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通过膨胀的唯一出路

柳言鹰语

根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出路

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历史上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在休谟(David Hume)看来,货币的价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是由流通中所存在的货币(金属、纸币)总量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货币,如果我们从容但深入地进行研究,我们就能充分发现这两个方面的妙处。复杂与简单两个面都有一些可以独立于整体之外让人欣赏的东西,但对这些东西有了充分的认知,也只不过是对整体的部分了解罢了。”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通过多彩多姿的历史片段,证明对货币经济学的误解所带来的货币之祸害。比如,他不但讨论了两位苏格兰化学家是如何毁掉最光彩夺目的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竞选总统的前程,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白银采购计划加速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还以平实的语言解释了美国当前的货币体系对个人的工资、储蓄账户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货币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一如米尔顿所言,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源自于货币供给量的主张。他认为,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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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出路

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历史上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在休谟(David Hume)看来,货币的价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是由流通中所存在的货币(金属、纸币)总量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货币,如果我们从容但深入地进行研究,我们就能充分发现这两个方面的妙处。复杂与简单两个面都有一些可以独立于整体之外让人欣赏的东西,但对这些东西有了充分的认知,也只不过是对整体的部分了解罢了。”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通过多彩多姿的历史片段,证明对货币经济学的误解所带来的货币之祸害。比如,他不但讨论了两位苏格兰化学家是如何毁掉最光彩夺目的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竞选总统的前程,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白银采购计划加速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还以平实的语言解释了美国当前的货币体系对个人的工资、储蓄账户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货币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一如米尔顿所言,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源自于货币供给量的主张。他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为辅。许多现象可以使通货膨胀率发生暂时的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产生持久的影响。他甚至说,“通货膨胀的问题,只是印刷行业的问题。”米尔顿旗帜鲜明地反对凯恩斯以金融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手段,主张政府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应该被严格限制。他说,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根治通货膨胀的惟一出路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如其所言,“Money is much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central bankers.”控制货币增长的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中央银行在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这就是著名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

经济大萧条是政府对市场过多干预和管制结的恶果,而非“自由放任”所造成的。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曾四次加速货币的增长。每一次货币量以更大幅度增长后,都是经济先得到扩充,随后便出现通货膨胀。每一次当局都用放慢货币增长率的方法制止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下降后,紧接着就是一次通货膨胀性的衰退。米尔顿认为,“正是联邦储备银行的举动,将这场普通的经济衰退——虽然可能是相当严重的一场,转变为一次主要的经济灾难,而不是试着用它的力量来抵销大衰退。1929年至1933年间货币供给减少了三分之一便是这场灾难的开端……大恐慌不但不是一场自由企业体制的衰退,反而是一场政府造成的悲剧。”他强调,政府所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跟问题本身一样差劲(The government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usually as bad as the problem.)。比如,政府对市场、对经济、对金融的沉重管制,不但限制了银行对市场的反应,还使银行丧失了处理能力,结果导致了经济大恐慌,而“美国政府提升税率的举动造成了对民众更大的伤害,接着又印制更多钞票来偿还债务(因此又导致通货膨胀),这些失误加起来便彻底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储蓄”。

米尔顿认为,“最大错误之一是,是不依政策和计划的结果,而是依它们的意图来评断它们。”(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在《货币的祸害》一书里,米尔顿还关注了中国的问题。米尔顿对中国国民党最终溃败的解释也落脚于国民党引发通胀,“1948年8月22日,蒋介石宣布实施货币改革。……价格被冻结,所有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必须在3个月内上交”,而上交的条件苛刻,几乎等同于直接充公。“到了1949年4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水平上涨到了1946年12月价格水平的5400万倍,这相当于每个月上涨将近90%(远远超过菲利普·卡根在他新古典经济学恶性通货膨胀研究中所定义的50%的水平,他用这个标准把恶性通货膨胀从其他通货膨胀现象中区别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政府“失去了少数还没有放弃更广泛意义上社会责任的人士对其残存的一丝尊重”。从这个角度上看,“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帮助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内战结束后,共产党又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而这无疑帮助他们巩固了政权。”

货币理论的真谛同样适用于货币的发展历史。一如米尔顿所言,从某种角度来看,货币体制的结构似乎非常怪异,但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它只不过是我们并不熟悉但却习以为常的形态,仿佛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米尔顿不但从石头、羽毛到黄金的演变中探讨了货币的历史演变,还侧重于用简洁的语言勾勒出货币理论的本质,正如“1873年的罪行”所体现的那样,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用深思熟虑的行动来改变或影响货币或货币理论的发展历程——很长一段时间,货币一直在银本位和金本位之间摇摆,在复本位和单一本位之间徘徊,由此引发出许多事后看来荒谬的历史事件或灾难。米尔顿还断言,这个历史并不遥远,“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上会出现更多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全面爆发恶性通货膨胀时间”,“无论是我们正讨论着的货币观点,还是关于其他经济或社会现象的观点,概莫能外。”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正确理解货币现象所具有的重大潜在的价值。

原载《上海证券报》、“大象读书会”公众号,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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