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书记 蒐书记 8.1分

学者书话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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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书记》收入了辛德勇老师十年间谈访书、购书的文章,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图书信息与学术信息,也反映了一个爱书人对于书的无限深情。身为一名编辑,在我看来,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蒐书记》的人,一种是不喜欢《蒐书记》的人。在这部书里,有很多话题可以展开讨论,姑且拈出三题,谈谈粗浅的心得。
  一、古旧书的好时光
  辛德勇在《蒐书记》里,既写到在西安、天津、扬州等地的蒐书经历,也写了去挪威、瑞典、越南的经历;其中篇幅最多的,是写在日本买旧书,其次是在北京琉璃厂买线装书。
  日本的旧书市场之发达,在全球都算一道亮丽的风景。东京的神保町旧书街堪称爱书人的一处圣地,还有各种各样的“古本祭”“古书掘出市”“古本即卖会”“古书感谢市”“古书即卖展”“入札会”以及古书拍卖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辛老师多次去日本,亲身观察、体验,并买回大量旧书,主要是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的学术书。其中,有他渴求的石田干之助的名著《欧美各国的中国研究》,有历史地理学权威达比主编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等,都是与他专业相关的学术著作。此外,还以较低价格买到明代抄本《步玄经》,清代前期蔡书升的诗集稿本,以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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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书记》收入了辛德勇老师十年间谈访书、购书的文章,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图书信息与学术信息,也反映了一个爱书人对于书的无限深情。身为一名编辑,在我看来,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蒐书记》的人,一种是不喜欢《蒐书记》的人。在这部书里,有很多话题可以展开讨论,姑且拈出三题,谈谈粗浅的心得。
  一、古旧书的好时光
  辛德勇在《蒐书记》里,既写到在西安、天津、扬州等地的蒐书经历,也写了去挪威、瑞典、越南的经历;其中篇幅最多的,是写在日本买旧书,其次是在北京琉璃厂买线装书。
  日本的旧书市场之发达,在全球都算一道亮丽的风景。东京的神保町旧书街堪称爱书人的一处圣地,还有各种各样的“古本祭”“古书掘出市”“古本即卖会”“古书感谢市”“古书即卖展”“入札会”以及古书拍卖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辛老师多次去日本,亲身观察、体验,并买回大量旧书,主要是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的学术书。其中,有他渴求的石田干之助的名著《欧美各国的中国研究》,有历史地理学权威达比主编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等,都是与他专业相关的学术著作。此外,还以较低价格买到明代抄本《步玄经》,清代前期蔡书升的诗集稿本,以及日文《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初版本等等。买到这些稀罕的书,让他抑制不住地兴奋,甚至会高兴好几天。如今,日本的旧书市场仍在,去淘书的中国人如过江之鲫,书价被炒得涨了不知多少倍,好书的数量肯定比以前更少了。去日本想要买到便宜的好书,已不可能了。
  北京琉璃厂旧书市的热闹从1991年开始,持续了十年左右,趋之者众,嗜之者狂,真是淘旧书的黄金时代。——“当时最壮观的场面,是每届书市第一天早晨开门的时候,大门一开,几十号最狂热的书痴(更确切地说应当叫‘书狂’或者‘书狼’),狂奔而入,干燥的灰土地上,一片烟尘,随之腾空升起,就像万马奔腾的战场,情景蔚为壮观。”
  那年头经济大潮澎湃,文化市场不景气,线装书尚未被重视,中国书店把数十年来收购的旧书,大量投放市场,一些丛书的零本每册只卖五角、一元、两元,清刻本每种卖十几元到一两百元,较好的明刻本卖几百元。辛德勇记录,他以每册一元买到明万历王元贞刻《艺文类聚》的试印样本,一元钱买到清代中期学者胡秉虔研读经书和子书的稿本,五角钱买过清代的巾箱本《弹铗新编》,后两种都是有独特文献价值的稀见书。而在海淀花五角钱买到民国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毛边本,就更不算什么了。
  吾生也晚,没能赶上一元钱可以买旧线装书的时代。那时旧书的性价比之高,此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如今读那些故事,也觉得像是神话和传说一般。那样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作为过来人的辛德勇,忆及往事,也不免失落和感叹。
  如今,流散在民间的线装旧书越来越少,且不说便宜的线装书没有了,就是卖普通书的实体书店,也今非昔比。一个可以寻寻觅觅买旧书,在书市体验淘书之乐的美好时代,已经永远地逝去了……后来者,只能从书里去感受一番。本书中的几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一个时代的写照与备忘。
  二、学者书话
  坊间书话类的图书不少。广义上的书话,泛指有关书的文章,包括与阅读、书史、访书、购书、藏书等等相关的内容,形式上则有札记、日记、散文、随笔、序跋等。狭义上的书话,唐弢先生认为,是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散文,既有知识性,也有艺术性。
  不过,我更倾向于辛德勇把书话分为“学者书话”与“文人书话”。学者书话,就是指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对于专业图书所作的普及文章,“意在叙说知识,因而侧重考证版本源流,或是阐释文献内涵的意蕴”,着重的是知识性、学术性。而文人书话,主要是谈阅读体会或相关掌故一类的文章,“意在表露情趣,因而侧重品位鉴赏”,比较随性,形式自由,文笔好,写作者不必有专业的背景,着重的是趣味性、艺术性。
  辛德勇是历史学者,不仅在历史地理学领域颇有成就,而且在古代政治史领域也有建树,在印刷史、版本学方面有精湛的研究。《蒐书记》中有一半的篇幅,记录了他几次在日本购书的经历和对所购书籍的介绍。他不像近代学者杨守敬、罗振玉、傅增湘、董康等赴日访书,访的是流传到日本的珍稀汉籍。他在日本购的书,大多是通行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国内尚未翻译出版的汉学成果,对他自己的研究有帮助,也值得国内的学者和读者参考。
  辛德勇的书话,区别于一般文人不痛不痒的书话,即使是那篇日记体的《大东购书漫记》,也未流于记流水账,甚至也不同于一些藏书家的书话——当今的藏家能深入研究的少。他有很强的版本学意识,不仅对书的成书年代、版本款式、版本源流、收藏标记等信息有精确的记录,重点是对图书内容的介绍——比古代的提要详细得多。在文献学方面,辛德勇得到黄永年先生的真传,非常懂书,知道什么书好,什么版本有价值。其书话写法与近代藏书家陆心源、沈曾植、莫友芝等人的题跋著作自然不同,却发扬了传统题跋的优点,熔记事、解题、品评、鉴赏、考订等内容于一炉。
  辛德勇是史念海先生的高徒,历史研究方面他更在行,对于学术成就的把握,以及对于学术界和学术研究的看法,都颇有洞察力。比如他在书中谈到,现代的研究者离远去的历史越来越隔膜,新研究方法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认知的障碍。他肯定了新方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新方法成为风尚表达了忧虑:“即使是完全相同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一经转换,也会使针对的问题彻底改头换面,根本不需要再与过去既有的认识对话。”虽然未必都是研究者浮躁和偷懒的做法,但确实会产生新的弊端。毕竟,学术研究是不应该忽视前人成果的,就像建房子,需要一砖一瓦地垒,才能构筑起学术的大厦。
  他一直强调研究要有创见,写文章也是如此。他对衣萨克·凯特勒《保定惨案》、火野苇平《海南岛记》、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日记》、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井泽实《大航海时代夜话》、智旭《辟邪集》和刻本等书所作的述评,假如拆开来,皆可单独成篇。尤其是他对一些史学著作的笔记,可以视为一篇篇的书评或随笔。广博的学识与深刻的见解,都融进了他的笔记中,具有沉甸甸的分量。个人以为,辛德勇的书话,堪称学者书话的典范之作。
  三、藏书的意义
  圈内圈外的人,都称辛德勇为“藏书家”,但他自己一直不认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谦逊低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藏书家的界定。他认为藏书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藏书数量多,二是藏书要成系列。他的书以阅读和研究之用为主,不符合上述条件。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把他当成藏书家,于是他有了一个折中的说法: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二者兼而有之。
  有人可能会问:藏书的意义何在?书有什么作用?
  清代学者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五种: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叶德辉将考订家与校雠家合并,称为著述家,就成了四种。现代学者唐弢的划分更简单,只有两种:一种是为了读书而藏书,一种是为了藏书而藏书,其实也包含了洪亮吉说的五种。考订与校雠,都是要读书,而收藏、鉴赏与贩卖,则不是为了读。
  辛老师显然属于前者,他因为研究需要而买书、因为爱书而藏书。他说:“所有的收藏,都是在收藏历史,而书籍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最为丰富,也最为明晰准确,远胜于其他各类历史资料。”他认为藏书的意义,“并不只是收藏多少书籍这一结果,更重要的是通过四处搜罗、精心别择而得到心爱书籍的过程。只存有书籍而没有这种收藏过程的人,家里存书再多,甚至有再多珍本善本,也根本谈不上藏书,只能说是获得或是拥有书籍”。
  当然,他也偶尔赏玩佳本,他说欣赏书的封面、印刷、纸张,也是书的用途之一。偶尔把玩一下,可以开阔视野,涵养性情,不见得就会玩物丧志。
  但凡一种收藏,都容易上瘾,不容易戒掉,藏书瘾尤其如此。谈到买书的惯性时,他肯定了好处,也明确指出有坏处:“得筌而忘鱼,一味想要获得心爱的书籍,却忘记了买书的目的;或是再没有精力、兴趣来把起初设定的目标付诸实施。”所以,他对年轻的爱书人说:“选择买什么书,买多少书,一定要以适合自己的阅读和利用为首要原则。”这番话,击中了不少爱书人的软肋吧。看到这里,不免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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