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 巨流河 8.7分

渡不过的时代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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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古称句骊河,清代称巨流河,现称辽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人民的“母亲河”。1925年11月,身为奉系将领的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暗中筹备与南方国民军开战,愤而反戈,就在势如破竹进逼沈阳之际,与张作霖达成密谋的日本关东军直接出兵干预,导致郭兵败巨流河,夫妻二人被张作霖处死并于野外暴尸三天。

本书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当时在郭松龄手下任外交处主任,郭兵败身亡后齐世英被张作霖点名通缉,因为齐是张家政府派出的公费留学生,吃张家饭打张家人,在割据一方的军阀看来是不忠不义。齐世英躲进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半年,后趁机逃出,辗转到达南京,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安排他到陈果夫、陈立夫主持的党务情报机构(即CC系)工作,到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时,齐世英已任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并且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领导人。 后来抗战中随国民政府撤退至汉口、重庆,创办东北中山中学、《时与潮》杂志社,1949年去台后专任“立法委员”,1960年在蒋介石彻底整肃CC系的行动中被开除出国民党,1962年与雷震、李万居等组织中国民主党未果,1987年去世。他跟张学良龃龉极深,以致蒋介石认为他是造成西安事变的起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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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古称句骊河,清代称巨流河,现称辽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人民的“母亲河”。1925年11月,身为奉系将领的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暗中筹备与南方国民军开战,愤而反戈,就在势如破竹进逼沈阳之际,与张作霖达成密谋的日本关东军直接出兵干预,导致郭兵败巨流河,夫妻二人被张作霖处死并于野外暴尸三天。

本书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当时在郭松龄手下任外交处主任,郭兵败身亡后齐世英被张作霖点名通缉,因为齐是张家政府派出的公费留学生,吃张家饭打张家人,在割据一方的军阀看来是不忠不义。齐世英躲进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半年,后趁机逃出,辗转到达南京,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安排他到陈果夫、陈立夫主持的党务情报机构(即CC系)工作,到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时,齐世英已任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并且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领导人。 后来抗战中随国民政府撤退至汉口、重庆,创办东北中山中学、《时与潮》杂志社,1949年去台后专任“立法委员”,1960年在蒋介石彻底整肃CC系的行动中被开除出国民党,1962年与雷震、李万居等组织中国民主党未果,1987年去世。他跟张学良龃龉极深,以致蒋介石认为他是造成西安事变的起因之一。

了解这些历史背景对阅读整本书很重要。齐邦媛先生本书以“巨流河”为名,在书中开头即发出“那渡不过的巨流莫非即是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冻于此”的叹息,一来是出生于东北的她对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二来是她和她的父亲一样,深信如果郭松龄讨奉成功,东北形势必会与九一八之前不同,中国的命运或许就此改变。然而就当时的大形势来看,郭松龄的失败是注定的事情。

本书最吸引人的当属前半部分,即作者赴台前在大陆的前二十几年,那时正处于中国波澜起伏的近代,作者在九一八之前随母亲从东北到南京跟父亲团聚,战事爆发扩大后一家辗转安徽湖北湖南重庆,她用饱含感情的笔触描述了逃亡的见闻,又极细腻的描述了后方生活和学习的处境,以及她与抗战英雄一段朦胧的感情。文笔很吸引人,读来时而为国家的积弱屈辱感到悲愤伤感,时而又能体会到患难中可贵的人性温暖,又深深被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气质折服,在日夜被日军飞机轰炸的大后方,在生活物资极度缺乏的处境下,这些知识分子们仍然坚持办教育、办杂志,于最艰难的形势之下坚韧苦撑,为战后的复兴培养了人才,保存了中国文化。我每次读到这种极危难之际的乐观精神与苦撑,不禁就心潮澎湃唏嘘不已,那才是中国文明每每遭遇重大危机却垂世几千年不亡的真相。

书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在战争后期虽然国际形势已趋明朗,但国军在正面战场仍然节节败退,作为大后方的四川也有不保之虞,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齐先生当时就读的武汉大学(战时迁至四川乐山)被告知,必要时将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

『在大学很少见到校长,更少听他训话。我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中国早期的化学学者、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瘦,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弦歌不辍,代表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们的坚韧与气节。

然而始终躲不过的是历史真相和意识形态的碰撞,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管愿不愿意,都是被政治的巨流裹挟着奔向未知的命运。作为国民党前高官的子女,虽然齐先生一再强调她不愿参与政治,但很明显她的意识形态思维浓厚,她毫不讳言自己一生反Gong,在书中多处也毫不客气的称中Gong为“土Gong”。然而通读下来之后,发现齐先生的政治观点更多是源自她的个人喜恶,而非客观的理性思考,这就造成了她前后观点的分裂。比如她对郭松龄讨奉失败深感遗憾,对张作霖非常鄙视,但书中后面又说如果张作霖不死,日本人连占沈阳都办不到,更不用说全东北。她对讨奉失败后给他父亲提供庇护的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赞誉有加(齐世英和吉田茂由此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友谊,战后他也成了台湾的“知日派”),但事实上正是由于吉田茂的直接干预(在郭松龄倒戈前后的短短37天时间里,吉田茂向外务省共拍发了50通电报,撰写了4封机密公函,要求援助张作霖)导致了郭松龄的失败。她这样描述吉田茂:”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国际局势中,日本如果能与一个现代化的近邻保持良好密切关系,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所谓日本的“合理的利益”,可不正是东北的土地吗?齐先生用一大段文字为吉田茂称颂,却绝口不提吉田茂此君积极主动干预中国内政,他的《对满政策之我见》赤裸裸的提出一有机会就要向满洲甚至关内派兵,满篇傲慢的扩张意识。

齐先生在书中提到抗战中后期开始在学生中开始蓬勃兴起的左翼思潮,由于参与者众,齐先生不好把他们一棍子全扫倒,于是用了一种极精妙的春秋笔法,把这些学生描绘得像入了邪教的信徒,在叙述”武大六一惨案“的时候,齐先生基本忽略了国民党对学生的残酷镇压,反倒用一种类似阴谋论的语调把整个事情描述成一场愚蠢的政治运动,在她笔下这些学生包括老师都是被中Gong煽动的,她在中间成为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巧妙营造出一种大家都在算计她的阴森氛围,然后又拿出文化大革命来做反问,似乎这两者有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法庭宣判的语气在后面反复出现,以致我看的时候竟有了一种可耻的猜测,就是齐先生是怀着一种站对了队伍的心态面对从前的异见者。在闻一多先生被害这件事上,齐先生更是用闻一多的遗物中有一块刻着”其愚不可及“的印章,隐晦的表示这是闻一多对自己投身左翼运动的忏悔。这种玩弄文字技巧刻意引导读者思维的手法在她这么一个极负盛望的学者身上出现,还是挺令人吃惊,这点跟龙应台很像,在某个范围之中的论述会表现的非常睿智和通情达理,而一旦涉及某些方面,就变得偏执和激动。

再就是关于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对东北的争夺,以及整个大陆战争形势的转变,齐先生认为是中Gong窃取了抗战成果,这也显示了齐先生某种程度上的自欺欺人。前面她曾引用孙元良将军的回忆录时提到”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业已承认了失却民心,然而却又把失败归咎于中Gong的宣传煽动力量。蒋介石在抗战最后阶段曾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进攻,而国民党却主动推进,难道不是要独占胜利果实?对国民党的失败根本未作理性的分析就匆忙结论,始终是源于她深刻的反Gong情绪。我用”情绪“而不是”立场“,是强调她的感性化。这是他父亲齐世英和导师朱光潜先生对她的评价,朱光潜先生曾明确告诉她,她太多愁善感,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这种感性的思维方式贯穿全书。

这是一本沉重的传记,它记录了上世纪中国土地上发生的苦难,也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审视今天的种种重复、割裂和变革。齐先生对国家和中国文化的深情处处流露在字里行间,为我们展示了国难之时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坚韧。整个书的前半部分情感真挚,见证了整个国家和普通个人在风云诡变的动荡时代的命运,许多地方读来让人动容。但书不能死读,必须要有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对事件的解读也应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当当网的评论页中第一页有人提醒读者要有自己的判断时竟招来骂声一片,可见很多人是一样的思维模式,很容易从一端转移到另一端。

 最后贴一段喜欢的文字,最后那句歌词出自当时著名的抗战歌曲《嘉陵江上》。

『我生长到二十岁之前,曾从辽河到长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战八年,我的故乡仍在歌声里。从东、西、南、北各省战区来的人,奔往战时首都重庆,颠沛流离在泥泞道上,炮火炸弹之下,都在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的时候,每个人心中想的是自己家乡的永定河、黄河、汉水、淮河、赣江、湘江、桂江、宜江,说不尽的美好江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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