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知音:以《西北有高楼》为例

马小贵

《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出现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是因为萧统。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的时候,从许多散跌的“古诗”之中,选了十九首放在一起,并以此命名。汉代的主流文学样式是赋,大家似乎只欣赏气势恢宏,语言华丽的写作,文人也作赋渴望配合汉帝国一派富国强盛的时空观。四言诗和乐府此时也居一些地位,五言诗只好作一股无声的潜潜细流。写作者亦有之,可是是五言诗作旁流,才秀人徽,随写随弃。许多年后,诗仍然在,但时代、作者、具体的片名大都淫没不彰了。 但为何《十九首》会变成钟嵘《诗品》中说的人人中朝点缀,反复吟咏的形式,为何后世对这十九首的评价居高不下?这么说吧,这些诗篇“抒发了当时人的生命意识,写出了人对生命的深层思考”。而这些生命情感,不啻流行于当时当地,这些生命情感,也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故感动后世,流传不灭。诗歌的魅力,并不在于辞藻意象之华丽,布局谋篇之精杂,而是在于能引起生命感发的力量。《十九首》就可以不精心刻意地区布置许多修辞,却把人的典型情感浅浅道出。中国传统的文学母题中,“知音”母体被许多人思索追寻,在这十九首中当然不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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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出现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是因为萧统。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的时候,从许多散跌的“古诗”之中,选了十九首放在一起,并以此命名。汉代的主流文学样式是赋,大家似乎只欣赏气势恢宏,语言华丽的写作,文人也作赋渴望配合汉帝国一派富国强盛的时空观。四言诗和乐府此时也居一些地位,五言诗只好作一股无声的潜潜细流。写作者亦有之,可是是五言诗作旁流,才秀人徽,随写随弃。许多年后,诗仍然在,但时代、作者、具体的片名大都淫没不彰了。 但为何《十九首》会变成钟嵘《诗品》中说的人人中朝点缀,反复吟咏的形式,为何后世对这十九首的评价居高不下?这么说吧,这些诗篇“抒发了当时人的生命意识,写出了人对生命的深层思考”。而这些生命情感,不啻流行于当时当地,这些生命情感,也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故感动后世,流传不灭。诗歌的魅力,并不在于辞藻意象之华丽,布局谋篇之精杂,而是在于能引起生命感发的力量。《十九首》就可以不精心刻意地区布置许多修辞,却把人的典型情感浅浅道出。中国传统的文学母题中,“知音”母体被许多人思索追寻,在这十九首中当然不乏表现。下面以《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为例,试窥诗歌,知音和其他一些古典诗歌充满魅力的因素所在。

从语言的必要性说起,首先是因为人类需要被理解。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手势,或者喜怒哀乐的表情,不足以完全表达我们的生活行动和生命感受。情感所需,那语言就开始发展、完善,运用修辞,然后出现诗歌和文学。在遥远而悠久的中国,人们以赋比兴的方法调动林木鸟兽,借助自然人间之事来抒发人情感,不必压抑难言。正所谓“悲落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如果春光正好,从关关而鸣的水鸟起兴,年轻的男女情窦初开,望向携手共度。如果憎恶某些丢了良心的官吏地主,可以不用直接挑明了谩骂,而是近乎优雅地引入一个比喻:“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如此“情动于中而言于形”,好的诗歌得以积累和流传。现代诗歌的一种说法是,诗到语言为止。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的平行不变的语序轴(syntagnatic axis)和丰富多彩的联想轴(sociative axis),决定了语言意义表述的无限可能。比如多义,蕴藉,语体色彩等等,这些精确和模糊的魅力与其在现实中的实践维度不无关系。诠释学主张见仁见智,接受美学强调作品的生命力度在读者那里的理解和再次阐发。总之,语言,尤其诗歌中的无言真是无限的。 时间拉近一点看,近三十年左右的汉语新诗,自朦胧诗以降,虽然在社会主题和人类情感的挖掘呈现方面,诗人们做的并不理想。但随着对国外作品翻译的狂风暴雨,以及后知后觉的、回归传统的意识的觉醒,诗歌久久地沉浸在语言本体之中,这类写作的影响已初见端倪。汉语未来的走向,或许也受益于新诗的创新。我想说的是,语言以人类交流工具的角色发生出现,同时,作为文学作品的语言,会反过来受到作品本身的丰富和侵入。这类明显的例子有很多,古代的如李白、杜甫、曹雪芹,现代的如鲁迅、沈从文等,这些伟大的作家,前者丰富汉语的内涵,让汉语丰富且美,后者努力贯通现代汉语在这个时代的位置和作用。这些伟大的文学和作家,都应该被我们永远记住。

由诗之语言回到知音母题。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在古代诗词中许多次被重新演绎。知音的含义远比“爱人”丰富,知音也是爱人的一种,男女之间的感情,除却肉体之欢,在思想灵魂上有所契合,也是知音。“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次一点通”就是只有心灵相通相知的两人能获得的快感。由此可以说,在男女情爱之间的意义上,注重精神的共鸣,知音是更高一层的、两颗灵魂升华的形态。有点“柏拉图式爱情”的意味。可以说,作为知音的恋人是完美的恋人。 “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深知沉默的可怕。”所以要言说。可是一个人说话,未必所有人都会倾听。即使凑上前去努力倾听,也未必都能听得懂。但人,生而居于家庭社区,大多数时间里是具有社会属性而存在的。当人,作为单独的个体之时,不免感到孤独寂寞。仰首观月看星星、思考时间和生命,愈加觉得自我渺小,此时的说话发声,是证明自我存在的必要手段。在基督教宗教传统贯穿的西方世界里,有一个明确的至高永恒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神)。人可以不需要任何中桥和媒介与上帝沟通,向至高的神倾诉生之快乐和苦恼。神给予人以关爱,并以至高完美的存在映射被造物的存在。就算这样,人类在更多地时刻,需要安慰和抚摸,需要对话,还是亟需同类的拯救。在中国,古老的文明流域,儒释道缓缓汇聚成中国人的精神河流。人们崇尚道德和集体,渴望从同伴那里获得慰藉。知音便流传开来,尤其在文学作品中,明丽的夜空中,一对对双子星座熠熠闪光。虽然知音故事的主角随着时代的不同在变更,但知音故事的精神一以贯之,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就是“只有你懂得”。现代诗人张枣也曾在一次访谈中描述他与柏华的相知的情状,他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写的任何东西,任何一个思绪,一个隐喻,他都知道你想干什么,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简直吃惊道可怕的程度。”另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就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曲洋和刘正风结交,却因为江湖的门派不同而不能一起抚琴演奏、把酒言欢。为此曲洋放弃日月神教的长老地位,刘正风金盆洗手,俩人最后还是不免遭人杀害,为他们久觅才得知音付出了代价。可见知音难寻,所以知音珍贵。 《西北有高楼》这首诗似乎也在讲述一个关于知音的遭遇。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历来说法纷纭。叶嘉莹依据其风格推断,这十九首诗大概于东汉末年和魏晋期间所作,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也有类似的判断。但毫无疑问的是,《十九首》均为文人自发自觉地创作,自此,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以诗表哀乐。知音亦开始流行于文人之间。中国的书生文人是重视情操的,这从陶渊明身上可见一斑。陶潜有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真醇趣味。他归隐山林平达尔的境界是经过了一番波折和充满矛盾的挣扎的。从庙宇高堂到躬耕田地,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一个苦恼就是常常得不到身边之人的理解和支持,他在诗中写道:“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超脱不流俗的陶潜也是需要知音的。那么这首《西北有高楼》是如何写知音的呢?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西北方位,地势高而平。西北高地的楼阁有多高呢,可及漂浮的白云。怀想古时,人与自然亲近,资本经济和城市文化也未登峰造极至成疯成魔,建筑能力也不能够完成摩天大楼,以节省寸土寸金的土地面积吧。这儿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会有那样高耸入云的楼阁呢?“交疏”“绮窗”“阿阁”都是华丽的装饰,此楼不仅有高度,看起来还具备精致奢华的格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高端。然后由视觉转到听觉,高楼上传来悲伤的弦歌声音。在形容歌声有多悲伤时,诗人用到了一个典故。有多悲伤,想象一下哭到长城的孟姜女有多悲伤,这歌声就有多悲伤。音乐在许多诗人那里作为不能视但可听的物象屡次出现。古诗中的物象不只是那些来自自然界的花虫鸟兽,还包括人间世界的一些事物。音乐是人类为表达情感,以天赋的异秉创造出的另一种艺术的形式,哀乐喜乐,乐中有情。“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四句,不仅呈现出音乐如何款款流出,却遇波折,犹豫不决,悲从中来,而且乐中的感情也如具象再现,绕梁不绝,让读者回味再三。诗行流过如此美妙凄绝的弦歌,读者一定会追问“此乐谁为之”?引出歌者:歌者的悲苦之处就在于,没有一个懂她的知音。她的歌声既是悲情的抒发,也是一个寻觅的信号吧,至少在作为听众的诗人看来是这样。既然楼上歌者也在寻觅知音苦苦,诗人观照自身孤独一人,便此时发出祈愿:一起化作鸿鹄鸟,展翅同飞翔?诗人的心愿似乎飞上楼阁,包含期望地询问那位歌者,文字到此就结束了。 那么知音是可能了么?再回顾这首诗的开始,歌者是位于多么“高端”的阁楼之上,诗人甚至只闻其声未见其面容。古诗中写女子的诗句很多,同为《十九首》中就有“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或者“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等,这些女子都作为女性,被观察者的角色一一亮相了。而这首诗中,楼上的歌女自始至终都未谋面。不得不说,此类手法确实高明。因为真与假,虚与幻开始交织错变了,让人不得不怀疑楼上楼下发生的这一切有几分现实,有几分幻想。陆时雍在《古诗镜》中评赏这首诗时说:“抚衷徘徊,四顾无侣”,他真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这种徘徊,你举目四望,没有一个知音;“空中送情,知向是谁”?他的感情是空中的寄托,或许楼上之人因为三重楼阶不能触及,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弦歌的人,亦或者歌者与听着从一开始就是他本人。“举款金觥劝,谁是当筵最有情?”个中酸楚,不可断绝,知音难寻啊。 有评论家给《十九首》做出经典的评价:“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四圣新故之盛”。简单地来说,《十九首》表现了人生最基本的感情。比如中国古典诗歌“叹逝”的传统由此开启。因为深谙了年岁入流,不能自已,所以“昼短苦夜场,何不秉烛游?”在对待时间这一古老的命题上,中国人与西方人亦是不同的。西方因为宗教的缘故追求永恒,这个“永恒”是跳出时间之外的,不受时间的限制。而在中国的传统里,人们为了抵抗生命的有限,,渴望不朽。“不朽”是将时间无限延长的一种方法,所以要趁着茫茫夜色秉烛游。所以要及时行乐,或者建功立业有了“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决心。 现实生活往往不如意,《十九首》“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一类是“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欲得不能的人类感情,可以用叔本华的人生哲学解释。叔本华认为,人是痛苦的,因为人有欲望,而且人的欲望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人就在得到和不满足之间徘徊无望。另一类是“人情之所爱,莫不欲终生相守”,也可以说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现在流行歌曲中也能听到。前者多为逐臣效忠的失望,后者多为夫妻朋友相守的阻隔之痛。千百年后,机器通讯交通发达到极致,现代人的生活操作之简便是古人无法想象的,但人心的距离未拉近,人与人相聚的渴望未改变,厮守终生的愿望还是真切如初。古时的评论家是出色的,肯定了这些都是人生在世,每个人生命形态中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触发点。另外,这也足以作为诗歌永恒魅力的证据。政治游戏和经济泡沫在时代洪流中终成过往,唯有文学艺术永恒。 有一种曲折映照的写法是,借妇女居闺阁之怨,抒怀才不遇之感。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两类情感,虽然具体形态不尽相同,但情感的方向是相通的。现在回到《西北有高楼》这首诗,表面上是写诗人渴望以音乐会友,觅得知音。对最后两句和首段的对比分析中,我们窥见某种知音不能得的可能性。如果将男主角的身份确定为一名官场失意或者不能得到重用的才子,这首诗同时也就是一首抒发怀才不遇的篇章。苦闷不得赏识的失意文人的形象,也是凄楚悲伤的形象,他所渴求的知音,是一位能识得千里马的伯乐。爱别离苦和年名如流志向不得常常交替互映地出现。千百年间,多少文人志士失意惆怅如此,我不禁想到在《十九首》的几千年后的那首《琵琶行》。“多义性”或者可以叫“暧昧”,这也是《十九首》一个迷人之处所在。因为这些诗篇的作者是未知的,我们无法做知人论世的解读。这给诗歌的解读确实带来了困难,但也带来了丰富意义的好处。十九首多义可解的另外原因,也跟汉语古诗无人称表述的具体指陈有关。比如这首《西北有高楼》,全篇也没有出现诸如“你”“我”“他”的人称代指,我们理解其内容表意的时候,也有了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美学“接受论”认为,一部作品只是被作者创作出来并不是完整的,只有读者阅读者,才能说给作品赋予了内在的生命,作品才真正活了起来。作为现代人,欣赏古诗,不一定拘泥于注疏解释。我相信,时空不同,那些让我们为之欢喜、为之泪流的文字感发人心的魅力会永存。

Ja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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