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者,君之臣也;民者,君之民也。

路辰
刚拿到《夺富》的时候,见书封上写的“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心中暗以为书里必是写各朝各代的贪官污吏。读罢才发觉自己竟是见字取义,大错特错的。封建王朝不同朝代,八大财臣为君王聚敛民财,以资国用,此所谓“夺富于民”。
中国社会自古有一种经济理论:“藏富于民”。《周易》中讲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大概是古代朴素富民思想的起点。儒家倡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民富先于国富。以小生产者为领导的墨家,将幸福寄托在“官府实而财不散”,希望统治者能“节用去奢,爱利万民”。道家无为。常使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无知无欲。”封建帝王自幼熟读诸子百家,对于先贤的思想自然明朗,但是在面对战争等特殊外界条件时,亦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取民之所利而夺其富。”而在这个过程中,朝廷的财相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的八位主角就诞生于此。
窃以为全书贯注两条线索,一是君臣关系,二是君民关系。
臣者,君之臣也;民者,君之民也。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宰相位高权重,但是对于帝王来说依然只是一颗棋子。封建社会以宗法制为纽带,“君为臣纲”,四字道尽为臣之心,用则取之,用罢弃之。书中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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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拿到《夺富》的时候,见书封上写的“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心中暗以为书里必是写各朝各代的贪官污吏。读罢才发觉自己竟是见字取义,大错特错的。封建王朝不同朝代,八大财臣为君王聚敛民财,以资国用,此所谓“夺富于民”。
中国社会自古有一种经济理论:“藏富于民”。《周易》中讲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大概是古代朴素富民思想的起点。儒家倡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民富先于国富。以小生产者为领导的墨家,将幸福寄托在“官府实而财不散”,希望统治者能“节用去奢,爱利万民”。道家无为。常使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无知无欲。”封建帝王自幼熟读诸子百家,对于先贤的思想自然明朗,但是在面对战争等特殊外界条件时,亦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取民之所利而夺其富。”而在这个过程中,朝廷的财相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的八位主角就诞生于此。
窃以为全书贯注两条线索,一是君臣关系,二是君民关系。
臣者,君之臣也;民者,君之民也。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宰相位高权重,但是对于帝王来说依然只是一颗棋子。封建社会以宗法制为纽带,“君为臣纲”,四字道尽为臣之心,用则取之,用罢弃之。书中八位敛臣大多官至宰相,依然逃脱不了身为人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命运。
八位主角中,最熟知的便是宰相蔡京。大抵因他最为广泛的出现于文学作品或是影视改编之中。蔡京为一代奸相,这是世人对其的普遍认识。王夫之亦曾评论蔡京:“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蔡京生性奸诈而好用权术,但他为相时仍续神宗新法,变革货币体制,为朝廷充盈国库,开土拓疆,兴办教育,救济贫困,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刘晏是唐朝财相,幼年就才华横溢,为官之后经历四代帝王。他聚敛财富的手段与其他财臣大量发行虚币有所不同,而是利用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建中六年遭杨炎陷害,被敕自尽。史书评价刘晏为官是“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刘晏信奉道家,道家治国讲求:“虚其心,实其腹,壮其身,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刘晏之财法,顺应道家思想,多不伤于民,而是顺之自然,因势利导。
最后一位代表性人物应属张汤。读司马迁《史记》时有一章名为《酷吏列传》,张汤被收入其中。主张用法严峻,常以春秋之义作为掩饰来执行帝王之令,大概是受了法家思想影响的为官之道。张汤为武帝改革币制,充实国库抵御匈奴入侵,虽令物价飞涨,但在客观上保持住了国家的完整与和平。后亦遭谗言陷害而死,为国敛财无数却一生清廉简朴。
八位财臣大多清廉且精于改革,有利于国家,却都死于非命。常言伴君如伴虎,因一句谗言,遭同僚陷害就落得身死,惹人深思。另外政府夺富于民多是迫于战争要求,汉武帝任命张汤为相,改革币制回笼民间财富,北征匈奴开疆拓土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唐代安史之乱时,朝廷为平定叛乱不得不从民间大量聚敛财富,以保持岌岌可危的政权。宋代敛财则是由于国力衰微,金与蒙古虎视眈眈,大宋腹背受敌。总之,战争无论胜败,受苦受难的皆是百姓。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古代最为精彩的一个思想命题。诸子百家连同封建帝王大多都认同这个观念。但是我们回顾历史,常常发现史实常与理论相悖。政权倾覆,受到危难的首当其冲是百姓;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被一次次榨干的仍旧是百姓;帝王无心政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还是百姓。民贵君轻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思想,而是历经各朝各代的一次重大的思想实践和反思。
石老师此书剖去历史上对于人物的既定评价,换用经济的眼光去审视各个人物对于当时国家经济的影响,即使是奸佞之臣,依然有一些改革的举措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窃以为美中不足的是,全书聚焦于为朝廷敛财,却未能点出深藏于经济背后的物质哲学。而且也未提及同样具有代表性的如桑弘羊,王安石之类。八大财臣中有多人为同一朝代同一时期之相,其叙述多有重合,是为白璧之瑕。
此书对于人物并没有主观的褒贬,只是陈述历史事实,文学上称此为“零度叙事”,其中是非曲直千人千面,自留给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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