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叫魂 9.0分

镀金盛世下的哀民

Frog
2017-09-29 20:18:06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孔飞力以一句令人疑虑的话做全书的开篇,也预示了书中那个时代的某种结局。时至今日,乾隆时代的“密码本”早就传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密码,赋予它们某种意义,终于发现,盛世之下确实掩盖着种种“预示性的惊颤”。孔飞力从故纸堆中发现并描述了一个奇特的社会图景:统治者、官员、民众都被叫魂事件的恐惧牢牢扼制住了,统治者唯恐叫魂事件动摇自己的统治,官员害怕因办事不力受到责罚,民众害怕自己的魂被偷走。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虽然不同社会群体对叫魂危机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但充斥着文化阶序的每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自己的价值观。[1]在叫魂恐慌的统一主题下,虽然各个阶层的情感发生着变调,但民众作为社会中最无力的这一角色从未改变。

叫魂在中国古代意即“偷取别人的魂”,人们对妖术存在一些普遍信念: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可以通过施展妖术来实现;受害者极可能是男童;受害者会得病或死去。[2]这些信念成为这场大恐慌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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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孔飞力以一句令人疑虑的话做全书的开篇,也预示了书中那个时代的某种结局。时至今日,乾隆时代的“密码本”早就传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的密码,赋予它们某种意义,终于发现,盛世之下确实掩盖着种种“预示性的惊颤”。孔飞力从故纸堆中发现并描述了一个奇特的社会图景:统治者、官员、民众都被叫魂事件的恐惧牢牢扼制住了,统治者唯恐叫魂事件动摇自己的统治,官员害怕因办事不力受到责罚,民众害怕自己的魂被偷走。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虽然不同社会群体对叫魂危机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但充斥着文化阶序的每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自己的价值观。[1]在叫魂恐慌的统一主题下,虽然各个阶层的情感发生着变调,但民众作为社会中最无力的这一角色从未改变。

叫魂在中国古代意即“偷取别人的魂”,人们对妖术存在一些普遍信念: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可以通过施展妖术来实现;受害者极可能是男童;受害者会得病或死去。[2]这些信念成为这场大恐慌滋生和蔓延的养料。民间一直有着有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妖术已经威胁到了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再加之,这是一个父系继承、婴儿死亡率极高的社会,因而叫魂不只是威胁了当时当世人的发展,更威胁着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

与此同时,孔飞力也不吝笔墨地描述了大恐慌背后的经济背景:商业活动蓬勃发展,货币化程度高,农民可以选择最有利于家庭的生产方式。我难免猜想,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最快,富裕程度最高,这都是值得称赞的现象,何以成为叫魂事件爆发的源头区域呢?这仅仅是个偶然吗?孔飞力对此提出了一个颇有建设性的问题:上述情况对人们关于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产生的怎样的影响?江南地区固然富庶,但这里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粮价高涨、人口激增,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激烈的竞争和日趋扩大的人口压力,他们的生存空间在不断变小。经济一面快速发展,一面充满问题的同时催生了人口的流动,这种流动不只是向外部的,更多地是向下层的。商业的发展只能像一块蓄水池,它无法无限制地汲取社会上的劳动力,因而总要有一部分人要被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他们背井离乡,四处流浪,这也许是谋求生存的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这些人可以是乞丐、僧人或者道士,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令人恐惧与厌恶的社会边缘人物。

越来越多的流浪者已经不再只是官员头痛的问题,他们的到来也给普通民众造成了困扰。这就如同我们向已经满了的容器里倒水,本就已经承受着焦虑折磨的民众又要面临另一层竞争的压力,爆发冲突进而群起而攻之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书中描述了几桩残忍的杀人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者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矛盾。

而令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众的这种暴怒似乎并不是完全针对“社会边缘人物”这一个身份,“外来者”更像是火上的一把油。无论是萧山巨成和尚案,还是胥口镇净庄和尚案,引起人们激烈围攻的都是外来的和尚,而和人们生活在同一圈子内的社区和尚却能幸免于难,因为他们早已被社区认可和接纳。费孝通把中国乡土社会描述为一种差序格局,这种格局中的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而形成,换言之,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交圈是一个无限大、抽象的网络。在这场大恐慌之中,和尚、乞丐等外来人员便是差序格局体系之外的外来者。他们居无定所,没有家室,无法控制,时时刻刻都可能对本就暗藏危机的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乡土社会一向追求亚普罗式的发展模式,而外来的陌生人无疑会打破这种平静、完整和平衡。

对生活的疑虑、担忧,对突发事件的恐惧,这些负面情绪必须发泄出来才能被摆脱,那么叫魂所创造的权力幻觉的背景无疑暗示着攻击别人既可以使自己的情绪回归平静,又能免于责罚。毕竟,在大恐慌的情绪下,过度的敏感也无可厚非。弗洛姆在其著作《逃避自由》中谈到,施虐冲动欲帮助个人摆脱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和无能为力感。[3]也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乾隆时代的普通民众的地位和任何一个封建时代没有任何不同,他们是整个社会最无力、最受压迫的阶层,即使孔飞力在书中占据大量篇幅为我们呈现的不同权力的博弈过程,也与他们毫无关系。甚至在唯一能“主持公正”的衙门上,他们的命运也只能听由不负责任、腐败的官员摆布。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选择权,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难以解决的生产问题,还是令人困扰的内心症结,普通民众需要把自己的无力感和损失分担出去。

叫魂案的开始,我们可以认为民众的狂怒来源于恐惧和生存的需要,而随着叫魂的蔓延和查处力度的加大,我们还看到贫穷潦倒的和尚出于妒忌诬陷另一个香火较旺的寺庙不吉利、张二因债务心生怨恨而指责关德麟为剪辫犯,而且这种诬告的奇怪现象并不少见,我不禁要问,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出于恐惧,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吗?军机处产生了怀疑: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这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但我更想用孔飞力所说“权力的幻觉”来进行解释。

我们已经了解到,叫魂发生在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书中对民众与官员、官员与皇帝打交道的描写也反映出这也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叫魂便发展成为了人们权力的幻觉。原本无权无势的人们可以随意指控别人为叫魂犯并从中得到某种权力或利益,这与心理学中“渴求权力并不植根于力量而植根于软弱的”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种虚幻的权力当然不是时时刻刻都能获得,它只出现于一些非常的状况之中,而它一旦出现,就会像一阵风暴。一个幽灵,一个名为叫魂的幽灵,在华夏大地上徘徊,债务人、竞争对手、异己,哪一个不会被污蔑为叫魂犯呢?这看起来荒谬无比,但实际上,即使在现代社会,我们也难逃叫魂的咒语。中日双方因钓鱼岛争端矛盾升级而在国内引起了声势浩荡的爱国活动,狂热的群众砸烂日产车、日货商店,无辜的车主、店主甚至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哪怕在网络社会,我们也面临着令人战栗的恐惧。那法律呢?在狂热的风暴之下,反常的权力可以跃居法律之上。砸车的群众不会被惩罚,进行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的人也不会受惩罚。

虚幻的权力背后是真实的无权无势,这就是哀民之哀所在了。人们在凝固的社会中无力反抗,更对自身境况产生怀疑。他们选择捡起叫魂案中的“扔在地上的上了膛的枪”,既可恨,又可悲。诚如孔飞力所言,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还是一个未实现的许诺,而只要人们没有握在手中的权力,叫魂的幽灵就依然存在。更悲哀的事情是,人们的无力和恐惧还极有可能被利用。恐惧一直是政治家最看重也最为善于操纵的情绪,这种利用倘若是出于某个人、某群人的私利,那就更可怕了。美国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值得我们深思,一个国会参议员何以掀起席卷全国的红色恐怖?杜鲁门的想法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他唯恐自己也被麦卡锡指控为“亲共”,只得表现出他对反共的热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悔悟:“这种攻势的范围如此广泛,似乎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受攻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和耻辱。”

乾隆时代是一个好的时代,它在各项指标的计算上都表现良好,但透过这些令人艳羡的数字,我们也会发现,它实际上只是一个镀金的盛世。这镀金盛世之下,匍匐着无数的哀民,无权无势,任人操控。盛世的辉煌与他们无关,但盛世背后的伤痛却要靠他们分担。我们为他们感到哀痛,而哀痛后却又是一阵凄凉。

[1]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 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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