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人忧天”的F•福山

沉璧
弗朗西斯•福山是一位政治学学者,但他这次却把写作视野转向了生物技术革命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并写下这样的著作,惊异之余我也好奇。不过,在读完整部书以后,我还是看到了F•福山政治写作的本色。F•福山从两本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和《1984》开始破题写作,《1984》描绘的是信息技术改造下的未来社会,《美丽新世界》描绘的是生物技术改造下的未来社会,但F•福山没有在这两部书上用墨太多,而是很快将话题转到了生物技术,转到了人类基因工程。他从大脑科学、神经药理学以及基因工程中的智力遗传、基因与犯罪研究、基因与性取向研究、药品犯罪化研究、人类寿命延长技术、人工婴儿技术等方面来探讨生物技术革命是否会产生从宏观层面调整或控制人类行为的可能?是否会修改人性?其政治后果又如何?这与其说是F•福山的发问,不如说是F•福山自己从政治学、社会学、遗传学、伦理学等角度提出的担忧。
        F•福山的这些担忧来自与宗教信仰、功利主义哲学认知。因为他认为,随着基因遗传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优生学也会随之长足进步,并主导人类更多的私人选择,甚至是国家强力下的选择,从而产生更多的族群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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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是一位政治学学者,但他这次却把写作视野转向了生物技术革命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并写下这样的著作,惊异之余我也好奇。不过,在读完整部书以后,我还是看到了F•福山政治写作的本色。F•福山从两本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和《1984》开始破题写作,《1984》描绘的是信息技术改造下的未来社会,《美丽新世界》描绘的是生物技术改造下的未来社会,但F•福山没有在这两部书上用墨太多,而是很快将话题转到了生物技术,转到了人类基因工程。他从大脑科学、神经药理学以及基因工程中的智力遗传、基因与犯罪研究、基因与性取向研究、药品犯罪化研究、人类寿命延长技术、人工婴儿技术等方面来探讨生物技术革命是否会产生从宏观层面调整或控制人类行为的可能?是否会修改人性?其政治后果又如何?这与其说是F•福山的发问,不如说是F•福山自己从政治学、社会学、遗传学、伦理学等角度提出的担忧。
        F•福山的这些担忧来自与宗教信仰、功利主义哲学认知。因为他认为,随着基因遗传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优生学也会随之长足进步,并主导人类更多的私人选择,甚至是国家强力下的选择,从而产生更多的族群歧视;药物学的发展,会不断延长人类的寿命,会泛滥“药品犯罪化”问题,普通人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尽可能地从医疗角度解释,以逃避自身的责任,而利益集团会推动这一趋势发展,直至不久的将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成为实现某些“政治正确”目的的强大的生物学途径;比如当死亡属性的演变,当所有生物医药研究的累积性影响不断推进人类寿命的延长,进而“死亡”就会演变成一个疾病概念,进而对现有的社会等级结构产生肆虐性破坏,那些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人都不想失去权力或地位,都想全力保住既有的一切,那些为他人牺牲生命的行为也不会被尊重和谅解;基因工程发展也许会让人工婴儿技术成为现实中的“黑天鹅”,颠覆式的社会改造因此出现,人性中原本是社会构成最为牢固的根基,但也会面临岌岌可危的风险。这些是F•福山对后人类未来的预见,因为这些预见,他产生了当然的担忧,但这些担忧是不是都应该成为一种“应该”?
        F•福山在书中第6章的标题是“我们为什么应该担忧”?之所以认为“应该”,是他基于对人类近现代社会的观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激进思潮、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日本731部队的医学实验、核子武器、优生学、转基因等等种族主义和精英意识的野心仍然蛰伏在人们的内心,而对比今天以及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趋势,“我们没法对人们试图超越人类本性的极端手法视而不见”,“我们试图保存全部的复杂性、进化而来的禀赋,避免自我修改”。如果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能够让我们治愈疾病、延长寿命,让孩子更易于管教,那么在此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导致了一些无法言说的人类品质的丧失,比如天分、野心。如果没有了病痛、苦楚、死亡,那我们是不是也就丧失了同情、热情、勇气、团结、坚韧的性格品质,F•福山的担忧也因此而来。怎么办?F•福山的答案似乎很简单,就是“政治管制”,用政治来管制生物技术。
         对生物技术的辩论已经分化成两极阵营,一个阵营是右翼的自由主义至上者,认为社会不应该也不能对新技术的发展施加限制;另一个阵营是对生物技术有道德担忧的左翼群体,试图大范围禁止未来技术的发展。F•福山虽然都批驳这两大阵营的极端,但看得出他还是偏向左翼阵营多一些,倾向于对当前涌现出来的大多数生物技术进行更为细致的管理,而管理的路径就是“政治管制”。那么问题来了,谁拥有这份“政治管制”的权力?技术能被管制吗?恰恰是F•福山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让我看到了他的简单和天真。F•福山认为,“科学作为科学,它本身对于收集的数据是否遵守人类研究主体的利益是漠不关心的。科学本身不能成为它研究的目的”。“只有神学、哲学或政治学能够为科学及它所产生的技术设定目的,并确定哪些目的是有益而哪些目标是有害的”,那么,谁来决定科学研究目的的正当性?一个在民主机制下产生的政治共同体。很遗憾,我要怀疑F•福山是不是弄错了“上帝”和“凯撒”的问题,科学的正当性让政治家来判断,让“上帝”来告诉“凯撒”应当如何治理罗马,这样行得通吗?是过于迂腐,还是过于天真?
        再来看看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技术真的能被管制吗?”F•福山认为,许多危险或有伦理争议的技术事实上已经处在有效的政治管制下,包括核武器、弹道导弹、生化武器、人体器官移植、神经医学药物等等,这些都不能自由研发或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交易。甚至,F•福山还举了两个糟糕的例子来说明技术能被政治管制,一个就是有某个大国已成功使用政治权力,通过威胁撤回在该国的经营权的方式,迫使像雅虎(今天Yahoo已经成为Altaba)、MSN这样的网络公司限制在该国网站发布不讨喜的事情;另一个是《核不扩散条约》,认为《核不扩散条约》限制很多国家制造核武器的企图,如南非,乌克兰,叙利亚,伊拉克等,连印度这样的大国也不敢研发更先进的氢弹。可现实却驳斥F•福山的“一厢情愿”,因为没有一套机制是天衣无缝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又该如何保证其目的正当?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凭政治强力来管束科学研究和技术传播是一个乌托邦。现实世界中“翻墙”技术可以越过网络政治的封锁,“暗网”里的地下交易怎会服从于民主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观,朝鲜、伊朗、巴基斯坦对“核不扩散”呼声根本置若罔闻等等,政治管制不但没有完全管制成功,反而是促成了邪恶的极端化,那这是不是对F•福山的“政治管制”观点的批驳?
        赫胥黎描绘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预见的《1984》、梦工厂出品的《机器人瓦力》、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未来水世界》等等,这些预言都可能成为人类的未来,谁又能说不呢?我们不妨换个瞭望点,从公元前的世界来观察今天的世界,今天就是过去的“后人类未来”,今天的“后人类未来”似乎早已超出了古人的政治、神学、哲学认知的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一定采用了超越人类本性的极端手法,并不一定意味着丧失了人性全部的多样性、进化而来的禀赋。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性,是因为人类愿意彼此投入特殊的情感,甚至是向失去生命的事物。科技不会对人类注入情感,科技本身也不会改变人性,有能力修正人性的是因科技创造的价值利益而产生的逐利的野心和欲望,而野心和欲望本身就是人性的重要组成,所以,人类绝不会成为科技的奴隶,科学的目的在于驾驭科学,而不是让人性被科学驾驭。如此想来,我并没有F•福山的“杞人忧天”,因为我相信类似平等、自由、尊严、友善等等这些最为坚实的人性根基既不会因为生物技术革命的进步而消弭,也不会因为政治管制而退缩,即便出现短暂的黯然退化,但也必将复苏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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