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的“蒙元史”?

DRYJIAYOU
2017-10-01 22:34:20

在近代民族国建立之后,历史叙述往往成为了各自国家“民族史”的叙述,自我认同的“本国史”与作为他者“世界史”二元对立,虽然大大加深了历史研究,展示了历史丰富细节;但在另一方面,对于非“本国史”的叙述,往往夹杂着对“本国史”的推崇,历史在这里往往成为政治的附庸,往往成为一种现实的论证。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从来都无法成为一个绝对中立的学术殿堂。研究者本人无法离开这种教育、人文背景所带来的种种因素,任何学者都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此义。对于蒙古帝国来说,世界少有帝国跨越了如此广阔的地域,也少有帝国遗留下的史料如此庞杂,可以说,任何一个专业的蒙元史乃至蒙古史学者在其一生都很难穷尽所有的史料。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完全或者大部分地继承蒙古帝国的疆域。构成蒙古帝国的推动力的蒙古族也分散在各个国家。在这种状况下,蒙元史的研究又陷入了另一种怪圈。在蒙元史研究内部,由于研究者族群的分散使得蒙元史的叙事往往因为不同学者的学术关怀过大而无法建立统一的学术范式;而蒙古帝国有没有一个主要的继承国家,对其的描述常常以“他者”形式进行,无异于隔靴搔痒。蒙元史的这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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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民族国建立之后,历史叙述往往成为了各自国家“民族史”的叙述,自我认同的“本国史”与作为他者“世界史”二元对立,虽然大大加深了历史研究,展示了历史丰富细节;但在另一方面,对于非“本国史”的叙述,往往夹杂着对“本国史”的推崇,历史在这里往往成为政治的附庸,往往成为一种现实的论证。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从来都无法成为一个绝对中立的学术殿堂。研究者本人无法离开这种教育、人文背景所带来的种种因素,任何学者都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此义。对于蒙古帝国来说,世界少有帝国跨越了如此广阔的地域,也少有帝国遗留下的史料如此庞杂,可以说,任何一个专业的蒙元史乃至蒙古史学者在其一生都很难穷尽所有的史料。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完全或者大部分地继承蒙古帝国的疆域。构成蒙古帝国的推动力的蒙古族也分散在各个国家。在这种状况下,蒙元史的研究又陷入了另一种怪圈。在蒙元史研究内部,由于研究者族群的分散使得蒙元史的叙事往往因为不同学者的学术关怀过大而无法建立统一的学术范式;而蒙古帝国有没有一个主要的继承国家,对其的描述常常以“他者”形式进行,无异于隔靴搔痒。蒙元史的这种研究困境实际上与现今“亚洲”的研究困境颇有相似。“亚洲”不论是作为一个文化观念,还是地理概念,亦或是政治概念,都因为其内部的巨大特异性而无法成功构建。在民族国家视野下,一切都是那么的正当,但是一切又是那么的虚幻。

在《重新讲述蒙元史》这样一本论文集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就笔者阅读感受来说,一下两点可以说是本书的学术情怀所在。

一是关于蒙元史研究框架的问题。几年来学者们翻来覆去不断地尝试以各种视角重新叙述蒙元史,但是往往无功而返。对于蒙元史来说,蒙元史的研究框架是难以确定的。我们知道,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在搜集史料后的第一步往往就是建立某个王朝或者政权,亦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脉络,建立一个研究范式以供后来者研究。但是在蒙元史研究中,这却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蒙元史的史料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以汉文史料为代表的儒家传统的史料,二是伊斯兰传统下的历史记录,三是藏传佛教视角下政教二元体制的记载。现代中国历史学者深受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影响,将史料与历史联系起来,这样本来已经分割的史料往往造就了分裂的叙述,不同学者利用不同的史料,各管一摊,很难称得上“蒙元”的“蒙元史”,在宏观上更可能是一种他者叙述而已。笔者浅见,对于蒙元史研究来说,找到蒙元史叙述的本体可能更为重要,蒙元史是一个完全超越民族的历史,经历过蒙古帝国的人们往往也没有现代民族的观念,与其争论不同的视角,不如真正的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用一种超越的眼光去审视这段历史。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冷静地展示史实,防止乱用历史应该是我们的最终使命。蒙古帝国史因为它的广泛性往往被滥用,既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骄傲,也可以称为一个民族的伤疤,历史的真相往往变得不再重要,那么在这时,寻找到一个真正的论述主体,找到一个新的论述框架恐怕更为重要。

二是关于边疆与中心的问题。书中指出“边疆作为问题中心,是历史研究的一类重要课题,是双方互动的中心。”目前,对于主流史学叙事来说,蒙古往往都是来自于边疆,尤其是中国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更加强调这一点。在蒙古高原中心,不断产生新的游牧国家,或者向西,或者向南扩张,蒙古帝国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北部的“边疆”不再是边疆,而是在亚洲意义上的中心,是与中国等定居文明对应的文明的中心。所谓的“边疆”往往是在不同的叙事主体中被构建出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蒙古帝国对于征服地区的统治又是合情合理的,蒙古作为征服的中心,而广大的被征服地区不过是边缘,这就可以理解蒙古人对征服地区的统治方式——“间接统治-直接治理-崩溃”的过程。当然,由于人数的绝对劣势,加之不同地区宗教文化的强势地位,使得蒙古人面临着同化问题,而这也正是蒙元史重新讲述的难题。在本书的专题论文部分,姚大力的《汉文明在元时期:果真存在一个“低谷”吗?》、乌云毕力格的《明清蒙古史家的元朝认识》、蓝德彰的《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都是以元朝为对象来讨论这个问题。三篇文章讨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是最终的结论往往都落在了蒙古的认同问题上。姚文最后认为汉文化在元代史平移式的横向拓展;既对前沿成果消化,也使得各地域间的发展差距缩小。同时,元朝政府也采取了汉地专制官僚的行政体系。乌云毕力格则发现了明清蒙古史家对四大汗国的集体失忆,成吉思汗建立的国家似乎只包括了元朝以及后来的北元,而明朝也因为“弘吉剌氏十三月生永乐帝”的传说成为蒙古叙事的一部分。蓝德彰的文章分析了虞集的官宦生涯,认为蒙古的统治依靠军事,合法性来自于汉地的政治、观念和宗教因素,虞集帮助蒙古统治者构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从这三篇文章来看,尽管作者都极力避免传统叙事结构给研究带来的困难。但是,对于元朝的蒙古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汉文化的影响与利用。这一点恐怕与清王朝面临的困境相似,如何在保证自我认同的同时维系广大文化特征迥异地区的统治相似。这一点让笔者想到了《最后的皇族》一书中的相关研究。蒙古人必须通过吸收汉文化来自确立统治汉地的正统,尽管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目的,但是其表现形式一定不会是“反汉文化”的。政治体制、官僚系统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蒙古人必须要继承金朝、南宋王朝的统治方式,这也是一般制度史研究的背后逻辑。当然,蒙古人对汉文化的推崇只是汉化的起点,其终点是忘却自己蒙古人的身份,最后融入到汉人之中。现今的研究者往往怀着一种后见之明去研究历史,历史的当事者断然不会有我们这种优越的条件去看待他们的历史。他们往往只是镇守一方的大员,苦恼没有合适继承人的皇帝,或者是兢兢业业工作的官员。在统治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我们后来人去强求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距离他们数百年后做着不痛不痒的评价,这更可能是对历史的不公。

历史就是历史,不会以为历史的叙事的不同而消失,历史学者的研究就是讲这段历史展现出来,而不是去主观的评价。不是从历史中找寻现实政治的正当性,而是去理解这段历史,用现实去证明自己的统治。对于蒙元史来说,那就更可能是抛弃民族国家的边界、概念与方法,重建新的“蒙元帝国学”的研究这可能是目前蒙元史研究努力的终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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