其结果就是原执政机构的威权极具下降并进而被取代。

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谁注重发展集体经济,谁就能率先解决富裕问题。如小岗村,在分产到户后十几年内仍然需要过着接受“救济”的生活,而南山、华西这些村却靠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发展。现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苏南地区,其从80年代创造的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发展经济的“苏南模式”到现在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苏南经济已经成为大中小企业星罗棋布的“经济高原”。而在国家层面,“夺取机器”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是诸如“中国制造2025”等恢弘大气的国家计划,他代表了这个星球上最顶尖的机器,最顶尖的生产力,最强的话语权。不可否认,作为基层,我们已经错过了发展县域经济黄金时期,生产力、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使得建立新工厂新经济体的门槛越来越多,对智力和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乡村 “智力”流失相当严重。如何破局,重新组织农村,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工业化大农业考验着每一个基层领导者。比如仅仅是当下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被人质疑为破坏了“乡愁”。对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指出,这种所谓的“乡愁”不过是局外人脑海中的假象物而已,全然不顾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全然不顾广大农民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向往,全然不顾工业化时代城镇建设的发展趋势。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工业化作为支撑的“乡愁”不过是“纸糊的罗马城”,不过是“皇帝的新装”,不过是局外的“中产者”的幼稚病,偌大的中国如果处处是乡愁、处处是乡村,国家何以强盛,民族何以自立,中国梦何以实现?城镇化建设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GDP,还指向了“共同富裕”这一根本命题。坚持工业为本,发展工厂农业,不是抛弃农业,而是以工业化手段进行农业生产。前文已说明,在社会机器大生产时代,集体劳动,集约化生产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一户几亩田的家庭生产已经是远远落后于历史发展。分田到户只能解决懒人问题,只能短暂的解决温饱问题,不能长远解决富裕问题。当下,随着“口岸经济”发展已然进入平台期,发展非口岸的内陆经济已经势在必行,“行行重行行,月是故乡明”,愿我们的故乡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超车。 好的书读起来总是让人忘记时光流逝,罗岗先生的这本“小书”读了已经三年多了,每次读都有新的理解,有时喜有时悲,掩卷沉思又想起罗老师给我们上课滔滔不觉侃侃而谈时的音容笑貌,又不禁乐观起来。这本书可以窥见罗老师那种囊括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并给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野心。书中很多更深刻更尖锐更切合实际的问题,在这篇读后感中并没有能力涉及,比如“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和由此带来的现代青年中“虚无主义”的蔓延,等等。我也曾怀疑读懂历史有什么用?可在通过罗老师的讲解和阅读这本书后才明白,在晚清、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设过程中,那些先贤哲人们正是对历史发展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才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黑暗中找到了方向,并为之奋斗终身。历史,是生命的集合体,所以她便有了智慧。历史,总是能筛选出最合格的担当者并赋予其使命。“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奋斗吧,你若不负时代,时代必厚报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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