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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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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读朗西埃的小书《对民主之恨》,发现朗氏对民主与极权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体系中同一关系的论述十分鞭辟入里,因而突发奇想,理清了一下对民主,平等,阶级矛盾等概念长久以来的认知,粗糙地得出下文。

在朗西埃看来,民主与极权并非对立的概念,西方"民主国家"知识分子在冷战时期发明的极权主义这一概念,其作为意识形态武器,宣称发现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等价关系,理论上通过规定极权主义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体系失衡的一种表现,是国家吞噬了社会(权力机器管理个人生活的每一方面)。而苏联和纳粹德国因为在政治生态上都有政治为先的现象,作为例证,也作为目标,一并荣登 “极权主义”国家的榜单; 在当代,反民主的实用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新自由主义者归咎社会中种种乱象为民众,尤其是底层群体,对民主生活(分配民主,生产民主)的过度追求,也就是民众追求自我决定的无政府倾向,这些追求可以在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其他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与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初见端倪。在这个意识形态棱镜中,社会吞噬了国家,民主成了倒立的极权。面对着极权与民主的双重威胁。寻求国家与市民社会平衡成为了当前治理者的核心议题,具体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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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读朗西埃的小书《对民主之恨》,发现朗氏对民主与极权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体系中同一关系的论述十分鞭辟入里,因而突发奇想,理清了一下对民主,平等,阶级矛盾等概念长久以来的认知,粗糙地得出下文。

在朗西埃看来,民主与极权并非对立的概念,西方"民主国家"知识分子在冷战时期发明的极权主义这一概念,其作为意识形态武器,宣称发现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等价关系,理论上通过规定极权主义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体系失衡的一种表现,是国家吞噬了社会(权力机器管理个人生活的每一方面)。而苏联和纳粹德国因为在政治生态上都有政治为先的现象,作为例证,也作为目标,一并荣登 “极权主义”国家的榜单; 在当代,反民主的实用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新自由主义者归咎社会中种种乱象为民众,尤其是底层群体,对民主生活(分配民主,生产民主)的过度追求,也就是民众追求自我决定的无政府倾向,这些追求可以在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其他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与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初见端倪。在这个意识形态棱镜中,社会吞噬了国家,民主成了倒立的极权。面对着极权与民主的双重威胁。寻求国家与市民社会平衡成为了当前治理者的核心议题,具体上讲,在否认了平等民主的革命追求的一切可能性之后,“如何治理”作为唯一合法合乎精英主义逻辑的“社会科学范式”淹没了对其他一切问题的探索的呼声,时常可以听到治理者和以治理者自居的人讲:平等/民主/革命听起来很好,但这不现实,我们要做的是改良/恢复传统/建立秩序/专家管理。

作为统治阶级的精英治理者是在压制追求平等民主的革命者的长期斗争中,认识到了,民主,平等,极权(作为社会吞噬国家或国家吞噬社会的理论概念)的三位一体关系。民主作为最理想化的社会组织关系,人人在其中都有不可质疑的参与权力,每一种意见在其中得到具体的表达,是一种普遍的理念;平等作为民主的伦理基础和实践目的是所有革命的真诚灵魂,其作为最高原则指导着具体实践;生造出来的极权概念则反应了革命对平等民主的实践的必然要求,社会与国家的二元体系在革命中要被完全取消,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一切都被政治化,同样地,一切也可以被生活化。也可以讲,民主平等作为普遍性的理念必须在人类文明范围内全方面实现,因此不容许国家或市民社会其中某一个范畴不受这种普遍理念的统辖。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是革命理论自洽的结果,但同时也问哦反对者提供了另辟蹊径的理论切入点。

苏联官僚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抑或修正主义)的失败实践结果成为了“西方民主”重要意识形态标靶,也成了生活政治化理论上的典范。在理论中,利用国家与社会二元体系的构建,精明的精英知识分子为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划上了等号,二者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棱镜下无非都是国家对社会范畴的逾越,公共对个人的侵犯。在硬币的另一面,经历了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发生在市民社会中要求全面民主与平等的运动之后,统治阶级又赫然发现,国家社会的二元体系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被颠覆,社会领域开始侵蚀国家力量,人民要求政治全面地生活化(政治下降到每一个社会组织内,企业,家庭,社区等等社会组织内都要实践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同时民主平等作为政治理念扩散到所有社会活动中,教育,生产,分配),所以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在最恰当的时机“自然出现”,为统治阶级精英提供了绝佳的攻击对象。换句话讲,在民主与平等与作为深入人心的理想诉求的现实下,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创造性地利用国家社会的二元理论体系,一方面发明极权概念否定革命对平等民主完全实践的要求,另一方面,以理性秩序甚至科学为名,消灭了社会运动要求国家权力的可能。

无论是所谓极权国家吞噬社会生活,还是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成员要求接管国家力量,为了保卫既得利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化的政治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公共与个人,以对立的姿态构成了诸多社会问题本质上的核心,因此,在这种对立中,所谓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平衡成为了解决问题的万灵药。然而,如果从这种意识形态外审视,不难发现,被冠以侵犯个人自由罪名的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正是因为少数人的绝对个人自由没有受到限制,而被指责为破坏国家统治秩序的社会运动的病灶又恰恰出在破坏的不够彻底,所以,不是对立双方的平衡出现了不稳,事实是这种二元对立的理论与相应的具体政治实践本身才是需要被克服的对象。

正如标榜个人的自由主义者“不存在社会,只存在个人。”的声明的实际涵义是“不存在平等的关系,只有个人的自由。”一样,保守主义者或者自我标榜的实用主义者所宣称的“只有最有能力的人才能治理社会。”也只是在给少数人的自由做保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对平等民主的仇恨上达成了空前的共识,自由主义最求个人自由(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与保守主义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病态地结合在一起,看似不可能,却实际指导着现存社会各方面实践(个人的私有财产万岁,由国家暴力保卫的私有制万岁)。回头来看,国家与社会,公共与个人的对立蕴含了平等与自由,民主与专家治理的对立,现代宪政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好宣言,同时资本主义实践在摧毁一切老的社会关系后用来构建新关系的核心准则则是个人的自由不可侵犯。所以,自由主义主宰的社会领域,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核心与切入点(保障个人自由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建立了一整套服务于有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其本质可以概括成:个人财富完全来自于个人能力,不涉及其他因素,不应该受到公共/国家/民主的干预。相应的,以保守主义或者实用主义为主导的政策制定者,也就是现代国家的统治阶级精英,以社会秩序与稳定为首要原则发展出了以寻求最佳治理术为任务的专家治国原则,最有能力的个人来治理那些没有多少能力的人。这样,分别主宰着社会与国家范畴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分赃计划,私有财产为个人提供权力基础,同时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用专家的权威反过来确证私有制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可或缺,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这种合作关系在表面上显示为两种主义的对抗,却在实践中互为补充,在不同领域为同一利益群体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护航,而这种表面对抗实际合作的奇诡关系的可行性则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体系为核心的理论模型所保证的。

在最终分析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具体是什么主义,都在理论化的国家社会二元体系中发挥着同质的作用-保障少数个人的权益;其中,私有财产是维护历史性既得利益的核心概念;相应,社会的稳定秩序是维持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条件;而这所述两种关系赖以生存的政治现实正是国家社会,公共个人,平等自由的二元对立关系。如果没有所谓国家对抗社会中民主生活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社会财富将会立即失去一切保护;同样的道理,失去了社会防止国家侵入的个人生活的意识形态壁垒,服务于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很难反对集体主义的财富分配主张;在这种角度看来,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绝不是一种需要平衡的精密结构,而是一种为矛盾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提供可行性的理论广场,是一种不可调和矛盾的片面抽象,掩盖了这一矛盾本身的具体内容,从而取消了克服矛盾的可能,把议题限制在了矛盾本身必须存在的前提之中。

这种矛盾正是一些人做梦都想从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抹去的阶级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先来看一段《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现存的私有制是以大多数人的贫困前提换来极少数人的富裕,或许再加上一个被生造出来而又在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走向灭亡的中产阶级,在贫穷的未来和幻想的富裕中摇摆不定。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矛盾不是一无所有和富裕充实两个概念的矛盾,而是现存社会中贫穷的大多数人和富裕的极少数人的现实的阶级矛盾。利用这一逻辑来看前文所述的种种二元对立,平等与自由的对立就是不自由的大多数人和绝对自由的少数人的矛盾(当然,最无耻的理论家可以说富士康得工人和巴菲特一样自由。),平等作为要求同等自由的诉求,显然不与自由的对立。;同样,民主与“专家治国”的对立,是被“专治“的大多数人与享受民主的少数人之间的矛盾(当然,同样的理论家可以说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但又欣然舔舐少数精英的“专治”皮靴),而民主正是要求取消这种差异,承认每一个人参与治理能力(绝对不是是简单地投票),是全民的专家治理,因此,民主绝不与“专治”矛盾;这对对立有时也蕴含着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然而,如果民主的公平分配必然带来低效的生产,那么高效的生产就无疑代表着独断的不公平分配,不言自明,辛勤劳动的大多数拒绝工作才是这种抽象对立的必然结论(资产阶级标榜自己财富来自努力,得之公平,然而一旦谈到具体的分配却又开始强调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公共与个人的对立,是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与少数人的个人利益的矛盾(再一次,亲爱的理论家宣称只有向少数人输送更多的个人利益,公共福祉才可以提高,其中的经济学家还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涓滴效应),公共作为保障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的理念,这样看来不与个人矛盾,却与其同一;从对这些个别抽象对立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体系是这些对立的总和,作为一种总体性,是一种片面抽象甚至刻意歪曲事实的理论武器,其通过把矛盾各方面的片面表达拆分,包装,最后对立起来佯装成真实的矛盾,掩盖阶级对抗的现实。

这种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再加工成功分裂了无产阶级主体,为虚假意识在非资产阶级中普遍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其通过塑造种种抽象的对立,它取消了认知政治社会生活实际发挥作用的阶级力量的可能。而在诸多这种混淆视听的烟雾弹中,最典型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的理论家们一边歇斯底里地鼓吹取消政府管理,最大化“个人自由”,充分发挥每个人在“自由市场”中发挥“个人能力”是增加社会总福祉的唯一法门,一边又在实践中要求政府以及其他国际管理机构(如IMF)对通常是以民主诉求为主的异见力量进行强力压制。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指出“新自由主义者为抵抗他们最担心的事物——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暴民专制,甚至多数的统治——不得不为民主治理设置很大限制,转而依靠不民主和不负责任的机构(诸如联邦储备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关键决定。这造成的悖论是,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

在理论中,新自由主义诉诸传统的平等与自由的对立,把平等与贫困,自由与富裕生硬地联系起来,利用追求物质占有的最高律令,否定对平等的一切追求(追求平等就是追求贫穷),在实践的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的行动主体又把目光投向了民主与“专治”的对立,通过宣扬对“专家治理”的绝对服从,否决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民主决定生产分配行为的所有可能,为绝对的个人自由提供了政府权威层面的保障。在理论中鞭笞政府,在实践中却以政府为规范力量,这种看似不协调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实际却反应了现实的阶级矛盾。在新自由主义的二重对立规划中,理论层面的平等-自由对立,实践层面的民主-“专治”对立,都反应了具体的阶级矛盾。如前文所述,平等与自由的对立是阶级矛盾中不自由的大多数与绝对自由的少数人矛盾,而平等作为大多数人追求一致自由的抽象被从这一抽象的载体中割裂,单独拿出来与少数人所享有的绝对自由对立,同样,民主与“专治”的对立是被“专治“(也就是不享受民主)的大多数人与享受民主的少数人之间的矛盾,而追求每一个人都参与治理的民主诉求(人人参与“专治”),在民主仍旧保留积极涵义的历史背景下,从载体中被抽象出来为“民粹”与代表理性客观的“专家治国”相对立。可以发现,如果把平等-自由与民主-“专治”这两组对立归还到载有他们的社会具体力量中来审视,他们恰恰是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对抗的精妙侧写(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趋于垄断的内在特质则决定了享受自由与民主的一定是极少数),这两组对立蕴含的对抗关系正是无产阶级要求全面民主平等自由与资产阶级要求保留独享特权的不可调和矛盾,也就是阶级矛盾。以新自由主义为典型的一揽子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政治是另一例)精明地利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体系,把阶级矛盾的部分体现从对抗主体中抽象出来分别强加在国家与社会范畴之上,形成主义上的理念对抗,摆脱了矛盾双方社会存在自然蕴含的规定性,从而以跨越物质基础的姿态(否认阶级存在),完成了对无产阶级的欺骗,分裂,以及最终驯服。

因此,在虚假意识盛行的今日,平等,民主,极权(不再区分国家与社会,或者说,用社会取代国家,抑或更明目张胆一点,一切权力归于公社),这三位一体的组合是无产阶级在阶级对抗中的核心理念,也是解放自身的指导原则。如何认清这三者与无产阶级解放诉求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启发阶级意识的关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革命性的意志也可以塑造革命主体,在这种多元决定的运动中,主体的主观认知是革命使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不得不呼吁,在这绝望的年代,我们必须追求不可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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