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浪漫引导人民——读《浪漫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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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超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领域发生了诸多革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被霍布斯鲍姆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双元革命充分彰显了启蒙运动所鼓吹的理性主义的威力,但也引发了反对理性主义的浪潮。正如伯林所说:“对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在欧洲各国的盟军和弟子的核心观念的抵抗,与这场运动本身一样古老。”这种抵抗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浪漫主义。作为一场文化革命,浪漫主义席卷了整个欧洲,其激进程度和历史效应不亚于双元革命。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宁(Timothy C. W. Blanning)的《浪漫主义革命》(中信出版社,2017.4)一书,从时代背景、作品与作者、语言与环境、历史与神话等角度考察了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与演变历程,描绘了西方文化史上天才云集、群星璀璨的一页。

浪漫主义革命是西方精神发展的转折点,它与启蒙理性针锋相对,表现为“绝对的向内性”(黑格尔语)。正因其非理性的异质性,浪漫主义很难用理性的语言去定义、解释和分析。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曾说,五百个牛顿的灵魂才抵得上一个莎士比亚或弥尔顿。“分解就是谋杀”是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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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超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领域发生了诸多革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被霍布斯鲍姆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双元革命充分彰显了启蒙运动所鼓吹的理性主义的威力,但也引发了反对理性主义的浪潮。正如伯林所说:“对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在欧洲各国的盟军和弟子的核心观念的抵抗,与这场运动本身一样古老。”这种抵抗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浪漫主义。作为一场文化革命,浪漫主义席卷了整个欧洲,其激进程度和历史效应不亚于双元革命。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宁(Timothy C. W. Blanning)的《浪漫主义革命》(中信出版社,2017.4)一书,从时代背景、作品与作者、语言与环境、历史与神话等角度考察了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与演变历程,描绘了西方文化史上天才云集、群星璀璨的一页。

浪漫主义革命是西方精神发展的转折点,它与启蒙理性针锋相对,表现为“绝对的向内性”(黑格尔语)。正因其非理性的异质性,浪漫主义很难用理性的语言去定义、解释和分析。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曾说,五百个牛顿的灵魂才抵得上一个莎士比亚或弥尔顿。“分解就是谋杀”是浪漫主义者的箴言。因此,本书通过大量文学艺术实例,去引导读者感受浪漫主义的魅力。

作者将卢梭视为浪漫主义革命的先知。在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中,卢梭是一个伟大的“叛徒”。一方面,他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倡导通过公共意志和契约自由去实现理性的统治;另一方面,其《论科学与艺术》(1750年)又不啻反启蒙运动的檄文,宣称文明开化的过程不是通往解放,而是通往奴役;艺术与科学进步了多少,我们的心智就退化了多少;人类终将彻底远离现代世界,并祈求上帝让他们回到从前“无知、天真、贫瘠的状态,只给他们留下那些令人快乐、值得珍重的东西。”1761年,卢梭发表书信体爱情悲剧小说《新爱洛漪丝》,圈粉无数,成为18世纪头号畅销书,在欧洲掀起了汹涌澎湃的伤感狂潮,冲决了理性脆弱的大坝。

卢梭不仅擅于讲述虚构的爱情,更敢于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在自传《忏悔录》(1782年,系身后出版)中,卢梭坦言:“我写忏悔录的真正目的是表现我在所有生活状况下的内心想法。我许诺要讲述的是我灵魂的历史。这样的写作不需要其他的记忆;我只需要进入我自己的内心,这就足够了。”通过将作者而非作品置于美学的中心,卢梭颠覆了自柏拉图以来的“模仿的美学”(镜的美学),开创了“表达的美学”(灯的美学)。正如黑格尔所说:浪漫主义把“本来各司其职的诸神熔于一个纯粹的、无限的自我认知之中。自我成为一个内在的万神殿,但其中所有的神都被夺去了神位,被主体性的火焰烧毁了。艺术中灵活的多神观如今被唯一的神取代,唯一的精神、唯一绝对独立的存在他的觉知和意志也是绝对的,在其自身中获得自由与统一。”

须知,黑格尔的论说是对浪漫主义的哲学总结,而不是宣言。他是浪漫主义的传人,而非卢梭那样的先知。他所说的“唯一的神”当然不止一个,而是与浪漫主义者同数。其内容当然也不是纯粹的精神、觉知和意志,而是客观世界的内化。真正与浪漫主义革命声应气求的哲人是谢林。其《先验唯心论体系》一书论证了精神和自然的统一性,为浪漫主义提供了哲学支撑。其心诀是:“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其核心概念是“世界灵魂”。谢林的写作方式也颇为浪漫,充满了华丽的辞藻和梦幻的比喻。与其相呼应,同时代的朗格、透纳、弗里德里希、华兹华斯等画家和诗人的作品都自觉地追求自然与精神的统一。弗里德里希说:“画家不能只画他眼前看到的东西,还要画他在内心看到的东西。”路德维希·蒂克在小说《弗兰茨·施特恩巴德的游历》中写道:“我想描摹的不是这些树,不是这些山,而是我的灵魂、我的情绪,此时此刻它们正主宰着我。”华兹华斯在《内心视野》一诗中写道:“如果思想和爱情都遗弃了我们,从那天起/让我们断掉与缪斯的所有交易;/不论要接受或者放弃哪些意义,——/让思想和爱情伴我们一同栖息——/心灵中的天堂会将灵感的雨露/撒给最谦逊的凡夫俗子。”

于是,自我成了第十位缪斯,甚至是唯一的缪斯,其本质就是原创性。原创性是浪漫主义创作的金科玉律,也是天才的标志。对原创性的重视引发了浪漫主义时代特有的现象——天才(或天赋)崇拜。那么,究竟何为天才?爱德华·杨在《对原创性作品的猜想》(1759年)中认为天才“分享着某种神性”,就像魔法师用无形的手段立起大厦。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730-1788)在《苏格拉底回忆录》(1759年)中设问:是什么让荷马和莎士比亚无视规则?是天赋,其先决条件则是原创性、激情与恒心。在《音乐词典》(1768年)中,卢梭对“天赋”给予了不是解释的解释:“年轻的艺术家呵,不要找寻天赋的含义。如果你受天赋的启发,那么这天赋一定是从你内心油然而生的;要是你缺乏天赋,那么你永远无从熟知它。一位音乐家的天赋,让他的艺术拥有整个宇宙……”

或许是自己本身就是天才的缘故,浪漫主义者的表述总像是在兜圈子。倒是不怎么浪漫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天才下了明确的定义。从自然的角度讲,“天才就是那天赋的才能,它给艺术制定法规。既然天赋的才能作为艺术家天生的创造机能,它本身是属于自然的,那么,人们就可以这样说:天才是天生的心灵禀赋,通过它自然给艺术制定法规。”从主体的角度讲,天才就是“一个主体在他的认识诸机能的自由运用里表现出他的天赋才能的典范式的独创性。”与庸才相比,天才的艺术家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独创性、典范性、神秘性和自由创造性。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对浪漫主义者而言,解析就是谋杀。康德的先验天才论明则明矣,但终究是“对塔说相轮”(程颢语),隔了一层。与其说康德影响了浪漫主义,倒不如说浪漫主义影响了康德。

如果说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语),那么哈曼则是浪漫主义革命的教父,是对启蒙理性最坚决、最彻底、最极端的批判者。在这位“北方的巫师”(哈曼自称)眼里,康德不过是“一个适合于聊天的可爱侏儒,尽管显然不明真理。”哈曼认为通往真理的道路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激情给你去往抽象和猜想的手、脚与翅膀,为图像和符号赋予灵魂、生命与语言。”哈曼的风格晦涩难明,如同梦呓,多亏赫尔德和歌德的传播,才发挥其效应,拉开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序幕——18世纪70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歌德在自传《诗与真》中回忆说,每一个不敢苟同于盛行的时代精神(即启蒙理性精神)的人都受到哈曼的巨大影响,他们都要向其“绝伦的伟大与深刻”致敬。

浪漫主义天才云集,他们是一群孤胆英雄。除了抽象的理性,他们共同的敌人还有庸俗大众(the philistine public)。天才崇拜将艺术家推向曾经被理性扫荡一空的神坛,但成为偶像的艺术家未必像如今消费时代这样热心于讨好粉丝、推销自己。最典型的例子是贝多芬。与通常音乐史上的归类不同,作者将贝多芬视为浪漫主义时代无可争议的王者,理由是他把自己写成了作品的核心,从而将表达的美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留给世人的经典形象就是一脸的不买账。贝多芬认同席勒对公众的鄙视,批评罗西尼大众要什么就给什么。他对胡梅尔说:“有句话‘人民之声就是神之声’(vox populi, vox dei)——我从来不信这个。”他的学生柏辽兹也认为;“多数公众甚是愚蠢,缺乏理解力和想象力,没心没肺,喜爱陈词滥调,他们本能所接受的旋律和节奏俗不可耐,还非要把演奏者也拉到他们这条路上。”

需要指出的是,浪漫主义者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们一方面蔑视市侩气息的庸俗大众,另一方面又从人民群众(Volk,或译为民族)中汲取营养。如果彻底打破世俗,艺术家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要想从孤独中得救,可以把自己与一个更大的实体联系起来;对很多浪漫主义者来说,民族是具有中心位置的。”在赫尔德看来,正是语言的力量形成了民族;浪漫主义的内省并不必然导致毁灭了少年维特的那种存在的孤独,而是可以通往民族群体的创造性生活。受其影响,费希特在系列演讲《致德意志民族》中鼓吹德语优越论,把一切社群中的文化价值从精英阶层移到普通大众那里去。歌德的《野玫瑰》、普希金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都带有明显的民间语言色彩。

对民间语言的重视必然通向民族历史。关注历史是浪漫主义革命与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法国大革命否定过去、拥抱普世情怀,而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看来:“世界不是体系,而是历史。”迷恋中世纪的哥特风格,向往阿尔卑斯山与莱茵河的壮丽风景,挖掘(甚至编造)民族史诗与神话……浪漫主义的诸多特征都可以追溯到其民族主义的语言观。

浪漫主义革命的大本营在德国绝非偶然。考虑到德法两国历史上长期势不两立,不难看出欧洲浪漫主义革命的地缘政治背景。从内在逻辑上讲,浪漫主义可以说是欧洲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先河;从外部环境上看,浪漫主义是欧洲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后进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文化斗争(后来的普法战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如雨果所说:“浪漫主义,总而言之,是自由主义在文学中的体现。”其实何止于文学,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巅峰之作《自由引导人民》,难道不是自由主义在绘画中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革命并不纯粹是一场文艺革命。浪漫引导天才,也引导人民。

(2017年9月12日于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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