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品》:也许,我们迎来了科幻的时代?
文/吴情
在信息社会,城市中出生、长大的一代人,想必对科幻不会陌生。即便没有看过科幻原著,至少也在大荧幕上看过不少好莱坞大片——灾难片、末日片、外星人系列等。电影助力文学,我们似乎迎来了一个属于科幻的时代。前一段时期,根据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迅速走红,也让很多读者反思,所谓的纯文学,也能改编成电视剧吗?纯文学和科幻作品,界限何在?
《科幻作品》(Science Fic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英国学者、文学批评家、利物浦大学教授戴维·锡德(David Seed)著,一部梳理科幻作品缘起、发展、高潮(黄金时代)、未来的导论作品。戴维·锡德并未试着给“科幻作品”进行定义,因为“许多科幻作品杂糅了几种文类”,将其“定义为一种文学类型是有问题的”,也没有试着追溯科幻作品的诞生,相反,他竭力勾勒出科幻作品的大致框架:存在哪些科幻叙事,科幻叙事如何与时代互动,科幻界是如何理解科幻作品的——竞争与辩驳。
科幻作品多写冒险故事,无论是太空漫游,还是地底世界的探索,在锡德看来,这样的作品,“起到了让人类对日常世界感到陌生、产生疏离感的作用,让人能够以外部视角(通常带有反讽性质)来看地球。”太空漫游类故事,主要有空心地球叙事,太空帝国殖民叙事,以及星球战争叙事——美苏冷战期间为最。到了后现代,甚至出现了赛博空间叙事。
科幻作品多写异族故事,有时,外星生物攻打地球(同时涉及星球大战叙事),有时,外星生物只是意外造访地球,并不带有威胁性。对外星生物的想象与描绘,科幻作家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最初将其想象成某种地球生物的变异,后将其类人化,而后又模糊对外星生物的描绘,重视对其语言、动作、行为、技术的刻画。锡德认为,这些异族故事“将异族移置于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星球,从而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遭遇。直面他者让读者得以重新审视自身的观念,异族文化很少能够独立地被探索,只有通过强调差异才能得到领悟。”
科幻作品中,除却引人入胜的故事,能让读者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各式各样的仪器、设备,而这些作品,多半是“硬科幻”。科幻与技术的关系常付出水面,以至于某些科幻作家宣称,硬科幻才是真正的科幻小说,而且有些读者甚至非硬科幻作品不读。锡德认为,这一现象,“部分历史原因在于20世纪早期对技术的推崇。”科技改变了(有时是改善)人类的生活,然而,对变化的担忧,对科技的反思,与科技进步如影随形,即便并不是亦步亦趋。因此,“有时候科幻作品会为科技的进步而欢呼,而有时又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
科幻作品,常常被视为一种预言,尽管没有很多人真正关心其中的预言实现了多少,向前看,设想人类的未来——不少是美丽灿烂的,充满秩序(比如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而也有些是晦暗阴森的,对未来世界的可能情形表示担忧(比如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1984》《我们》《美丽新世界》),在这些作品中,足可见科幻作品的人文情怀,在这个方面,美国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是善用科幻小说探讨人性、伦理、未来的个中高手。
对时间的思索,构成科幻作品的重要方面。尽管如前所述,科幻与未来的关系很是紧密,但,并非所有科幻作品,都书写未来,有的科幻作品,书写回到过去的时间旅行,或是“对历史做虚拟式推想”,“目的通常在于另辟蹊径地理解当代社会,因为这类小说起到了向后追溯的时间环的作用,而沿着这个时间环而行的叙事,最终要回到读者所处的当下。”
对于科幻作品,作家圈、文学批评界,长期存在着一定偏见,认为科幻作品不登大雅之堂,研究也相对较少。好在这一倾向在近些年得到了纠正。对中国科幻界来说,最近几年有一些值得庆贺的事,刘慈欣的《三体I》、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先后摘得雨果奖,国际科幻界最高荣誉之一。纵观世界文学之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美国文学巨擘菲利普·罗斯,都不乏创作出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或许,终有一天,我们的纯文学作家,偶尔也能不再拘泥于饮食男女,放飞自己的想象?
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在信息社会,城市中出生、长大的一代人,想必对科幻不会陌生。即便没有看过科幻原著,至少也在大荧幕上看过不少好莱坞大片——灾难片、末日片、外星人系列等。电影助力文学,我们似乎迎来了一个属于科幻的时代。前一段时期,根据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迅速走红,也让很多读者反思,所谓的纯文学,也能改编成电视剧吗?纯文学和科幻作品,界限何在?
《科幻作品》(Science Fic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英国学者、文学批评家、利物浦大学教授戴维·锡德(David Seed)著,一部梳理科幻作品缘起、发展、高潮(黄金时代)、未来的导论作品。戴维·锡德并未试着给“科幻作品”进行定义,因为“许多科幻作品杂糅了几种文类”,将其“定义为一种文学类型是有问题的”,也没有试着追溯科幻作品的诞生,相反,他竭力勾勒出科幻作品的大致框架:存在哪些科幻叙事,科幻叙事如何与时代互动,科幻界是如何理解科幻作品的——竞争与辩驳。
科幻作品多写冒险故事,无论是太空漫游,还是地底世界的探索,在锡德看来,这样的作品,“起到了让人类对日常世界感到陌生、产生疏离感的作用,让人能够以外部视角(通常带有反讽性质)来看地球。”太空漫游类故事,主要有空心地球叙事,太空帝国殖民叙事,以及星球战争叙事——美苏冷战期间为最。到了后现代,甚至出现了赛博空间叙事。
科幻作品多写异族故事,有时,外星生物攻打地球(同时涉及星球大战叙事),有时,外星生物只是意外造访地球,并不带有威胁性。对外星生物的想象与描绘,科幻作家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最初将其想象成某种地球生物的变异,后将其类人化,而后又模糊对外星生物的描绘,重视对其语言、动作、行为、技术的刻画。锡德认为,这些异族故事“将异族移置于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星球,从而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遭遇。直面他者让读者得以重新审视自身的观念,异族文化很少能够独立地被探索,只有通过强调差异才能得到领悟。”
科幻作品中,除却引人入胜的故事,能让读者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各式各样的仪器、设备,而这些作品,多半是“硬科幻”。科幻与技术的关系常付出水面,以至于某些科幻作家宣称,硬科幻才是真正的科幻小说,而且有些读者甚至非硬科幻作品不读。锡德认为,这一现象,“部分历史原因在于20世纪早期对技术的推崇。”科技改变了(有时是改善)人类的生活,然而,对变化的担忧,对科技的反思,与科技进步如影随形,即便并不是亦步亦趋。因此,“有时候科幻作品会为科技的进步而欢呼,而有时又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
科幻作品,常常被视为一种预言,尽管没有很多人真正关心其中的预言实现了多少,向前看,设想人类的未来——不少是美丽灿烂的,充满秩序(比如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而也有些是晦暗阴森的,对未来世界的可能情形表示担忧(比如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1984》《我们》《美丽新世界》),在这些作品中,足可见科幻作品的人文情怀,在这个方面,美国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是善用科幻小说探讨人性、伦理、未来的个中高手。
对时间的思索,构成科幻作品的重要方面。尽管如前所述,科幻与未来的关系很是紧密,但,并非所有科幻作品,都书写未来,有的科幻作品,书写回到过去的时间旅行,或是“对历史做虚拟式推想”,“目的通常在于另辟蹊径地理解当代社会,因为这类小说起到了向后追溯的时间环的作用,而沿着这个时间环而行的叙事,最终要回到读者所处的当下。”
对于科幻作品,作家圈、文学批评界,长期存在着一定偏见,认为科幻作品不登大雅之堂,研究也相对较少。好在这一倾向在近些年得到了纠正。对中国科幻界来说,最近几年有一些值得庆贺的事,刘慈欣的《三体I》、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先后摘得雨果奖,国际科幻界最高荣誉之一。纵观世界文学之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美国文学巨擘菲利普·罗斯,都不乏创作出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或许,终有一天,我们的纯文学作家,偶尔也能不再拘泥于饮食男女,放飞自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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