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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王国军之《我等春风吹过来》

独星僧
2017-09-29 18:46:59

不是亲身经历不知道,不是刻骨铭心岂成书?《红楼梦》开篇有“谁解其中味”之问,可谓印象深刻,这可看作《我等春风吹过来》之题引;当然,我们还可以把此书仅28字的海涅之短诗作为一个旁注,“我把叹息和苦痛,灌输在这本书中,你要是把它打开,就露出我的隐衷。”

古人用“困兽”一词,那是表述了何等的无奈和绝望;现在,我们用“困守”一语,道出了对生存、社会人生以及生命些许的无奈和困顿。王国军之《我等春风吹过来》,让我们感受到切肤之痛,“困守”之痛!

解读此书,让我们免不了去窥视那露出惨痛伤痕的疤印来,身陷一种灼疼之中,备受穷厄之困扰,久久盘桓在心中,挥之不去……

强烈的生命痛感,无时不在;焦灼与彷徨,无处不在;困守和出走,是个两难的悖论——正如孤独尚需孤独的陪伴,欢乐还要喜悦氛围鼎力打造似的。越穷的人越无力自救,结果是什么努力都尝试了,最后还是归于贫穷;越富有的人越是容易得到帮助,往往超越以往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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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亲身经历不知道,不是刻骨铭心岂成书?《红楼梦》开篇有“谁解其中味”之问,可谓印象深刻,这可看作《我等春风吹过来》之题引;当然,我们还可以把此书仅28字的海涅之短诗作为一个旁注,“我把叹息和苦痛,灌输在这本书中,你要是把它打开,就露出我的隐衷。”

古人用“困兽”一词,那是表述了何等的无奈和绝望;现在,我们用“困守”一语,道出了对生存、社会人生以及生命些许的无奈和困顿。王国军之《我等春风吹过来》,让我们感受到切肤之痛,“困守”之痛!

解读此书,让我们免不了去窥视那露出惨痛伤痕的疤印来,身陷一种灼疼之中,备受穷厄之困扰,久久盘桓在心中,挥之不去……

强烈的生命痛感,无时不在;焦灼与彷徨,无处不在;困守和出走,是个两难的悖论——正如孤独尚需孤独的陪伴,欢乐还要喜悦氛围鼎力打造似的。越穷的人越无力自救,结果是什么努力都尝试了,最后还是归于贫穷;越富有的人越是容易得到帮助,往往超越以往的经验,成为人生最大的赢家,这也许是社会的悖谬之处,或者就是自我认识的某种误区,亦或是社会有意无意造成的鸿沟一个?

曹禺《雷雨》通过周朴园、鲁侍萍、周大海、周萍等剧中人物的命运,形象艺术再现“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社会现实,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引起多少强烈之共鸣感和同理心!这也许就是艺术永久之魅力之所在吧。

和以上作品比起来,这位作者名不见经传,但其亲历的生活,虽经生活的折磨却百折不弯“越挫越勇”的打拼精神,深深植入心底,足以引起我的感佩赞许,此肺腑之言,只可埋在心底,对此报之以无限制尊崇,他就是1990年代出生于新野的深圳打工者王国军。然而,受到命运感的驱使,以及岁月重重的压迫而来的,这种赞慕之感的渐行渐远,进一步让我们痛彻心扉感受《我等春风吹过来》所展示的那种因贫困与痴傻所造成的“家贫万事哀”的种种不如意,主人公张顺发的生活形象就这样兀立在读者的面前。

被侮辱者被损害者形象的塑造,是现代中国文学最为突出的一类典型人物,也是世界文学画廊里体现近现代人类文明文化之突出的现象之一。由鲁迅笔下之闰土、祥林嫂、阿Q,到矛盾作品中之老通宝、多多头,再到高晓声艺术作品中之陈奂生、王顺大等人物形象,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底层写作、草根写作,余秀华、张二棍、李永普、王国军……这个群体远远超越我们阅读范围,远远超越我们的视野范围,这是被遮蔽的一个群体,正因为发现的越多,所以遮蔽的越多。

正如安琪在《草根写作和底层写作:简谈张二棍》:“我们今天很幸运地读到了它们,《诗经》中‘风'的部分。这是叙写中国当代底层生活的‘风',作者和他笔下的人、事、物平等相处,‘我即他人他物,他人他物即我',张二棍清醒自己的诗写位置,他的写作视角是平视的。”

张顺发形象就是闰土、阿Q、老通宝、陈奂生、王顺大等艺术形象的延展,是内涵和外延的拓展,是诗经中“风”之歌者。和土地和生活一起经历生死的艺术生命。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国军赋予了张顺发一个新的艺术生命,一个被遮蔽的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现实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了“困守”之痛!

既需要下地种庄稼,还要照顾痴傻的老婆,年幼的张竹一不小心就有生命的危险,维持生活开支的羊群和这一家人相依为命,虽然臭气熏天,却难分难解;农忙时忙着种庄稼,农闲时还要去捕鱼,已补贴亏空许久的医药费、教育费等,一点也不能少……这是真实的写照,让人不堪猝读。

“新世纪以来,草根写作被李少君先生提出,底层写作被张清华先生提出,已成为一个普遍获得关注的命题,但要到真正来自底层的余秀华、张二棍的出现,这两个命题才算得其所得,真正获得共鸣。只有来自底层的诗人才能确实抓住我们时代的底层众生相,他们的表达有说服力,他们自身作为底层代言人的形象有说服力,他们判然有别于那些养尊处优、身居官员阶层、享有荣华富贵的诗人居高临下的悲悯而发出一种质朴的召唤。”(安琪)

由余秀华、张二棍,再到南阳农民诗人李永普、新野之打工文学者王国军等等,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与重视。对于这种关注与重视,与其说是对他们,不如说是对底层命运、草根阶层的命运的瞩目,还有对习近平总书记说讲的“精准扶贫”之确切涵义。

这种艺术的描绘在不断的增多,我倒是希望减少再减少,乃至于绝迹;然而,这种底层写作者的增多,不是洞见了中国的无力感,而是让中国有了更为勇于前行的动力之源;这种草根写作者的崛起,不正是中国实现其“国富民强”之建国翻身做主之初心,复兴中华不正是几代中国人立志要逐步实现的理想?

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在一个飞速发展的中国,创新创造正在代替以前那个积贫积弱的世界,虽然仍有“困守”之痛、“留守”之惑,正如王国军的书名所隐喻的那样,有春风劲吹,希望就在不远处,只要热爱生活、生命,灿烂的阳光会普照在每个人的身上,乃至心上……(春风劲吹 “困守”之痛)

从王国军《我等春风吹过来》,我们看到了民间生活的窘迫和对艰难的承受,更看到了不屈服命运的抗争,他们明白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使他们延伸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与生命的审慎,单从这一点上,我们有理由向他们致敬。

《我等春风吹过来》作者简介:王国军,笔名东方维特,1990年代生于河南新野,作品散见于《作文指导报》、《宝安日报》、《山水石岩》、《诗歌周刊》、《信宜文艺》等,五部长篇武侠、仙侠小说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等网络媒体。

张勇,男,1972年出生于河南新野县,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宁夏大学,文学评论者。多年教师经历、房地产开发企业、医院、媒体工作经验,现从事企业文化策划、宣传、企业内刊、自媒体矩阵布局,作品多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昌吉学院学报》、《科技创业月刊》、《商情》、《东莞日报》、《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宁夏大学校报》、《普州文学》、《安徽文学》、《躬耕》、《六盘山》、《山东商报》、《新消息报》、《香港文艺报》、《永平回族》、《新华书目报》、《中华读书报》、《半岛都市报》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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