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理想主义的回响
纵观弗洛姆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一直强调的不过是人本身,即以实现人的发展为主要倡导目标。无论是他所提倡并亲身践行的“爱的艺术”,还是其设想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大体框架,即从个人到国家制度,弗洛姆都在竭力倡导要恢复一种个人与他人、生命以及世界的健全的联系。本书是其冷战时写就的论文集合,而在今日来看,似乎显得太过理想主义,以至于令人有些欷歔。
弗洛姆的理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几个基本的人性假设,这些假设在本书的《价值观、心理学与人类生存之道》一文中有详细地讲。
人类整体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告别了动物生存的特性,具备了理性和想象力;个体从母亲那独立出来,切断了脐带,并逐渐成为独立的个体。意识到自身的分离与孤立的个体无可避免地感受到自身的无力、渺小。人没有身陷囹圄却被自己囚禁起来。摆脱这种孤立状态即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故而说人有关联的需要。那么何以摆脱这种孤独和个体化的牢笼呢?
其更早的作品《逃避自由》一书即是以阐述并解决此问题为主要内容。人得到的自由愈多愈成为一个“个人”,他也愈无选择,要么通过自发之爱与积极性的生产劳动与世界相连,要么寻求一种破坏其自由及个体完整性的纽带与社会相连,以求内心安宁。比如在新教伦理下通过不停努力获取世俗成功乃至以工作狂的状态来逃避自由所带来的空虚;或是依附于强大的国家机器、集体意志,放弃掉自我真正感受;再者委从于某个个人,发展处依赖共生的受虐、施虐关系(理念意义上,并非一定是性爱上);或者任破坏欲膨胀,通过对死亡的偏好表现出来。破坏欲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老年人身上看到,当社会卸下了他们工作义务,“到了没有必要故作姿态时,他们所流露的退化也许正是长期隐藏之物”。
二战的德国似乎将以上几点全部体现。
弗洛姆给出来的答案很简洁不过是发展实现个人的潜能,掌握爱的能力,去做有创造性的工作。
从这里牵及其他几个假设。超越需要,通过创造或毁灭实现。毁灭生命无疑也是一种力量的体现,通过违背自然意志实现超越需要。但弗洛姆说毁灭性仅是创造性的替代品,是后者不得后的无奈选择;根基需要无非是再次阐明了关联需要的出发点,即从母体脱离并非“出生”,而是要独立进入主动和创造的状态;定向需要是形成理解、解释世界的一套观念的需要,当然这样的定向理性与否都是有可能的;最后是身份认同的需要,通过顺应一个群体或是通过对自我进行全面的、创造性的提升来获得,当然弗洛姆认同的是后者。
弗洛姆所言的“需要”,似乎都可以用一种较为不良的方式来解决,而弗洛姆试图呼吁的即是让世人摆脱不良的方式,真正自由独立地活在这个一生一次的世界上。
那么当时那个不够好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文艺复与兴宗教改革的几个世纪后,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科学体系,生产力得到史无前例的释放,世界向物质世界的转化;各种政治体系建立,这些体系似乎都在说自己是保证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工作时间变短,闲暇时的娱乐活动日益丰富。
与此同时又如何呢?资本高度集中,超大型企业形成,这些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以美国为例,其十九世纪以小业主为主体,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逐渐就如米尔斯在《白领》中所言“财产的集中送断了作为人的基本自由之基础的财产和工作的连带关系,而个人与其独立生活的手段的分离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计划及相应的心理节奏”。个人与自己的创造物分离了,“人已经将自己转化成了某种用具,顶礼膜拜经自己双手制造的产品。”同时层级森严的官僚制愈发强势,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个人消费领域内容不断丰富,商家不断培养人对新商品的嗜好,并把这些嗜好引向产业中利润最高的领域。
简而言之,人造产品、机器、国家等等都成为了现代人的膜拜对象。
在这样的现状下,人会是怎样的呢?生活富裕,却感觉不到愉悦;消费越多,就越空虚;拥有更强大的武器却更缺乏保障(尤其是当时的冷战氛围);越来越信仰宗教,同时还又越来越依赖物质。
爱默生言,“用具端坐于鞍,鞭笞人类疾行。弗洛姆希望的是人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将自己从这样的现状中解脱出来,使社会走向更理性的道路,恢复人的尊严,以积极地方式实现人的基本需要。使人回到马鞍上。
弗洛姆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剖析批判的同时,也毫不犹豫地剖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能解放人。他以自己所提倡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出发,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将以人为本的目标置于脑后,而将全部精力放在经济增长上,那么它不过就是在其本来想取而代之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面前投降而已。弗洛姆认为苏联不过是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并由严格的官僚主义体制管理。接着他做出了一个的预言,他说一旦苏联的经济发展到了与美国西欧相当的水平,集权的体制会放松,社会控制转向像西方社会所用的手段——暗示、诱导。
他写道,“社会主义的胜利变成了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框架内与资本主义采取一样的手法来进行成功的竞争。”
“这一发展将带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和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大汇合”。
毫无疑问,弗洛姆几乎说中了。
弗洛姆以相当理想主义的态度否定了冷战时水火不容的双方——资本主义以及庸俗化、扭曲了的社会主义。他本人则试图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应用到马克思主义中,进而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在本书中《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详细的蓝图,其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依旧是根基于人。(弗洛姆在脚注小小嘲讽了一下萨特,他说萨特也尝试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人本主义分析,但萨特进行得不顺畅,因为他缺乏临床经验,尽管是用了一些才华横溢的辞藻,他对心理学的研究还是肤浅的)。
事实是时至今日,我们也并没有离弗洛姆所设想的目标靠得更近了一些。
除开关于社会制度的讨论,弗洛姆还就具体的社会问题提出建议,涉及裁军、社会最低保障、老年人问题等,不一而足。另有一篇为罗素辩护的文章,罗素一大把年纪还走上街头,参与抵制活动,反对与人道主义的法律相背离的国家法律,因而被逮捕。而弗洛姆本人当时与妻子住在墨西哥,每年返回美国几个月,参与推动裁军和和平相关的运动。弗洛姆写出《先知与祭司》这篇与其说是论文更接近于散文的文章来为罗素辩护,可以说是其本人心有戚戚焉。他所提倡的不服从在他那个年代的他自己以及许多人身上体现出来,当时的核战阴云笼罩头顶,其几篇关于不服从文章都显得情绪强烈,弗洛姆说人的历史肇始于一项不服从行为,在希伯来神话中是亚当夏娃,而在希腊神话中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我们关于不服从还要多理解些什么呢?
弗洛姆写下了这么一段:“如果人类会自我灭绝,那是因为人们会服从那些命令他们开启死亡按钮的人物,是因为人们会服从于恐惧、仇恨、贪婪这些远古就有的情绪,是因为人们会服从国家主权、民族荣誉等陈词滥调。”
弗洛姆显然从来就不是集体性质东西的簇拥。然而在他的那个时代所提出的病症在此时此刻依旧在周围世界处处体现,他所以为的人的那几项需要,如今的我们是否得到实现了呢?中国当下的现实不过是,我们尽量按照自己的良心和原则来生活,在既定的条件下,看爱看的书,做爱做的事,偶尔再发条广播对某些新闻嘲弄一番。放下手机,该如何还是如何。
大抵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