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思考与摘录

乌然

其实看的不是这一版==

思考与摘录:

1.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可谓是“冲击-回应”的主流叙事框架的鼻祖,蒋廷黻书写中国近代史,仍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论述主线和逻辑仍是危亡之际的中国如何近代化,也就是如何西化。蒋廷黻写中国的三个近代化方案,一个是恭亲王奕诉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第二是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第三是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 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蒋廷黻认为中国要实现近代化,不应止于器物、交通、教育与制度,要从制度和思想有彻底的转变,可以说是需要全盘西化。而蒋尤其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他尤加赞赏到了偏颇的地步。并且也十分相信蒋介石。

对于蒋廷黻的这套史观,柯文《从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有不同的见解,提出了“中国中心主义”,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做了反思,大二看了颇有收获,打算再读一遍。

2.原来清朝对通商和外国人限制的条文比我想象中更严:“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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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的不是这一版==

思考与摘录:

1.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可谓是“冲击-回应”的主流叙事框架的鼻祖,蒋廷黻书写中国近代史,仍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论述主线和逻辑仍是危亡之际的中国如何近代化,也就是如何西化。蒋廷黻写中国的三个近代化方案,一个是恭亲王奕诉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第二是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第三是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 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蒋廷黻认为中国要实现近代化,不应止于器物、交通、教育与制度,要从制度和思想有彻底的转变,可以说是需要全盘西化。而蒋尤其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他尤加赞赏到了偏颇的地步。并且也十分相信蒋介石。

对于蒋廷黻的这套史观,柯文《从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有不同的见解,提出了“中国中心主义”,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做了反思,大二看了颇有收获,打算再读一遍。

2.原来清朝对通商和外国人限制的条文比我想象中更严:“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

3.『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4.『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的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

其实,中国人并非对领土有执念。当时中国割香港给英国,“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因为香港当时没有价值。中国在不知道钓鱼岛的资源价值时,也对钓鱼岛无所谓,甚至知道了以后,宣布要争取领土了,也选择先“搁置争议”。直到某年春夏之交以后,江某才把它拿出来当民族主义的靶子,转移国内矛盾。所以,其实对于中国人,领土的价值有时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反而,时人忽略了关税自主的重要性,没有关税自主,如何能守住国内市场呢: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利用机械制造。工厂规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难在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商品之精与价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虽然,国际贸易大部分还是平等国家间之贸易,不是帝国与属地之间的贸易。英国与美、德、法、日诸国的贸易额,远大于英国与其属地的贸易额。』

5.『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外人通商已经三百多年,好像广州人应该比较的多知道外国的情形,比别处的中国人应该更能与外人相安无事,其实不然,五口通商以后,惟独广州人与外人感情最坏,冲突最多。此中原因复杂。第一,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原谅中国人因受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自然带几分的仇视。第二,广东地方官商最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发大财的机会。《南京条约》以后,他们的意外财源都禁绝了,难怪他们要恨外国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由陆路经江西,过梅岭,而由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人的估计,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有财产八千多万,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资本家。《南京条约》以后,江浙的丝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买,并不经过广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广州则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响,就是劳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都不少,难怪民间也恨外国人。(粤官绅仇视外国人,是因为条约断绝了他们财源)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严厉的执行国法,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那可以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一天。』

6.上海租界的起源:『《南京条约》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一段地作为外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洋杂处,不便管理,乃划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人住宅区。』

7.太平天国运动:“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痛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当时的官军有两种,即八旗和绿营。八旗的战斗力随着满人的汉化,文弱化而丧失了。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清朝用绿营的时候已逐渐加多,用八旗的时候已逐渐减少。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已经成了清廷的主力军队,其腐化程度正与一般政界相等。”

8.地方政治势力的壮大、“中央集权”的消解: “但是绿营在制度上也有一种好处。这种军队虽极端腐化,然是统一的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没有人敢拥兵自重,与朝庭对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以后我们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 『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宗族观念大于民族、国家观念

9.曾国藩和湘军: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大清,但大清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乱。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时他自己去筹饷。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廷和官僚自动的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个作事的机会和权利。』

曾国藩害怕“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

『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回,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

10.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化,原并非坏事: 『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为最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12.军阀割据: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十五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十五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曾拥戴曹琨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下而倾向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元年到十五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 疑问:

1.蒋廷黻断言,“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我颇为不解,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的民族国家,但蒋廷黻却说中国人只信任小团体,乡党,却没有大的国族观念,听起来也挺有道理,那流行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强一说,又做和解?蒋廷黻在这里说的“死守着家族观念和爱国心”和中国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理论有冲突吗?

2.『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谕和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都是政治家的失败。徐广缙也是怕清议的指责,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的重,国家事看的轻。』

当时清议到底有多可怕呢?留心别的书里有关清议的论述。

3.『十七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满清有计划的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

可进一步了解。

4.『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

为什么呢?

5.慈禧对义和团的利用(可进一步了解):

『外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药丹,又一说教士窈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袁世凯作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时局。   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作顽固势力的中心。满清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6.蒋廷黻对孙中山可以说十分尊崇与追捧了,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为什么蒋廷黻这么推崇孙中山?

蒋廷黻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所以没能在中国实现,是因为“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果真如此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中国为什么没能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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