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 寻路中国 9.0分

该做什么选择

袋鼠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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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时候,何伟拿到了中国驾照,他打算租一辆车,沿着长城,去游览兼考察中国北方农村。

他租车的公司叫做“首都汽车”。他发现,每次租车的时候,车的油箱里往往只有半箱油,甚至四分之一,租车公司的要求,是回来的时候,必须保证油箱里面有同等数量的油。

他向公司的负责人王先生提议:“你们应该把要租出去的车子的油箱加满, 然后要求顾客还车的时候也把油箱加满。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样的。比这简单多了。”

但王先生告诉他,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中国,车辆还回来的时候,油箱里根本没油。”

即使何伟提议,如果人们不遵守可以罚款,王先生还是坚持这一套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你不了解中国人!”

何伟同时还发现,虽然公司要求,不能把车开出北京地界,但其实,没有人会去管你把车开到什么地方。

他渐渐明白:“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因为,很多典章制度,在中国,是随时随地会被违反的。

他第一天上路,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一片农田旁的柏油路上,整整齐齐地摆放了一捆捆谷壳类农作物。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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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时候,何伟拿到了中国驾照,他打算租一辆车,沿着长城,去游览兼考察中国北方农村。

他租车的公司叫做“首都汽车”。他发现,每次租车的时候,车的油箱里往往只有半箱油,甚至四分之一,租车公司的要求,是回来的时候,必须保证油箱里面有同等数量的油。

他向公司的负责人王先生提议:“你们应该把要租出去的车子的油箱加满, 然后要求顾客还车的时候也把油箱加满。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样的。比这简单多了。”

但王先生告诉他,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中国,车辆还回来的时候,油箱里根本没油。”

即使何伟提议,如果人们不遵守可以罚款,王先生还是坚持这一套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你不了解中国人!”

何伟同时还发现,虽然公司要求,不能把车开出北京地界,但其实,没有人会去管你把车开到什么地方。

他渐渐明白:“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因为,很多典章制度,在中国,是随时随地会被违反的。

他第一天上路,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一片农田旁的柏油路上,整整齐齐地摆放了一捆捆谷壳类农作物。他见到这种情景,急忙刹车,询问路边的农民:“ 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

而那些农民,则会不耐烦地催促他赶快从农作物上碾过去。

虽然这样做,既违背交通安全法,又违背食品卫生法。但在农村地区,没有人会计较这种行为,因为让汽车碾过,是最省力和简便的农作物脱粒方法。

在便利性面前,灵活变通的中国人,从来不介意绕过法律规则。

不仅是开车在路上会遇到这种事,连开车本身也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变通精神。

何伟就发现,在中国的城区开车,是需要“冒险精神”的,因为很多中国司机,不会使用转向灯,也不保持安全车距,“长于即兴发挥”,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交通拥堵时,喜欢从边上挤过去,他们“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

而到了开阔地界,他们往往会“突然加速,展开竞赛”:

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
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驾驶员考试题中唯一一道三个选项都正确的试题:
77题 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
A) 从左侧超车。
B) 从右侧超车。
C) 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如果说上面两种变通,多多少少还体现了中国人对便利性和效率的追求。但有些变通,则仅是源于中国独特的人情世故,比如“酒桌文化”。

何伟开车到了右玉县的时候,因为外宾的身份,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招待。

和很多中国官员一样,“他们对宴席也十分在行”,在饭店里宴请了何伟,并且要了白酒,争先恐后地要敬他。

当何伟表示,自己要开车,不能喝白酒时,当地官员的第一反应是:“啤酒呢?”

于是,接下来就是一幕极端讽刺的黑色幽默喜剧:一个外国人竭尽全力去遵守中国的法律,而一群中国官员,则在竭力劝说他违反中国法律。

何伟说:如果开车,我就什么酒也不能喝。
官员说:你可以喝一点点嘛!
何伟说:抱歉,我真不能喝。
官员说:肯定要喝——就喝一两杯。
……

何伟发现,在美国只要说一句“我要开车”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在中国却有一大套难以辩驳的理由在等着他:

理由一:酒都斟上了,不要推辞!
理由二:开了那么远的路程,一定很疲倦,需要喝点。
理由三:喝过酒之后,可以慢慢开。
理由四:美国和中国一样,开车都是靠右侧行驶,没什么不习惯的。
理由五:警察看到老外开车,已经够惊讶了,不会因为酒驾抓你
…..

这种中国民间智慧里的变通精神,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鲜见,只不过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早已习惯甚至麻木,把它们当成了普普通通的生活背景。

而在何伟的文字里,这些背景被放到了前台,成为了主角,纤毫毕现地展开在我们面前,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身处在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社会中,脚下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何伟在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们一个价值判断,没有急于批判,也没有刻意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

他总是在尝试理解这些人。

2

刚上路不久,何伟就遇到了一场葬礼,在葬礼上,一个矮胖的男人递给他一张压膜的名片。

这个人叫张宝龙,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项不同的服务,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还可以医治“疑难杂症”,做棺材以及抬婚轿等等。

而他的主业,是个风水先生。

何伟想到的,是1949年之后,许多传统文化被斥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风水推理。

改革开放后,相对宽松的环境,让风水先生这个职业,又回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

但急速变化的环境下,单单当一个风水先生,显然已经无法适应这个时代,所以张宝龙又不得不变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论起市场经济时的精明,跟他论地理风水时的精明不差分毫。”

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你得随时琢磨点新东西出来,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

何伟总是能细腻地察觉到,一个微小的个人,是如何行走在快速变化的大时代中。

2002年开始,他在一个叫三岔村的贫瘠农村里租住了数年。房东叫魏子淇,是一个典型的“随时琢磨点新东西出来”的人。

1987年,魏子淇高中辍学,出外打工,先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后来又当过保安,但都觉得没有出路。

1996年,他回到村子,种植核桃、板栗和杏子。

2002年,他从电视节目上看到养殖水蛭致富的事迹,想走上同样的道路,但却没有成功——买的水蛭,两个星期内全死光了。

后来他开始准备进军安利,但因为村子太小,没办法做直销,只能放弃了。

接着,他又对一家自称为Worldnet(“互联网网基金”)的中国公司产生兴趣,被何伟劝说,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转而变得对旅游业感兴趣,详细考察了三岔村周边的地理,并列出了一大堆名称,以备将来开客栈用。

他虽然学历不高,但人很聪明,喜欢研究法律,“因为法律有实用价值”;他收集很多资料,为三岔村旁边的长城画地图,因为他觉得,“肯定有一种法子能让他从长城的旅游中赚钱。”

2003年,国家用车人数剧烈增多,开车出游的人发现了三岔村这个地方,魏子淇终于实现靠旅游产业发家的愿望。

2004年,为了做生意更方便,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是个典型的,巨变时代的中国人,没有长远的规划,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生存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动的生活:

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 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华裔地理学者江红,就对何伟说过,几十年间的政策不稳定,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于发展,人们已经惯于持那种短视的观点。”

在这本书里,何伟忠实地记录了这些小人物,如何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总是尝试理解他们,在一个急速变动的时代里,那种焦虑不安、功利而短视的心态。

同时,他也慢慢学会运用他们的逻辑,来应对现实。

3

因为中国曾经的贫困,许多当时怀孕的母亲,在孕期营养不良,严重缺碘,导致出生的婴儿智力上有缺陷。

魏子淇的哥哥,就是很多中国农村都能见到的“傻子”。

“傻子”哥哥跟魏子淇住在一起,魏子淇为了拿到政府补贴,去找三岔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对方表示她帮不了忙,而镇政府那边也对此不闻不问。

于是,魏子淇请何伟用车将他和哥哥载到镇上,准备直接找镇政府拿钱——“如果他们不给,我就把傻子留在这里,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

“傻子”被留在镇政府办公室,两次偷跑出来,都被当地领导抓回去。领导们打电话请魏子淇把哥哥接回去,而魏则提到补助的事。

政府的领导干部们最终答应把他的申请转交县政府,才让“傻子”重新回到魏家。

何伟说,由于镇政府官员不大愿意承担责任,为了催促他们,魏子淇只能采取这种冒犯的举动,“就他而言,这样的做法最好”:

中国的生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不管你的反应多么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决之道。对此,大家常常会说:没办法。

随着在三岔村居住的时间越久,他也开始更深入地体会到这种“没办法”的感觉。

魏子淇的儿子魏嘉,患上了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身上出现瘀斑,并且鼻血流个不停。

何伟将父子两人送到了镇上的医院里,当天魏嘉需要留院观察,而当值的护士却表示,只有“女同志”才能留在医院里。

这个护士是个“中国官僚制度下”的产物,“文化大革命”里读了点书,长大后,一辈子都待在单位中,“缺乏年轻人普遍具有的那种灵活性和实用主义”,拒绝让步。

没办法,何伟只好开车回去,把魏嘉的母亲接到医院中。

因为流血过多,魏嘉必须输血。

何伟问主治的女医生,这些血液干净吗?

女医生说,有风险,没办法完全查清楚。

何伟问,血液的来源是哪里。

女医生说,不知道。

没办法,何伟只好委托自己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工作的朋友,帮忙买到正规检查过的血液。

女医生又表示:“我们不会接受的,这样做是违反医院规定的。”

没办法,何伟只好请朋友调查一下医院的血液来源,发现和朋友代购的是同一来源。

医院依旧不愿意对血液进行全面检查,但魏嘉再不输血,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

没办法,只好冒险,让医院给他输了血。

这就是普通中国人所面临的窘境:

一方面,新兴的事物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冒出来,新的高楼,新的马路,新的地铁,新的医院,目不暇接;
另一方面,相应的规则与制度,却不曾认真建立起来,人们习惯性地绕过规则,打制度的擦边球,同时,在遇到不规范的机构行为时,也无法用制度与规则来保护自己,经常性地陷入“没办法”的困境中。

像我在广州搭地铁,规则是人们必须从蓝线的部位上车,而黄线正对门的地方是下车使用,但人们从来对此不屑一顾,如果死守在蓝线的部位,往往是挤不上车的。

地铁入口处的两个安检,往往也只是很应付式地时不时举一举手中的检测仪,人们对此也习以为常。

这些生活中毫不起眼的微小细节,恰恰是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的另外一个真实面貌。

4

对于何伟来说,这不是他的国家,周围也不是他的民族同胞,他不用关心国运,也没有民族负担。他真正关心的,只是他遇到的,身边的这些普通人。

他看着他们在一个巨变的时代里,如何为了顺应时代不断调整,不断在各种困境中摸爬滚打。邓小平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他笔下的这些中国人,也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沿着历史的轨道,朝着自己的目标,继续生活着。

《新闻联播》里的中国,永远春光明媚,蒸蒸日上;很多报纸报道中国,则往往深入挖掘中国的问题与阴暗面,让人产生一种国家无可救药的错觉。

而在何伟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问题重重,但绝非无可救药,国家和个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困境中慢慢前进的中国。

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永远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归根到底,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行动,最终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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