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难得——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李北源
2017-08-22 看过

一个良好的历史学家必然是一个推理学者。在信息充分发达,史料俯首即是的网络时代,考验的不是新材料的获取,而是如何从千头万绪,千丝万缕的历史记载中,辨伪存真,理清脉络,探寻历史的真相,得出信服的结论。其中,严谨的学术训练是前提,而串联线索,打破迷局的能力得很大程度得益于天赋了。在新世纪,历史研究竟然更多取决于信息的整合能力和天才般的推理能力,有着莫名的喜感。想起黄金时代的侦探作家,卡尔·狄克森即开启了历史推理的题材,女作家铁伊更是以《时间的女儿》等系列历史推理著作享誉世界,一种诙谐的轮回感油然而生。仇鹿鸣本书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变迁,选材精当,辩证清晰,层层展开,逻辑严密,既是历史佳作,启人智慧,又如推理小说,引人入胜。

《绪论》一节介绍本书的研究范式、基本史料和旨趣目标。开篇即对陈寅恪先生所作出的魏晋之争是法寒儒豪大族之争的著名论断提出了质疑和修正,认为“讨论魏晋之际这一复杂的变革时代,仅仅使用政治集团这一分析概念,并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必须要从历史变化本身的脉络出发,注重分析多种政治、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

《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一章介绍司马氏的发家史,着重讨论了司马氏是否儒家豪族的代表。通过考证,作者认为司马氏家族虽然以儒术为业,但并不是“累世通经”的传统东汉经学世家,前期更多是一个军功家族,后期接受了河内郡儒学氛围的浸润,“由武入文”,变为以儒术自恃、注重事功的地方豪族。注重同乡情谊,加强郡内联姻,进一步强化了司马氏在河内的士族领袖地位。通过司马懿的个人奋斗,司马氏家族从河内脱颖而出,权势大肆扩张,成为朝中重臣。政治地位上升后的司马氏家族和泰山羊氏、东海王氏联姻,和颍川陈氏、颍川荀氏交往,提携拔擢优秀人才,司马氏进一步强化了在曹魏政权的政治地位,积蓄了深厚的军事实力,营造了广泛的人际网络,为夺取皇权打下了坚定的政治基础。

《魏晋嬗代史事考辨》一章从高平陵之变开展讨论,讨论晋代魏的诸多史事。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奉魏帝曹芳到高平陵谒陵之机发动政变,从此掌握政权,开启亡魏代晋的历史进程。剖析高平陵之变司马懿获胜的原因,作者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司马懿积累的政治资源,司马氏掌握了部分军队;二是曹爽当政后的政治专权引发魏朝元老不满,功臣集团将司马懿视为安定刘氏的周勃而加以支持;三是在兵变期间,司马懿的精心策划,巧妙用兵和曹爽的应对无方,畏首畏尾,高平陵之变的成功有着一定的偶然成分。司马师接掌权力之后,着力于两点:一是增强司马当国政权的合法性,通过发动对吴战争获取威望,但东关之败迫使司马师通过加强对内控制、高压政治(尊重既得利益,不轻易改革旧制;立政以威,法以绳下,清洗反动势力)的方式来维系自己的权力;二是培养自己的政治力量,加强对旧部故吏的选用和新进才俊的选取,弱曹强马。司马师的经营使司马氏政权得到稳定,对晋室建立大功。正因如此,他的继承人齐王司马攸政治地位如何安置,成为了西晋初年的一大难题,深刻影响了晋武帝时期的政治局面。

另一方面,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司马氏,在内,通过平定淮南三叛,司马氏强化了国内的政治地位;对外,为了获取改朝换代的功绩,司马昭强势推动了伐蜀战争,并最终为代晋获取了政治基础。而平蜀期间,邓艾受冤并长期不得平反的史事,揭示了出身低微的事功型官员和司马氏集团内部功臣子弟之间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上升渠道的阻塞,埋下了西晋初年政治冲突的伏线。

《司马氏集团的形成、特质与矛盾衍生》本章主要内容为章节标题所示。司马氏集团主要继承了曹魏原来的政治结构,其集团成员主要为曹魏政权的功臣及功臣子弟。魏晋嬗代时代的曹魏大臣,既要承担司马氏的政治压力,又要维护家族的社会声望和道义责任,如司马孚和陈泰等就陷入两难境地。原因在于,东汉末年形成的清议风潮,使魏晋时期家族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取舍,不仅在于政治权力(当政者)的青睐,还一定程度取决于以清议为代表的社会评价(此者衍生为中正制)。司马氏政权中,姻亲和世交(功臣子弟)占据了权力核心,以邓艾、王濬等为代表的边缘和寒族势力则始终无法进入,政治基础的狭隘既使司马氏政权从立国之初便暮气深沉,也迫使司马炎大封宗室,引入宗室来抗衡功臣的政治力量,增强统治基础,加强政权的稳定性。此外,本章中对贾充传统“恩悻”和“奸臣”形象的否定,对其政治人物多面性的探讨,别有洞见,令人叹服。

《武帝与西晋政治的转折》本章主要讨论西晋政治崩溃的原因。晋初,武帝司马炎引入宗室力量来平衡功臣,但继承司马师政治遗产的齐王司马攸的存在使宗室成为威胁帝系传承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咸宁二年武帝病重时,朝野上下企图拥立司马攸的努力,更让司马炎产生了危机感。武帝病愈后,一是清洗了朝中亲司马攸的势力;二是分封帝系诸王,巩固太子地位;三是重用外戚杨氏,最终营造出外戚、宗室和功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为确保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进一步压制司马攸,太康三年,晋武帝强制司马攸离朝之国,从而酿成了西晋一朝最激烈的政治抗议风潮,宗室、外戚、普通官员纷纷反对。武帝毫不妥协,将朝臣清理一空,一大批有才能的政治人物退出朝政,而专权的外戚杨氏则失去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支持和信任,武帝初年建立的宗室、功臣和外戚互相制衡的局面完全崩坏。千夫所指,一支独大的杨氏独掌朝政,开启西晋政权走向崩溃的道路。

《结论》一章作者反思:“西晋政权的崩溃固然有武帝选立太子失当的偶然因素作用其中,但是其官僚阶层的凝固化与排他性则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这当然是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但笔者不禁想起王夫之《读通鉴论》的一段:“有诡谲鸷悍之才,在下位而速觊非望者,其灭亡必速。故王莽、董卓、李密、朱泚俱不旋踵而殄。又其下者,则为张角、黄巢、方腊之妄,以自歼而已矣。”西晋得国之不正,世所周知(见注一),武帝即位后,不思检讨,反变本加厉,以一智商低下、“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为万民之天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司马氏如此自私自利,漠视万民,纵使权术万端,阴谋耍遍,西晋照样三代而灭。

天道昭昭,报应不爽,当政者当识此乎?

注一: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同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世说新语·尤悔第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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