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评价人数不足

赵毅衡| 这场华丽的双人舞还刚开始 :序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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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这场华丽的双人舞还刚开始 :序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赵星植 著)封面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赵星植 著)封面


正当今日符号学走近传播学,正当传播学也走向符号学,正当建立“传播符号学”呼声争相出现,这场双人舞跳到花式翻新而又意兴浓烈,正当我们惊叹舞者之默契时,我们忽然发现:他们原来是孪生兄妹。一百多年前,在它们孕育之时,就是同卵细胞。医学上说,这种孪生出自同一个受精卵,接受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因此他们性格相同,就像一个模子打印出来的,有时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难以分辨。同卵孪生儿不太可能是龙凤胎,但是在我们眼前出现的这一对舞者,就是不太可能中的奇迹。符号学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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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这场华丽的双人舞还刚开始 :序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赵星植 著)封面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赵星植 著)封面


正当今日符号学走近传播学,正当传播学也走向符号学,正当建立“传播符号学”呼声争相出现,这场双人舞跳到花式翻新而又意兴浓烈,正当我们惊叹舞者之默契时,我们忽然发现:他们原来是孪生兄妹。一百多年前,在它们孕育之时,就是同卵细胞。医学上说,这种孪生出自同一个受精卵,接受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因此他们性格相同,就像一个模子打印出来的,有时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难以分辨。同卵孪生儿不太可能是龙凤胎,但是在我们眼前出现的这一对舞者,就是不太可能中的奇迹。符号学与传播学,近些年来。我们看着他们互相走近,又张臂分开,但是我们知道下一个动作又会靠近。

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吗?传播学与符号学本为一体,这个问题已经被菲斯克等无数人说得确凿无疑,但是在学科实践中二者若近若离,分比合久,聚少离多。实践中的符号学变成了文科的普遍方法论,实践中的传播学几乎成了舆论社会调查的同义语。一百年来,符号学与传播学,各自远走天涯,常常不通音问。

然而,在开始时,在时间的出发点上,在逻辑的起始点上,二者却是合一的,只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赵星植这本书用切切实实的文献考证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在皮尔斯的学说中:皮尔斯著作宣布了二者共享的源头,以及他们共同的基因,那就是同卵双胞胎最早孕育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同源现象一直被人忽视呢?赵星植描述出发生在传播学成长过程中的的重要原因:“传播”(communication)这词原先的意义是“交流”,皮尔斯及其后继者芝加哥学派,都集中讨论“交流”这个意义,这时与符号学的关系还清晰可循。直到“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在三十年代兴起之后,“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y)成了“大众传播研究”的简称,社会调查、以及大众传播工具(报刊新闻、电影电视等)效用的研究,成为主要内容。如果在英文中这至少还能让人看出原词原意,在中文中,“传播”的“播”字完全遮蔽了“交流”的原意。无怪乎拉尼根(Richard Lanigan)努力重起炉灶,试图建立一门“交流学”(communicology)。

而在这一个世纪的头上50年,符号学过继到别人门下,那里有位年龄相仿、名字易混淆、性情却很不相同的表兄弟,索绪尔的semiologie。符号是任何被认为携带者意义的感知,它是意义的承载物,任何意义必须依靠符号才能被传送,被解释,因此符号学就是意义学。但是在索绪尔那里,“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研究”,而不是对人类所有意义行为的研究。符号学成为一种如此有效的方法论,以至于万物成为你这把锤子敲打的钉子,成为适合问题的答案。这是对符号学过于狭窄定义的自然回应。幸好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符号学回归到皮尔斯的道路上,重新变成了一个意义哲学问题,成为意识的本体论。

当符号学与传播学都已经发展了一个世纪,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比较好?这问题不能取决于历史怀旧,甚至强调二者能充分互相吸取营养而得利,也是一种权宜的,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从更深的哲学层次上说,这二者的关系之紧密,远远超出互相之间实际利益的需要。赵星植的这本书书强有力地证明:这二者的关系深刻得多,它们本是哲学上过程与目的的关系。

在符号中展开的意义活动,不是一种自然活动,而是人类意识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符号学的思考并不是为了解释自然,而是为了解释意识如何籍意义而存在于世。哲学符号学解释意识与世界的联系,即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且如何取得三种效果,即构成意识,在个人意识中如何积累成经验,在社群意识中如何沉积为文化。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承载:所有的符号都是用来承载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可以不用符号。因此,符号学着重研究的是意义过程,而传播学着重研究的是意义的目的:人际交流。驱动符号意义过程的目的性,是为了弥合符号发送者感知到的存在于他和接受者之间的认知差,因此,符号活动的目的就是交流传播。

目的论思想是一种用目的(希腊文telos)或目的因,给自然提供统一解释的哲学学说。目的论思想主张, 一切作用型的关系和过程都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律 , 所有的秩序和规律都符合某种内在的目的。因此,符号意义与交流传播二者的关系,就是过程与目的之关系。维纳与香农的理论,已经指出现代传播的根本理论,就有个目的论作为根本之法,因为控制论的基本点,就是需要反馈来调节过程。

但是赵星植给我们更强有力的证明:在皮尔斯的论述中,他已经都看到了符号与交流之间的目的论关系。皮尔斯在他的学术活动之初,在1865年他26岁的时候,他的符号学理论尚未成形的时候,就写了一篇名为《目的论逻辑》的文章,提出“客观符号学”(objective symbolistic),认为“再现与其对象之关系”就是一种目的论。因此,皮尔斯符号学的出发点就是以目的论为驱动的。

此后半个世纪,皮尔斯一直在完善符号学,也一再强调符号学的目的论。皮尔斯的思想中特别接近维纳“控制目的论”的,就是他认为任何符号交流无法摆脱的“试推法”:符号意义经常是必需用试推法解释,试推之所以是可行的,是因为它满足“人类心灵与真相亲近”的目的。只有通过试推,我们才能引入新的观念或新的“事实”,并由此开启探究之旅。试推是以目的论为驱动的反馈思考方式,目的是增加我们“猜对”的可能性。这一切的指向是有预定目的的,就是考察符号之解释项的最终归属,也即皮尔斯所谓的“终极解释项”究竟在何处的问题。

一切都与目的相关,这个目的就是“真”,皮尔斯进一步指出,符号能表达真相,既是符号表意的本质目的,更是人追求意义的本质动力。关于前者,皮尔斯说:“符号的目的——即思想的目的——就是把真相带入到表达之中”。而后,他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表述为:“符号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事实’,它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全的真相,或绝对的真相,也即接近真相的每一个领域……‘真相’实际上不是抽象的而是完整的,它是每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

这就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结合的关键点,这就是传播符号学能在目的论上站住脚的根本原因:传播是为了传达“事实”之真,是为了让受众接受有意义的文本。这是符号学与传播学接近的基因根据,是二者合一的根本原因,他们实际上是同一过程重点不同而已,是同一舞曲中猜的舞步不同而已。我们可以翻用康德的名言的句式:无过程的目的是空洞的,无目的的过程是盲目的;脱离符号的传播交流是落空的,而脱离传播交流的符号活动是盲目的。

由此,传播目的反馈给符号过程,符号意义过程协调于传播目的,这是一个维纳反馈控制目的论的精彩妙例。我们不再惊异眼前双人舞之精彩:我们可以看到这二者的互动远远没有结束,我们期盼看到更紧密配合的华丽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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