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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俗角度首谈中日两国文化异同与交流方式

小刚往事

从民俗角度首谈中日两国文化异同与交流方式 ——读陈勤建《民俗视野:中日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这本书是研究生开学之初无意间在山大图书馆“随便溜达”时发现的,自己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民俗学专业,再加上本科是日语专业出身,因此一看到分析日本文化的书便情不自禁的拿起来通读一番,更何况此书是以民俗的视角来对中日之间民俗事项的异同进行阐释与说明的,于情于理,本科日语出身,研究生攻读民俗学专业的我看到这本书时心里总会生出一种冲动感:不读此书是万万不该的! 此书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讲的是中日表层文化的类同性,这一章跟作者的研究方向有很大的联系,通过在网上查询陈勤建作者的信息,发现作者对中日鸟文化的信仰已经拥有自己的一套研究见解。很明显,文章开头就引用中日之间关于“金鸡传说”来引出中日之间原是信仰方式——鸟(日)信仰,不过作者也在书中强调日本民族古代“日出之国”的观念,本身是受中国原有神话信仰所致,“日本”的称呼本身就是日本民族对于中国远古鸟信仰传播的接受。由中日文化“鸟信仰”研究逐渐说明“傩”是对鸟图腾进行祭祀的主要形式。 除了分析作者擅长的中日“鸟文化”信仰之外,家蛇崇信、年中行事(对日本的节日进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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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俗角度首谈中日两国文化异同与交流方式 ——读陈勤建《民俗视野:中日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这本书是研究生开学之初无意间在山大图书馆“随便溜达”时发现的,自己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民俗学专业,再加上本科是日语专业出身,因此一看到分析日本文化的书便情不自禁的拿起来通读一番,更何况此书是以民俗的视角来对中日之间民俗事项的异同进行阐释与说明的,于情于理,本科日语出身,研究生攻读民俗学专业的我看到这本书时心里总会生出一种冲动感:不读此书是万万不该的! 此书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讲的是中日表层文化的类同性,这一章跟作者的研究方向有很大的联系,通过在网上查询陈勤建作者的信息,发现作者对中日鸟文化的信仰已经拥有自己的一套研究见解。很明显,文章开头就引用中日之间关于“金鸡传说”来引出中日之间原是信仰方式——鸟(日)信仰,不过作者也在书中强调日本民族古代“日出之国”的观念,本身是受中国原有神话信仰所致,“日本”的称呼本身就是日本民族对于中国远古鸟信仰传播的接受。由中日文化“鸟信仰”研究逐渐说明“傩”是对鸟图腾进行祭祀的主要形式。 除了分析作者擅长的中日“鸟文化”信仰之外,家蛇崇信、年中行事(对日本的节日进行简单的介绍)等在书中也都有提及,在此不作详谈。 书中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中日深层文化的相异性,在本章节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点,第一点是日本正月期间不祭天却祭祖,这是日本特色,虽然中国也存在正月祭祖现象,但在中国祖先的地位不能与天神相比,中国天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但在日本,最高神却是祖先神。作者在书中提及此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稻作文化当中,依靠“老天”的赏赐成为水稻等农作物是否能够丰收的主要原因,因此远古的中国民众们对天神的信仰可谓是达到了一种顶峰,对天神们是否“诚心”关系到来年的温饱。日本则不同,在水稻等农作物传到日本之前,远古的土著居民主要是芋类,这类农作物收到天气影响的因素较小。作者说道,日本远古没有历法,日本古代历法是从中国等国家引进的,但是芋类作物的种植对天时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因此与农作物种植密切相关的历法在日本就不显得是必需的了。在将水稻引进日本之时,日本的先人们可能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过程才将水稻成功引进日本栽培,日本人可能是为了怀念祖先们的功绩才对他们的位置摆在了天神之上吧。深究根源,与耕作文化密切相关。由此我自己也在猜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之所以那么容易就受到影响使用了阳历纪年法,与他们的本来就从中国传过去的历法不牢固有关。远古日本民众骨子里并没有像中国先人们那样重视天时对农作物种植的影响,因此,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并没有在日本产生广泛的影响,反观中国,二十四节气依旧是农民在进行农作物种植时首先想到的参考标准。我是农民家庭出身,虽然近两年来家里已经基本不种地了,但家中父亲在看天气预报时也依然会顺口把节气与相关农业事项进行说明,像“大九小九,满河开柳”这种农谚也经常还会听到。 第二点引起我关注的就是日本关于对“权威”的崇拜问题。书中提到,中国人对权威有着绝对的信任,即使已经身不在其位的人,仍然会得到他人的尊重,受到他人依赖。作为顾问和参谋,其意见和观念对后人的决定任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日本人重视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权威”这一身份。在对长辈和权威的尊重这一点上,日本人思想上可能会收到较少的束缚,变通性要比中国人灵活一些。这一点让我想到了在中国民俗学专业的发展现状,在中国过学民俗的人都知道钟敬文先生在中国民俗学界的地位之高,但人不可能一直是完美无缺的,钟老提出的一些概念就当今看来可能也有不妥之处,由于受到我自身研究水平的限制,目前对于钟敬文先生进行批判的文章现在也没有读到过,虽然也有不少年轻学者们对中国近代民俗学进行批判反思,像施爱东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批判》等,但当中对于钟老先生的批评与怀疑态度似乎并不明显,仅仅停留在对于民俗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在日本,柳田国男对于日本民俗学的贡献毋庸置疑,提出的“一国民俗学”、“方言周圈论”、“重出立正法”等学术观点在当代民俗学界依旧得到沿用,但在柳田逝世之后一大批批判柳田的思想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柳田的学术地位也一度受到日本学界质疑,好在在学术风云急剧变化的日本,柳田思想因其绝大部分适用于日本民俗研究而得到了较好的保留。插一句题外话,现如今,柳田的《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也被翻译到了中国,将近百年之前的学术思想也不过是最近十几年才被介绍到中国,不得不感叹中国学科建设的缺失。回归正题,在我最近读到的几篇有关菅丰的文章当中,也处处体现着日本人的“权威”转换思想,一篇是民俗研究中刊载的《公共民俗学与新在野之学及日本民俗学者的中国研究》,这是一篇菅丰接受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杂志采访时的稿件。另一篇是今年民间文化论坛上登载的由我导师翻译的《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序言。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新一代日本民俗学者们对于前辈们作出的学术贡献的批判性继承思想。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菅丰在采访时提到福田亚细男对于把日本民俗研究与政府行为过度的区分开来表示质疑,同时也提到福田的民俗研究虽然强调是“在野之学”,但却没有脱离学院派的研究作风,与其提倡的“公共民俗学”,深入参与民众的生活还有很大的不同。新一代民俗研究学者与上一代研究者之间的较量在让我感觉颇为奇妙,优胜略太,这应该是日本民俗学在亚洲地区一直能保持领先地位的原因之一吧。在这一点上,值得中国民俗学界学习借鉴。 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结合作者在日本的经历提出了中日文化相融相处的对策,可能是因为我本科阶段已经接触过有关叙述日本人性格的书或者有关事迹的传闻,与我来说这一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无非就是多有了一点跟日本人相处的礼节吧。最后书上还附有樱井龙彦教授关于中日端午习俗的嬗变研究,我仔细读过了一番,读导师的导师的文章,似乎有种接触到祖师爷的感觉?哈哈,全都是泡沫,国庆放假,好好玩喽~~~~ 2017年9月30日星期六 于山东大学蒋震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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