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文学要放在历史背景中

董其鑫
吴承学在《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对晚明小品的文学背景和文化土壤、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诸家作品也作了细致的评说,可惜的是论题一多,重点就不容易突出,或者是不敢下论断。或许也是我翻书太过浮躁,没有深入品尝的缘故。
晚明小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研究对象,自然是其有独特性,而研究独特性又是从先于它的其他文学时代和文学样式发展而来的。该书对这部分的评说较为有趣,整理如下。
明初几位主要作家和晚明作家的差别,首先是身份不同。严格说来,他们并非“作家”,而是经国大臣。他们的志向和兴趣是治国、平天下,而绝不在于舞文弄墨。他们往往耻于当“文人”,或被称为“文人”。这里可以宋濂和他的弟子方孝孺为例。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喜欢作文,却不愿被称为文人。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中,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宋濂在自题画像《白牛生传》中说:“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称之,则又怫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在他看来,称他为“文人”是对他的污辱,至少是污蔑。方孝孺也不愿当文人。别人赞赏他的文章,他反要“惭愧弥日,不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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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在《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对晚明小品的文学背景和文化土壤、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诸家作品也作了细致的评说,可惜的是论题一多,重点就不容易突出,或者是不敢下论断。或许也是我翻书太过浮躁,没有深入品尝的缘故。
晚明小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研究对象,自然是其有独特性,而研究独特性又是从先于它的其他文学时代和文学样式发展而来的。该书对这部分的评说较为有趣,整理如下。
明初几位主要作家和晚明作家的差别,首先是身份不同。严格说来,他们并非“作家”,而是经国大臣。他们的志向和兴趣是治国、平天下,而绝不在于舞文弄墨。他们往往耻于当“文人”,或被称为“文人”。这里可以宋濂和他的弟子方孝孺为例。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喜欢作文,却不愿被称为文人。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中,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宋濂在自题画像《白牛生传》中说:“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称之,则又怫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在他看来,称他为“文人”是对他的污辱,至少是污蔑。方孝孺也不愿当文人。别人赞赏他的文章,他反要“惭愧弥日,不能自解”。他们之所以要写文章,是为了“载道”,不得已而为之的。可以说,这种文学观非常传统,甚至比较陈旧。
明初文人创作,大都讲究“养气”,追求义理、事功和文章三者合一,故其文章大都有浩然正气和廊庙之风。即使是小品文,与晚明小品相较,也有天渊之别。他们绝不信笔涂抹,偶然寄怀或吟风弄月,亦只是聊抒逸气。他们的小品,篇幅短小,却要表现重要道理;事物浅近,仍要寄托深远意蕴;讲究寄托和含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总之,小品不小,亦要载道。其文章结构和用笔技巧,仍是古文写作传统。称之为古文短制,恐怕更合乎实际。若视之为“小品”,宋濂、方孝孺诸人泉下有知,恐怕要“怫然”,或者“惭愧弥日”。
前后七子在艺术上致力于寻求古文写作规范与准绳,有些文章不免受到古文格套束缚,而写得佶屈聱牙,缺乏性灵。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走向世俗,走向轻灵。前后七子的失利和公安派的风靡天下,主要不是因为创作成就之高下有别,而是由当时的文化情势所决定的。
明代中期,散文创作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倾向,即注重散文的抒情性,并且贴近日常生活,淡化了传统古文沉重的格调。呈现出向晚明小品转折的特征,唐宋派散文代表了这种倾向。唐宋派散文处于明代散文发展转折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独特作用。他们的创作,已经导夫公安、竟陵先路。当然,与公安、竟陵相比,他们身上的传统因袭要多一些。他们一方面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古文,其散文具有传统古文的深刻烙印;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本色”,提倡作者要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唐顺之说:“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只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这种理论,强调“直写胸臆”,强调本色,已是后来公安派“独抒性灵”说之先声。在创作方面,唐宋派开始反映出新的审美特点。他们的创作,已经十分注意文学的个性化、生活化和世俗化;在艺术表现上,直抒胸臆又文从字顺、质朴自然。唐宋派散文可以说呈现了向晚明小品的转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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