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噗噗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大概是每一个学法之人心中的金句,我们一次次谈论它、引用它,但其实也许我们并不懂它。这里所谓的“法律”指的是什么?法律为什么要被信仰?法律该如何被信仰?伯尔曼又是基于什么说出这句话?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读一读这句话所由出的那本小书------《法律与宗教》。
    伯尔曼在《法律宗教》这本书里,批判了狭隘的法律观和宗教观,重新界定了“法律”与“宗教”的含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谈论二者,并提出,“尽管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紧张,但任何一方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一的一方。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一种机械的法条主义。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在伯尔曼看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我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我们正去向何方,而我们的希望和出路在于人类大同,全人类共同信仰和共同法则是这种人类理想未来的两大支撑。
    整本书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法律中的宗教、基督教对西方法律发展的影响、宗教中的法律以及超越法律超越宗教,这四章分别从人类学的角度、历史学的角度、哲学的角度以及末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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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大概是每一个学法之人心中的金句,我们一次次谈论它、引用它,但其实也许我们并不懂它。这里所谓的“法律”指的是什么?法律为什么要被信仰?法律该如何被信仰?伯尔曼又是基于什么说出这句话?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读一读这句话所由出的那本小书------《法律与宗教》。
    伯尔曼在《法律宗教》这本书里,批判了狭隘的法律观和宗教观,重新界定了“法律”与“宗教”的含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谈论二者,并提出,“尽管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紧张,但任何一方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一的一方。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一种机械的法条主义。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在伯尔曼看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我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我们正去向何方,而我们的希望和出路在于人类大同,全人类共同信仰和共同法则是这种人类理想未来的两大支撑。
    整本书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法律中的宗教、基督教对西方法律发展的影响、宗教中的法律以及超越法律超越宗教,这四章分别从人类学的角度、历史学的角度、哲学的角度以及末世学的角度来论述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第一章,法律中的宗教。在现代,法律往往被理解为是世俗的、理性的,它仅仅是国家为贯彻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政策而精心制作的工具。伯尔曼批判了这种世俗--理性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法律仅诉诸于人的理性计算以及利弊权衡,完全不考虑人的激情、梦想和信念,这无法解释我们的法律情感,也无力解释为什么再严苛的法律也无法阻止犯罪,更无法承载我们对正义的需求。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不仅仅是一套规则,它还是一项积极的人类活动,包含着人的激情、信念以及最终极的关切;法律不仅仅是理性的,它也包含着某些超越理性的要素,即法律与宗教共有的要素:仪式、传统、权威以及普遍性。所以,法律并非截然对立于宗教,仅仅是工具的、理性的、功利的,诉诸暴力威胁与利弊权衡的;法律还包含着情感、信仰,承载着人类对正义的诉求,法律只有依靠宗教才能获得神圣性,“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法条”。
    第二章,基督教对西方法律发展的影响。在这一章里,伯尔曼论述了过去两千年西方宗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宗教”不仅包括传统的基督教,还包括蕴含着基督教价值的世俗宗教,例如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历史的回顾中,我们看到了基督教会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为使法律制度适应于人类需要所做的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努力:基督教对女性、奴隶地位改革的重要推动、源于基督教法学的公民不服从原则和良心原则、加尔文教对美国法的深远影响以及世俗宗教取代传统宗教而兴起在激发和塑造法律方面发挥作用,所以伯尔曼说,“最先让西方人懂得现代法律制度是怎么回事的, 正是教会”,“我们基本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在一个宗教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获得许多底蕴”。
    第三章,宗教中的法律。在前两章伯尔曼向我们论述了法律的宗教方面,在这一章伯尔曼把注意力移到了宗教的法律方面。伯尔曼提出,正如法律中存在着宗教要素一样,宗教中也存在着法律要素,任何一种宗教中都存在着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关切,基于此,他批判了那些认为法律与爱、信仰、神恩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教派观点,并指出:爱需要法律,法律乃是爱的仆从,通过创造爱得以繁盛的土壤来服务于爱;以信仰之名呼吁宗教组织解散、宗教退回私人领域只会增进各种政治或社会的信仰所带来的危险;恩典并不排斥法律,不具备权威、程序以及规范的教会难以保有其爱、信仰以及基督徒的生活。法律乃是宗教之爱与信仰、希望得以生长于社会的土壤,因此,要恢复宗教的活力,“当代宗教思想必须将宗教的法律方面纳入其关于神圣事务的观念中”。
    第四章,超越法律、超越宗教。伯尔曼在本章的开篇引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的相关内容,并对其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表达了对法律与宗教二元论的观念的摒弃,并期待一个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制度蕴含着爱与献身精神的大同世界。以此为引子,伯尔曼展开了对西方长期以来的二元思维模式的批判,他指出,在二元论的视野中,“主体全然分离于客体,人疏离于行为,精神疏离于物质,情感疏离于理智,意识形态疏离于权力,个体疏离于社会”,这种“非此即彼”的观念便是危机所在,它也导致了我们现在法律与宗教体系的崩坏。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亦此亦彼”的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意识与存在同在,整体的人在思考与感受,法律和宗教要相互渗透,并扩展到其它的学科、行业乃至社会的整个进程之中。唯有如此,我们方能从死亡走向新生。而这个新生的社会绝非幻想,伯尔曼接下来为我们展示了新生社会的征兆,已备雏形的人类共同法,有希望产生的人类宗教;公社等社群的形成以及再生经验为我们所期待的新时代提供借鉴意义。
    以上是分章节对本书进行的一个梳理,概括而言,四章内容都服务于一个主旨:法律与宗教固然有所区分,但并非截然对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他们乃是荣损与共的关系,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僵死的法条,没有法律的信仰也将蜕变为狂信;旧的二元论模式带来的将是死亡,新生的希望在于一个综合的时代,一个法律与宗教相互扶持、交相辉映的时代,一个人类大同的时代。
    以下将谈一谈阅读此书的感受以及由此书引发的一些思考。
    伯尔曼的文字是非常富有激情和文采的,在很多地方都能够引起我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甚至唤起了我曾经有过却又在现实面前逐渐消退的对法律的热情。我曾经不懂任何法律,却固执地觉得法律代表着正义,所以选择了读法律,可当我学习了四年法律,我不断看到法律的非正义,我们在课堂上批判甚至嘲笑那些不合理的法律,我们在法律诊所里看到了法律的无能为力,我们慢慢不再一如当初相信法律代表着正义,我们更不敢妄谈信仰法律。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希望,我们国家的法律状况事实如此并不意味着法律应该如此,而我们对国家制定法之失望也不应导致我们对法律本身的失望,无论现实如何,法律都应该是正义的、神圣的,法律人都应该是有激情、有梦想的。当然,这只是非常感性的一些阅读感受,下面将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谈一谈对这本书的一些思考以及疑问。
    1、对法律的世俗--理性模式的看法。
    以世俗--理性模式看待法律,法律不过是治理社会的工具而已,法律制度也不过是我们设计出的一部庞大和复杂的机器,好像我们往其中投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然后便能产出结果,这是理性的计算和机器的运转,无关乎信念与梦想。我非常认可伯尔曼对这种模式的批判,这乃是对法律自身价值的贬低,当法律沦为工具,终有一天它会是可有可无的;也是对人的贬低,我们被看做只会权衡和计算的,没有情感和信念的存在。而这种工具性的法律是无法唤起我们的认同感的,那么法律依靠什么而彰显力量?不利的后果、强力的制裁吗?我想,理性计算和利弊衡量的力量永远比不过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和法律情感,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想要打人时,是因为害怕打人之后会被法律制裁还是因为出于某种内心的力量认为打人是不对的更能约束他?当一个人真正想要犯罪时,他又何尝会害怕法律在事后的制裁?我想起了明太祖朱元璋欲以严刑峻法治理贪官污吏却终无能为力而发出的感概,“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当我们仅仅把法律当成工具,得到结果只会是越来越诉诸于严刑峻法和警察力量,最终法律只会越来越无能为力,而唯有当法律被注入公平、正义的理念,诉诸于每一个人的认同感和法律情感,它才会是有力的。
    伯尔曼在“法律中的宗教”一章中提到了特曼·阿诺德的一个例子来驳斥法律存在论的观点(即法律完全以情境为转移,只能以可行性的标准来衡量),并揭示了法律仪式的神圣性。特曼·阿诺德在课堂上大谈特谈法官只是根据自己的偏见而裁判,而当学生问道,他在法官任上是否就是如此,他回答到:“一旦你黑袍加身,坐在高高的法庭之上,被人尊称为阁下,你就不得不相信,你是在根据某种客观标准行事。”这让我想起了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一书中提到的“阿姆斯达”案的裘迪森法官,他以坚持种族偏见立场而著称,却在这一关于黑奴的案中作出了有利于黑人的判决,而促使他作出这一选择的便是宗教的原因以及人性的召唤,同时,在裘迪森法官身上还表现出了美国法官普遍的一种职业荣誉感。在美国法官绝非权势的工具,而被社会确立在一个独立的、神圣的、被期待是公正的位置上,所以,当他身着法官袍手持法锤坐在法官席上,个人之偏见和好恶便被一种更高的标准取代了。法官无疑是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当法律体系有所漏洞之时,他可以援引不同的法律、可以做出不同角度的解读,而这里的标准是什么?以上例子告诉我们,这里的标准乃是法律背后那个更高的存在以及基本的人性,而非工具性的衡量以及法官个人的好恶。工具性的法律只会催生出工具性的法官,唯有当我们将法律看做是公正神圣的,才会将法官期待为公正神圣的,法官才会具有这种职业荣誉感并在其驱使下摒弃个人之偏见,依据法律及其背后蕴含着的更高的准则来裁决。
    2、关于伯尔曼所展望的未来世界。
    我非常认同也非常期待伯尔曼所展望的未来世界:人类基于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法律而形成一个大同世界。从国家方面来说,世界发展至今,地域性的限制逐渐被打破,国家的界分也不再如以前那么明显,一些普世价值和国际法准则被愈来愈多的分享、认同;从个人角度来看,不管属于什么民族、国家,我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有着一样的需求一样的欲望和一样的渴望,我们都需要面对眼前的现实和未知的将来;不管是作为国家还是个人,我们分享着愈来愈多的共性。
    然而,仅凭这些共性和联系显然不足以构建伯尔曼所期待的未来世界,正如他所说,“放眼世界,只凭人道主义、良好意愿以及对法律的尊重尚不能战胜国家、种族和阶级之神,要赋予人类一种方向感和面对未来的勇气,必须有一种共同之普遍宗教的某些要素......世界需要不同国家、种族和阶级的人民乐于为之牺牲的共同信念,还需要具体体现其洞见和信念的共同仪式和传统。”而我的疑问便在于此,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确实有梦想有激情但同时我们也是自私的怯懦的;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宗教信仰,甚至很多人没有信仰,那么,我们依靠什么而产生这种“乐于牺牲”的信念,又怎么有能力达成一个全人类的普遍宗教?同样的,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即使是现在的一些世界秩序,所谓的自愿联合,也未尝不包含着有形无形的支配、统治、冲突、对抗;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域之间,种族之间,依然充斥着矛盾、偏见、利益之争;这样一个个独立的、各有历史、各有立场的国家最终如何达至世界大同体?伯尔曼不断强调,他所期待的世界大同体,是多元又一体的,基于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对抗都依然存在,那所谓的“共同法”、“普遍宗教”究竟指的是什么?和这些依然存在的对抗又是如何共存的?
    当然,我并非是在以达成未来新世界的艰难性来否定伯尔曼对未来新世界的设想,相反,我同样期待着这样的一个新世界。我的怀疑与困惑,也许是因为我还未能读懂伯尔曼的思想而对这本书以及他的设想有所误解,也许是因为他对这个未来世界的设想过于美好,而世界糟糕的现状让我觉得我们无力达至这个未来。但我依然赞成伯尔曼所说的,这是漫长而困难的,但也是唯一的希望所在。
    3、关于我们国家的法律。
    谈及法律与宗教,不可避免会联想到我们国家的法律现状。在我们这个法律工具化极其严重的国度,对于那些不合理的甚至是恶的法,我们是否需要信仰?在我们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法律如何获得神圣性如何被信仰?
    我们需要明确伯尔曼在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时,所指的法律是什么,才能论及中国的法律信仰问题。在《法律与宗教》这本书中,伯尔曼并未就法律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从他对法律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指的法律绝非只是实证法意义上的国家制定法,他在“法律中的宗教”这一章写道,“法律不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 由此可以看出,伯尔曼视野中的“法律”乃是一个极其广泛,近乎无所不包的概念。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公民从事的各种法律活动或法律行为以及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观念等整个法律制度和理念,都是伯尔曼所理解的“法律”。 在我看来,伯尔曼是在一个以自然法学为基础并融合了实证法学以及历史法学的“法律”概念上来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只有这种包含着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对终极目的之关怀的广泛意义上的法律,才有可能上升至信仰的高度。而具体到我们国家,当我们在谈及那些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时,若仅仅从实证法的角度,我们对其是无法达到信仰的高度,只有当其符合自然法之神圣要求以及社会良知的要求,我们才有可能谈及对它的信仰。因此,对于国家的制定法,作为个人,我们当然是需要尊重并遵从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每一部具体法律和具体条文都要绝对服从而不能怀疑,正如朱苏力教授所说,“一个社会中的总体法律可能是合理的,是应当信仰的,并不意味着对每个个别的法律或法条都应当崇拜和迷信。否则,社会就无需变革了,法律也就无从发展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正是因为有许多人以其行为表现出来对某个法律或法条不信仰――违反它或规避它――才使得立法者发现了该法律存在的欠缺和问题,因此,也才有了法律的修改或完善。
    我国的法律传统不同于西方,西方的法律本就源于宗教,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深受宗教的影响,而我国的法律在最初乃是执行道德的工具,在很大意义上等同于刑罚,这样的法律根本无关乎信仰,也从不要求神圣性。时至今日,法律依然被我们当做工具而已,没有独立的地位,也难以得到公众的普遍尊重和认同,甚至常常沦为权力的奴仆。有些网友说,“在我们国家最大的法是领导的看法”,这虽是玩笑,却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反映出法律在我们国家的地位。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谈及法律信仰实在是奢侈的,当然,我并不是在此发泄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只是我认为在我们国家要实现法律之信仰,需要付出比西方更多的努力,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这会是一条更加漫长的道路。在当下,我们努力的方向也许应该是实现对法律的基本尊重和信任,不论是国家机关还是普通民众都应为此而努力,唯有在具备尊重以及信任的基础上,信仰才是有可能的。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依然没有形成一个较普遍的宗教,仅仅在法律的维度里努力,可能实现法律的神圣性与法律的信仰吗?以伯尔曼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也许正如梁治平先生在代译序里所说的,我们国家的希望在于重新创造出一种法律,重新创造出一种宗教,一种全新的法律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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