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我们仨 8.7分

“死生亦大” 浅论《我们仨》里的灵魂生死观

支离疏

引言

自一九九四年钱钟书先生入院后,杨绛先生一家“我们三人各自工作,各不相扰” 的温情生活从此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生活,夹带着日益加深的对于生离死别在即的恐惧与怅惘。据李慎之先生回忆,钟书入院后,不但从此便没有出过医院,就连床都不曾下过,在整整四年又三月的时间跨度里,他愈发消瘦与无力。也许,对于杨绛先生来说,亲夫病入膏肓并非唯一恶讯,令她更痛彻心扉的是,生命唯一的寄托与生命唯一的结晶竟在短短一年间先后离世,一个曾经温暖十分的家庭如今便只落得唯一一个白发人独守空房,极热与极冷的反差恍若天堂与地狱般的离隔。

杨绛先生放不下这段往事,可是,对这段往事的追寻,又不可避免地引起她强烈的不忍回忆的心痛,她用隐笔,在《我们仨》里描绘出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境,隐晦地叙述了丈夫钱钟书与女儿钱瑷逝世前,三人相处的最后时光。

泛黄的书页,浓黑的字迹,如同海一般安详静谧,然而,在这风平浪静的背后,一股强烈的情感暗潮裹挟着聚合、别离、温存、浪漫、愤懑、悲痛,在不经意处直射入人的心灵。这五味杂陈的情感与朴素真实的情怀,犹如初冬的阳光一般温暖,但,温暖的字里行间,却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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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一九九四年钱钟书先生入院后,杨绛先生一家“我们三人各自工作,各不相扰” 的温情生活从此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生活,夹带着日益加深的对于生离死别在即的恐惧与怅惘。据李慎之先生回忆,钟书入院后,不但从此便没有出过医院,就连床都不曾下过,在整整四年又三月的时间跨度里,他愈发消瘦与无力。也许,对于杨绛先生来说,亲夫病入膏肓并非唯一恶讯,令她更痛彻心扉的是,生命唯一的寄托与生命唯一的结晶竟在短短一年间先后离世,一个曾经温暖十分的家庭如今便只落得唯一一个白发人独守空房,极热与极冷的反差恍若天堂与地狱般的离隔。

杨绛先生放不下这段往事,可是,对这段往事的追寻,又不可避免地引起她强烈的不忍回忆的心痛,她用隐笔,在《我们仨》里描绘出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境,隐晦地叙述了丈夫钱钟书与女儿钱瑷逝世前,三人相处的最后时光。

泛黄的书页,浓黑的字迹,如同海一般安详静谧,然而,在这风平浪静的背后,一股强烈的情感暗潮裹挟着聚合、别离、温存、浪漫、愤懑、悲痛,在不经意处直射入人的心灵。这五味杂陈的情感与朴素真实的情怀,犹如初冬的阳光一般温暖,但,温暖的字里行间,却隐约透露出杨绛先生对灵与肉,生与死的追问与审视。联系杨绛先生于1999年翻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中《斐多篇》,2003年创作散文集《我们仨》的时间关系可知,杨绛先生在两位至亲先后离世,独自面对这个世界重新生活时,她对曾经温情生活的理解,已远非过去停留在情感层面如此简单,生死隔离前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旅程带给了她心灵巨大的冲击与灵魂的震荡。

知识分子面对与至亲生死隔离的悲痛,或沉郁如韩愈撰长文述哀悼之情,或洒脱如庄子击缶而歌,杨绛先生面对至亲的逝世,在忍受回忆终结的同时,开始思忖灵与肉、生与死的关系与意义。也许是太过于伤悲,又不愿意轻易放弃与回忆联结的生命的延续,所以,杨绛先生只能选择看透这些混沌般的悲绪,给踽踽前行的生命一份值得追求的价值,她选择翻译柏拉图对话录里《斐多篇》,这本以探求生死、灵肉关系的书籍,应是怀抱着这样一份愿望。

在字斟句酌的翻译过程中,杨绛先生如跟随苏格拉底的门徒一般,在聆听苏格拉底与齐贝、西米的对话时,感受到了苏格拉底临刑前淡定面临死亡的坦然与透彻灵魂不死,死亡亦是灵魂归宿的智慧。这些从《斐多篇》里获得的人生体悟,也进一步与她自身人生经历相融会,化成她对往事解读的独特视角,在她之后写作《我们仨》与《走到人生的边上》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灵魂存在与否

灵魂一直是西方哲学里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探讨的是人类面对有限的躯体,产生出在更宽广的维度里去寻求生命相续的希冀。在原始宗教里,人类就已经将灵魂视为神灵的转世,在西方哲学史里,毕达哥拉斯通过灵魂观将宗教和哲学结合在一起 将灵魂引入不死不灭,并且灵魂可以附生在不同的躯体里,以延续过去的生活。可是,古老的灵魂观仍只局限在提出灵魂是如何、应怎样的观点上,对灵魂是否存在缺乏有效论证。

对这个问题的证明,亚里士多德与号称“亚里士多德第二”的阿拉伯世界哲学家伊本·西那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先于物身存在,它是转世于物体中的,还是伊本·西那以形体的功用性不能源自形体性本身,所以存在一个形体性的本源存在来完成形体的功能性,这个本源存在即是灵魂的证明,其实一方面都继承自苏格拉底的证明,另一方面都在苏格拉底证明的基础上做了自己的发展,但笔者认为,他们的证明都不如苏格拉底证明的简洁而有力。

柏拉图对话录的一册《斐多》里,苏格拉底仅通过探讨“活”与“死”的辩证关系:活从死来,死从活来,但如果一切活的都得死,活作为有生命力的存在就无法从死而生,因此必然存在一个活与死中的中介物,来完成活与死之间的转换的关系,便较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灵魂存在的必然性。

翻译过《斐多》的杨绛先生是否也相信灵魂的存在呢?

《我们仨》里杨绛先生在书的前两部分里创造出两个梦境,梦境里所有的意象饱含着她对过去的追忆,依照亚里士多德《灵魂论》里的观点,臆想与感觉和思虑不同,“臆想是可以随我们的意愿而作成的,(譬如,我们可凭记忆,追回一个心里印象,或凭备忘录引出前存的一副图景,或虚构一个魅影)” 因此,“臆想却发生于‘既不在看,也无所见’的景况之中,例如在梦里” ,杨绛先生的梦,便是她凭借自己曾经记忆对过去的追回,而这样一个过程是无法依靠肉体的感官做到的,只能依靠具有思虑与认识功能的灵魂来完成。杨绛先生对梦境的营造隐性地便承认了灵魂存在的合理性。在书中第二部分的最后部分,杨绛先生写道:“我但愿自己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个女人变成的‘望夫石’?我实在不想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 在失去自己挚爱的丈夫后,杨绛先生已经悲伤至了极点,她想化作一块望夫石,来守望自己丈夫失去的灵魂,从这样的表述里,我们能够读出杨绛先生对灵魂存在的肯定态度。当然,依据杨绛先生翻译《斐多》与创造《我们仨》的时间前后,可以断定的是,杨绛先生对灵魂的基本观点或多或少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影响。在其更后创作的《走到人生边上》一书里,杨绛先生更为直接地表述了自己想要追问灵魂存在的想法,“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 在《有关人的问题》一章里,杨绛先生直接地表述自己对灵魂存在的相信,“灵魂是否不灭,可以是问题;而活着的人都有生命或灵魂,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肯定说:人有两部分,一是看得见的身体,一是看不见的灵魂。”

在这一页的最后,杨绛先生还增上一句:“这不是迷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杨绛先生如此执着地相信灵魂,其实更加表明了她在失去至亲后,独自面临婆娑人世,希冀找到一个能够含蕴过去一切的寄托点来稳定自己伤透了的心灵。她一方面想向前走,继续生活,一方面又不可能轻易忘掉过去,又向后顾,在这样的矛盾里,只有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的灵魂,才能充分实现曾经与当下的融合,让她兼顾向前与向后,在大千流变世界获得坚定的安妥点。

死亡是灵肉的分离

《我们仨》开篇里,杨绛先生做了一个这样的梦:梦里,她和钱钟书先生一同散步,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太阳西落,黄昏薄暮,忽地,一旁的钟书就消失了,她嘶喊着寻找,怎么也找不到他,后来发现一辆老人拉着的黄包车,可是喊下又不知道去哪里。杨绛先生说,“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很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眼不见了。我道出问询,无人理我。” 这个梦里,杨绛先生只能以灵魂追忆着钟书的灵魂,因为,灵与肉一旦分离便是两个世间。可是,梦是如此虚妄与不稳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凡诸梦影似乎都是虚渺的” ,灵魂虽然可以在梦中再次遇见离开肉体的灵魂,但从沉重肉体里飞逸出来的灵魂,却变轻得像轻质的羽毛,一会儿停留,一会儿又飞散了。杨绛先生总能在梦中遇见钟书先生的灵魂,一同回忆过去的温暖,但钟书先生的灵魂是没有肉体来附着的,所以一下子就走了,而杨绛先生的灵魂还有现世的肉体作为依托,所以,她还能稳定地在梦中追寻、呼喊。

何谓死亡?《斐多》里,苏格拉底说到人的死亡,“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 《灵魂论》里,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等同于生命,灵魂是肉体之成为形式的推动者,“凡涵有一灵魂的事物,各各内蕴有热性” ,“生命实有赖于这体内热的保持,我们循此认知,这体内热的毁灭就是死亡。” 《论灵魂》里,“灵魂是一个附着主体的成就性,而这个附着主体是靠成就性维持存在的” ,伊本·西拿也认为,灵魂与附着体即肉体的分离便是死亡。中国古代习俗里,用“阴阳两隔”来表述两个人的生死分离,韩愈在《祭十二郎文》里用“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连。”来表述自己与侄儿生死暌隔后无法再相连的悲恸,由此可见,无论是西方的视角还是东方的视角,都基本认同死亡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而且这种分离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两者之间的鸿沟就像“雷池”,灵与肉的一旦分离,灵便永远弃绝了之前附着的肉体,而灵魂转世说,就是认为灵魂还能完成一次转世,但灵与肉的再次结合,便又是另一个生命,另一种个性,曾经永远只是曾经,不可挽回。

这又涉及对一个肉体易于腐烂,短暂,而灵魂却相对长久、恒常的问题的探讨。伊本·西那认为:“灵魂依照最适于使形体分离和分开的程序,使自己所处的形体得以成就,并且加以保存。” 这句话实际阐明了灵魂具有独立存在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在《斐多》里也有不同形式却意义相同的表述:“灵魂可是看不见的。它离开肉体到了另一个地方,那地方和灵魂同样是高贵、纯洁而看不见的。灵魂其实是到了另有天神管辖的世界上去了。” 苏格拉底通过灵魂从肉体的囚禁中脱离出来到了另一个地方,来说明灵魂的独立性。

《我们仨》梦境中对两位灵魂已经与肉体分离的至亲的追忆,便是一次一次灵魂追忆灵魂的旅程,梦中一切都还能将现实还原,但是因为感官只能依靠肉体才能继续,所以梦中的现实所有的温暖,其实是灵魂认知的温暖,不可能再有现实中感官的温热。活着的人还能追忆过去的人的灵魂,这说明杨绛先生也相信灵魂具有独立性,这一点在她《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也有体现:”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 人既有灵的本性也有肉的本性,但是人是有”灵性良心”,“灵性良心如日月之光,暂时会被云雾遮没,云消雾散之后,依然光明澄澈。肉的力量很强大,而灵的力量也不弱。” 当然,杨绛先生此番描述是从灵与肉尚未分离的状态来看的,但是,既然灵与肉在其结合的时候,灵便有了能够相对于肉体的独立自主性,它脱离肉体之后,也应当像苏格拉底所说,是一种准备了一生的解放与超脱,因此会获得更绝对的自由。

灵魂的归宿

灵魂既然具有独立性,那么灵魂从与肉体的斗争中胜利后,它又去往了哪里?《斐多》里,苏格拉底用一个比喻阐述了他对灵魂归宿的见解,人们都以为白天鹅最后一声嚎叫是惨叫,因为它想到生命即将萎缩一个圆点,对世界的贪恋再也无法满足,所以悲伤不可避免,但是,人们都不明白,白天鹅最后一声嚎叫是向着天空的,那不是一声惨叫还是一声愉悦的向往,它快乐地奔赴死亡,因为灵魂的归宿是一个神灵的国度,“那地方和灵魂同样是高贵、纯洁而看不见的” 。那个美丽而神圣的国度,就是苏格拉底幻想出来的灵魂的归宿,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也是灵魂迈向归宿的开始。

《我们仨》里,“古驿道”与“客栈”是两个不能被忽略的意象。笔者认为,这两个意象里其实蕴含着杨绛先生对于灵魂归宿的基本观点。古驿道也称驿道,是中国古代陆地交通主通道 ,它由路与拱门构成,在《我们仨》是贯穿终始的象征体,“象征着人由生至死的必经之道,是生者送别死者的绵绵通道。之所以要叫‘古驿道’,就是强调它时间的远久。” 在文中,杨绛先生还有这样的描述:“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柳树一年四季变化最勤。秋风刚一吹,柳叶就开始黄落,随着一阵一阵风,落下一批又一批叶子,冬天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 古驿道上的柳树,让人不得不联想到灞桥折柳的典故,折柳赠别是古代的一种行旅风俗,杨绛先生用古驿道和柳树这两个意象,意在表明她在送别自己的亲夫和女儿,然而同样的地点,一般人只是将亲友送到另一个地点,与不同于一般人的是,她这一送,便是阴阳两个世界。

依笔者所见,古驿道表明了杨绛先生的生死观,即人都要经历由生至死的过程,简约一点来说,就是凡是生者必死,而柳树则通过表达她对至亲的依恋与缅怀,来阐明任何一个生命的逝去其实不是独立地死亡,他会牵动与他联系的生命体的回忆,也可以说是一部分生命的死亡,所以死亡是一个生死连带的过程。

客栈的意蕴,更多体现在灵魂归宿地的思考上。在《我们仨》里有这么一段,重病的阿圆忽然回来看望钟书和杨绛先生,但钟书却只叫她回去,而且不是回三里河、也不是回西石槽,而是要她回自己真正的家;在第二部分末尾,杨绛先生写道:“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结合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推知,杨绛先生在两位至亲都尚在的时候,以为现实里的家三里河是她的归宿,但是,丈夫与女儿的离去,让她渐渐明白,死亡才是灵魂的归宿,正如第一段文字所言,阿圆不应该回到父母的寓所三里河,也不应该回到自己婚后的寓所西石槽,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在现世的,她死去后,灵魂就应该去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杨绛先生从翻译《斐多篇》所了解到的神的国度。因此,客栈其实就是意指人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一个借居的过客,其实死亡才是人生命最终的归宿。杨绛先生这份人生体悟,得来不易。

人生的旅景:灵与肉的斗争与统一

人生是一个灵与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统一的过程。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中谈到了灵与肉之间的关系:肉是人的“禽兽”本能,灵是人独特于禽兽的良知良能,杨绛先生称之为“灵性良心”,肉随时有把灵毁坏的冲动,但灵总能保全自我,有时还能占据两者之间的上风,因此,在两方都相持不下的时候,人只能对两方都妥协,“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自欺欺人” 。

笔者想,杨绛先生在《我们仨》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里回忆她与钟书先生相遇、相知、相爱、相伴、相老的往事的字里行间,不经意透露出了她和钟书持有的共同的人生观:1、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2、“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3、“人间也没有永远” 。没有永远、没有单纯欢乐的人生,便源自于杨绛先生独特的灵魂生死观,即人生就是一个灵与肉既斗争又统一的过程,所以,人只要活着,灵与肉统一,那么他便永处不安定的斗争状态当中。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也写道,“人的躯体是肉做的,不能捶打,不能火烧水淬,可是人的灵性良心,愈炼愈强。” 她认为天生人的目的,便是在于让人在困苦中经受磨练。

杨绛先生回忆自己与钟书的一生,虽然两人为人处世都很低调,但总免不了受小人排挤与馋谤,可是两人凭借着自己对知识的单纯热爱,一路上相互鼓励支持走过那段曲折岁月,然而,可惜的是,如先生在《我们仨》末尾所写:“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读到这里,笔者有概于人生短暂,这个世界总是力图将人压缩成一个点,但人总在凭借自己的意志与力量反抗这个命运,将自己延长成一条线,将人类这个种群扩展成一个无限大的面。杨绛先生和钟书先生还有钱瑷先生,他们的身上都富有强烈的生命力影像,轻质的灵魂不是被囚锢,而是始终在他们沉重的肉体上舞蹈,他们在悲痛中眼睛里总能绽放鲜花一般的微笑。

在《走到人生边上》中,杨绛先生感概:“年纪不饶人” ,在《我们仨》的最后,杨绛先生的心又冒出一颗血淋淋的眼睛,“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也许,她只是在等待一天,灵魂终于找到她的归宿,她能在另一个世界与自己的至亲团聚,也许,她还在尽力利用好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让自己还能在清醒的意识里,真实而温暖地回忆曾经,因为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死后灵魂是干冷的。

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我们仨》这个文本,结合杨绛先生之前翻译《斐多》的经历,可以探知杨绛先生灵魂生死观的基本观点:人是由灵与肉构成的统一体,灵魂存在且具有相对独立性;死亡是灵与肉的分离,灵魂不具备人的感觉功能却具备臆想与认知功能;肉体是灵魂的借居体,灵魂追求高洁与纯真,死亡才是灵魂的归宿;凡生者必死,死亡是生死连带的过程;人的一生应向死而生,灵魂一直准备死亡;人生是灵与肉统一而又斗争的过程。

杨绛先生的灵魂生死观里透露出积极的面临生死的态度。这份达观的心态来之不易,它是一笔杨绛先生在垂暮之年用一生的坎坷换来的最为珍贵的人生财富。还记得王羲之《兰亭序》里的一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生死本就是人类自身必须要面临的根本问题,审视灵魂、探知生死,方能不枉过此生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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