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如何直面过去?

沉璧
“罪孽的报应”,何为罪孽?何为报应?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是德意志和大和这两个民族的罪孽之花,二战落败,柏林、德累斯顿遭到毁灭性轰炸,广岛、长崎遭受人类战争史上也是唯一一次的原子爆炸,两国无数的平民死于非命,流离失所等等,这些是不是就是报应?侵略者或者加害者得到了“胜利者正义”的审判惩罚,是不是就可以被原宥过去?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和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这是一种失之于简单教条的划分,还有人认为虽然二者在文化性格上,“德国人和日本人都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这种文化差异本质论也失之于武断。众所周知,德国刚刚结束的大选,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破天荒地以超过5%的支持率而进入议会,看到这一点,你还能说德国一定就是一个有“悔罪”意识的民族吗?在日本也有相当部分的左翼政见人士,持续为侵华战争带来的罪孽而悔过,为“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真相”奔走呐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道歉,看到这一点,你还能说日本一定就是一个因为“耻文化”而拒绝悔罪的民族吗?你就能断定无论是德意志和大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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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的报应”,何为罪孽?何为报应?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是德意志和大和这两个民族的罪孽之花,二战落败,柏林、德累斯顿遭到毁灭性轰炸,广岛、长崎遭受人类战争史上也是唯一一次的原子爆炸,两国无数的平民死于非命,流离失所等等,这些是不是就是报应?侵略者或者加害者得到了“胜利者正义”的审判惩罚,是不是就可以被原宥过去?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和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这是一种失之于简单教条的划分,还有人认为虽然二者在文化性格上,“德国人和日本人都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这种文化差异本质论也失之于武断。众所周知,德国刚刚结束的大选,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破天荒地以超过5%的支持率而进入议会,看到这一点,你还能说德国一定就是一个有“悔罪”意识的民族吗?在日本也有相当部分的左翼政见人士,持续为侵华战争带来的罪孽而悔过,为“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真相”奔走呐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道歉,看到这一点,你还能说日本一定就是一个因为“耻文化”而拒绝悔罪的民族吗?你就能断定无论是德意志和大和民族,就一定是危险的存在某种劣根性的民族吗?显然,事实不是如此简单,伊恩•布鲁玛就是要通过本书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该是历史当然的解释。
        一个国家无论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都可以在重建政体上找到出路。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起草发布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成为正式的主权国家,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的防务。而日本战后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厌倦无比,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特别是所谓《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但是,冷战爆发又被美国逼迫着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武装——国民自卫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培育出完全不同的国民政治素质,德国民众通过广泛积极的宪政讨论,而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日本民众由于一直处在美国强加的“政治襁褓”中,则是长期患上“政治幼稚病”。德国人能够从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比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立场去反思法西斯德国的政治狂热和民粹可怖,但日本人由于落入“天皇制”的政体,而不具备现代政治生活的素质,也缺乏适合的现代政治道德参照,所以,就无法像德国人那样对战争的罪孽进行深入的反省和讨论。其中的责任不在民众,而在于政府,我一直愤怒于那句“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高论,而坚持认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在对德国和日本两国战后的政体比较后,我更坚持我的看法。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在战后都在谋求重塑国家记忆,而国家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就是历史记忆,历史的记忆不能停留在头脑里,还要诉诸文字记载、典籍流传、艺术创造、实物存留、纪念性建筑物、学术性研讨等不同形式。战争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相同的史实,不同的切片,不同的教育,都会得出各取所需的“政治正确”。德国人更多看到的是奥斯维辛,日本人更多看到的是广岛、长崎,中国人更多看到的是南京大屠杀、平型关战役或是其他,美国人更多看到的是珍珠港,英国人更多看到的是伦敦大轰炸,“受害者”心态不仅体现在胜利者一方,而且也体现在“加害者”一方,也许德国是一个例外。日本的“受害者”心态直接在其本国的历史教书中可见一斑,对比德国和日本两国的教科书,可以发现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大量日军的野蛮行径被要求隐瞒和淡化,甚至是“南京大屠杀”、“伪满洲731试验”这样的罪行;而德国的教科书却有着严肃明确的规定“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日本民众的选择性失忆,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广岛记忆”。日本每年的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在广岛建有一座和平博物馆,被日本人看做是“世界和平的麦加”,如同将“靖国神社”看做是“阿灵顿国家公墓”一样令人不齿,因为谁都知道“在遭受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的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是军人”。这种战争加害者指鹿为马式的和平祈祷,将一个国家的战争罪孽转化为人类社会的和平美德,其惺惺作态状是对和平的亵渎,这是一种建立在沙堆上的迟早坍塌的国家记忆。
        中国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德国有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日本有靖国神社,日本有8月6日广岛核爆纪念日,中国有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德国有5月8日解放日。侵略者和受害者都在纪念战争,都塑造着属于自己的战争记忆。“历史的重现会替代记忆本身”,可问题在于你如何将“记忆具体化”?四、五年前我去过德国一个叫奥斯纳布吕克的城市,和其它德国的小型城市相比没有出奇的地方,在通往滑铁卢门的街道上,我不时看见居民家门口的地上镶嵌着一块块跟电源地插大小的铜片,上面依稀镌刻着一些文字,刚开始我没有在意,但时有时无地总是看到这些黄铜样的砖块,于是我的好奇心发作了。我让懂德文的同事告诉我,才知道铜片上的文字是记录曾在这里居住的某位犹太人的人名、生日、身亡地点以及这位犹太人被纳粹杀害或驱赶的时间。事后查资料得知,这个黄铜样的砖块叫“绊脚石”,是德国人为纪念被纳粹杀害或驱逐的犹太人,以此反思二战的历史。当民众在弯腰阅读“绊脚石”上文字的动作,也是对受害者象征性的鞠躬,这个项目活动的发起人是一位叫冈特•德姆尼希德国艺术家。我想这不失为一种将历史具象地固化的方式,那一块块镶嵌在地面的铜砖犹如晃眼的战争警示牌,提醒着过往的后来者。看到的人多了,就成了国家的共同记忆,甚至是世界的记忆。我们知道,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其中一个展厅有一个滴水的音效,每隔12秒就有一滴水从空中落下,侧面墙上的一盏遗像的灯也就此熄灭,预示着30万生命在南京浩劫中逐一遇难。这个设计也给参观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12秒的设计,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同样展出的还有中国军民热血悲壮的抗战画卷,系统还原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配以沙盘里的森森白骨,但我总觉着少了一些东西。一座历史纪念馆不能只是随便展示一些物品或图片,也不仅仅限于一些点燃蜡烛、敬献花环的仪式,我们如何内化出一种人性思考的张力,用全人类的视角来思考,在战争这种极端野蛮的情境下,人类如何避免勾起内心的暴力和兽性?不管是德国“绊脚石”,还是南京的“水滴”声,我从中看到的是战争灾难面前逝去的一个个生命,无关乎犹太人,也无关乎中国人,就是一个个人!相反,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你看不到这样的内化反省和人性思考,在东京“靖国神社这样的庙宇里依然能勾起人们的宗教热忱,它依然传承着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薪火,并继而传递出这样的一种印象,即国家复兴是阵亡将士用生命换来的”,于是,参拜靖国神社就被政客们简化成某种政治的公共仪式。
        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原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前双膝下跪,为纳粹的所作所为谢罪;中曾根康弘成为第一个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在任日本首相,公开为军国的亡灵招魂。我想,在这里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厘清为什么会出现战后的德国“悔罪”与日本“不悔罪”的原因,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为我们梳理其中的差别和原因提供了可能性。但现实政治的吊诡之处在于,在亚洲,2015年8月7日,同样是中曾根康弘却在日媒上发表文章称:“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也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而在欧洲,刚刚结束的德国大选中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项党(AfD)以超过5%的支持率而进入联邦议院,人类社会面对过去的态度又会转向哪里?布鲁玛在书中有一段话,足以提醒我们:“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有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团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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