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的一些发育成型是在出生之后进行的

ztl
2017-08-19 看过
里德利提到当初的先天后天的历史上的争论,很是有意思。比如当初认为基因才3万而不是估计的10万,所以基因决定小,从而认为后天环境更重要,以及后来发现人类和猿类基因差异很小,认为是这些微小的差异造成了人猿的差别。这些想法显然都是太草率,但也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比如在某一个时代,存在大量二流的研究学问的人。这些人在研究学问方面的能力和才华并不出众,我认为他们是出于机遇,比如出于一个中产家庭或书香门第,有机会获得教育资源,并且有机会进入了这个行业。回头看历史,在各个时代,都有许多这些二流的人物在进行无谓的、肤浅的争论。所以,笛卡尔在他的《谈谈方法》中提及,回望intellectual history,什么样的观点都有人支持。所以他想把一切推翻重来。不过,退一步说,这可能是人类知识文明的发展方式,就如关于大脑的比喻,曾经被当成一个笑话,说人的精神如何操纵肉体呢?就是大脑里面有一个homunculus,这个小人就如笛卡尔所谓的松果体影院,大脑中的白宫,汇聚了所有的信息,然后在这个以homunculus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集中处理。既然作为最高处理,那么势必还有各项具体任务需要处理,于是还有更多而且更笨蛋的homunculus来处理这些分任务,就像一个官僚系统,从最高的大大,到基层的干部,构成一个管理系统。Pinker在How Mind Works中为这个说法正名,说把他们都看做模块就好了。类似的,人类的知识系统,就不是任何一个天才以一己之力,或者有几个天才一起,比如从柏拉图到爱因斯坦,打造出来的,而是由无数的思考者和研究者,无论多么笨蛋,在世界的每一个点上,比如任何一个可能的subject matter,进行探索,多半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会展示出这个点和他自己的错误,然后第二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根据第一个人做出另一种错误或改进,这样,在错误的积累中,人类的认知在不断的自我纠正。天才不过是给这个世界猛力一推,或一脚把问题踢到正道上的那些人。但是也不能过度期待这些天才,Pinker说天才很勤奋,会搞很多东西,因此都会留下大量不怎么天才的作品。他还说也需要运气。没有运气,没有天才。詹姆斯·March在《经验的疆界》中说,人往往高估获得天才式巨大成就的难度,因此就不努力,因此就不会获得天才式的巨大成就。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过于乐观,对于詹姆斯这样国家的中产阶级人士,追求成就可能是适合的,但是对于生活更为艰难的社会中的奋斗人士,不合适。前者有了生活保障,没有了成本,人生寻求成就最大化,尽力一搏,有益无害。后者,就如被引诱创业的大学生,还有那些家庭困难的民间科学家,把生活的保障也赌上,寻求“大成功”,成本高,一旦失败往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样不好。
  关于从猿和人的不同,Pinker说,相比之下,人的大脑重塑过了。也就是说,虽然基因差不多,但是整个结构可以调整,区域功能也能调整,这样差别就大了。里德利也提到,人和黑猩猩的头长得不同,不是因为基因不同,而是因为DNA的promoter打开和关闭基因表达的时间不同,黑猩猩基因给下颚的时间长,给头颅的时间短。因此作者说,进化选择的可能不是基因,而是不同的表达方式。以驯化为例,提到Dmitri Belyaev驯化狐狸的尝试,就是不断选择相对温顺的狐狸,25代之后新狐狸不仅行为趋向于狗,而且外表也趋向于狗。可能跟它们大脑抑制了边缘系统的发育,采用的方式是在边缘系统发育之前停止大脑的发育,因此外表行为都保留了部分幼儿的特征,短小的口鼻、小头骨,爱玩。较小的脑和较小的13号区域同样出现在倭黑猩猩身上(倭黑猩猩以make love not war著称)。中石器时代人类的大脑平均是男1567cc女1468cc,但是到了今天大脑变小了,分别是1248cc和1210cc。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从人类开始聚居的时候,人类开始系统清洗,除去那些攻击性强的人,慢慢剩下的都是驯服的小头人。要是这么说的话,人类的这种自我驯化,现在也同样在发生。人类通过法律不断把罪犯关到监狱中去,就是一种淘汰攻击性和侵害性基因的一种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没用,我们都能清晰地注意到,在人为霸占权力的国家,比如瓷器国,那些失败者才进了监狱,成功者却霸占了社会资源,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而在用条文限制权力的民主国家,刑法对于贫穷者是严格执行的,但是对于有资源的人却是另一回事。
  威廉詹姆斯谈到理性和冲动的关系问题。这个理性,就是我们日常所谓的理智,即一种对应于感情、感受的理性思考,但是并不等同于智慧。有的人的理性思考是如何实现他的冲动。比如一个人按耐不住想发财的愿望,理性设计了一个抢劫计划。之所以人们历来把理性和感情对立起来,是因为理性给人提供了一个对抗本能的一种途径。就如人有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本能,但是通过理性思考,能够战胜这种本能,不生孩子不结婚。此处涉及两个问题:其一,理性战胜本能的例子很苛刻。一个胖子面对甜点,忍住不吃。她是否是理性战胜了本能?很难说,毕竟她想瘦也是一种本能,她的理性不过是帮助一个本能战胜了另一个本能。假如一个人不求发达,只醉心于获得真理,是否是理性战胜本能?很多人热爱艺术、学问,并非是为了名望和利益,貌似就是战胜了本能。可是,假如她的这种行为本来就是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动力,依然是一种本能的表现而已。其二,按照Damasio的说法,情绪弥散在理性推理过程之中。我需要读他的两本书来确定这个说法,但我感觉上是情绪在推理之中的作用是来增进个体收益来趋利避害,但是并不影响纯粹智力过程。他的病例显示也是智商不受影响,但是在做日常决定上出现了问题。这或许也是自闭症中的savant syndrome出现的原因,虽然他们的感受情绪部分缺失,但是他们的知识智商甚至更加出色。
  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通过system 1来navigate。这就意味着,起作用的是直觉、印象、感受和欲望这些,而不是理性推理。就像Sue Carter的prairie voles,oxycontin和vasopressin导致了它们一夫一妻制和婚内忠诚,而较少对应receptors的montane voles则交配过后也如同陌生人。人类身上也出现许多同样的现象,比如oxycontin导致父母亲亲幼儿行为,而多巴胺的浓度对应的是热恋行为,high的程度不亚于吸毒。在这个意义上,人也如同动物一样,类似自动的机器人。也就可以说,生命从低等到高等,不过是结构和智能的复杂程度不同,而没有性质的截然分别。蜜蜂身上出现超级合作行为,松鼠身上出现计划行为,鸟类身上出现阳光导航,蚂蚁身上出现农业饲养行为,raven身上出现真正的计划行为,以及有些动物能够从镜子中认出自己,可见许多高端智能行为并非人类所独有,人类不过是更高级罢了。对于揣测他人心理、操纵他人的行为,同样也出现在黑猩猩群体中,Frans de Waal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对于向其他个体的学习行为,以及知识的传递,在Imo的身上日本人观察到了,在东非和西非不同黑猩猩群体猎取蚂蚁和打开坚果的方法不同,都表示他们有不同的学习能力和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Michael Tomasello的说法貌似就不对了(“只有人能把其他人理解成像他自己一样的有意向的行为者,只有人才能够进行文化学习。”)。
  作者的题目是nature via nurture,意思是先天经过后天的塑造才成型。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环境影响了基因的表达问题。
  人的智商存在先天差异。但首先存在一个智商能够达到先天的程度问题。在匮乏的环境中,人的智商可能会低于基因中先天潜力。所以穷人家的孩子,智商与成长环境相关。而富人家的孩子,智商与遗传相关。就像穷人家的孩子遗传身高170,生活条件差最终可能会长到160,生活条件好可能会长到180。同时,人的智商也可年龄有关,年龄越大,越和成长环境不相关,而和遗传相关。这可能是一些late bloomer大器晚成的原因。
  先天的基因存在一种建设性结构,但是具体建造的结果是受到环境影响的。比如关于小鼠的实验,有妈妈照顾(被舔)的小鼠长大心里比较健康,而没有的小树更容易焦虑、嗑药。这种影响从子宫中就已经开始了,《我即我脑》有很多的详述。人们误以为如果持后天环境影响论,就还有希望——如果自己出现了什么不好的特点,相比先天来说,还可以改变。然而即使是后天,也就是说幼年的发育成型,同样也不容易改变。最典型的可能是同性恋,Ridley说可能是胎儿或刚出生大脑定型时形成的,人们曾经尝试治疗同性恋,但看上去从来没有成功过。类似视觉和语言关键期一过,个体就会失明或丧失语言学习能力。还有其他各种,比如过了25岁会保持年轻时候的口音而难以改变。
  关于乱伦,乱伦防止机制似乎时3岁时形成的,沃尔夫对中国童养媳的调查显示,3岁或更小的童养媳的婚姻失败率是包办婚姻的2.65倍。4岁或更大的童养媳和包办婚姻一样。但是显然乱伦并不坚决被阻止,这是因为存在一种获益博弈,对应的是乱伦并不必然产生坏结果。
  先天为后天提供一种prepared learning,这是Martin Seligman的说法。Susan Mineka的研究发现,猴子能够通过观察学会怕蛇,但是并不会怕花。引发的对蛇的恐惧能够持续很久,对其他事物引发的恐惧持续不久。这都表示,对蛇的恐惧带有先天的准备。但是没有见过蛇,也没观察到其他更有经验的猴子对蛇的恐惧的小猴子,对蛇并没那么恐惧。这些说明,“学习”是被进化考虑在内的。也就是说,学习也是本能。
  Ridely也提到人类跨时空传递信息积累知识造就了人类的文化。几个令人注意的问题是,不同人群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还有发展的快慢问题。文化不同,人性相同;文化发展,人性未变。人性的universals是什么?universal其实对应的是大前提一致,即生存繁殖利益最大化;小前提一致,即不同人群分化的时候,智力结构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不同的环境造成了实际的configuration的不同。比如一个人口少、环境恶劣的群体,就会变成一个原始共产主义。人口少,但是环境好的群体,就会变成松散的聚居。不同的形式,发展出不同的文化软件。人口数量大而密集的社会,就发展出分工或分离出一些人,这些人可以完成一万小时的沉浸,从而能够推动某个profession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大密集人群发展出更高文化的原因。但是,人性的核心并没有变。人,之所以表现出变化,比如一个专制独裁国家的人更自私或愚蠢,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更文明或道德,这一部分归功于,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行为获益不同。也就是说,在大部分人身上,大部分都是算法的结果。
  提到人对坚果破裂的声音存在一个反应神经元,表示不仅看到、砸坚果的时候会反应,听见声音就能自动反应。Robin Dunbar的gossip理论,William Calvin的投掷理论,Terence Deacon的模仿和sympathy的结合理论。Susan Blackmore关于meme的三要素:忠实度、繁殖力和长存性。我觉得Susan的观点其实是混乱的。应该是其一竞争的是个体获得更多智能知识;其二是智能知识用于竞争生态观念位。关于大跃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the Great Leap Forward,Sally McBrearty和Alison Brooks提出化石记录显示貌似30万年前就开始了渐进的革命。我基本上也认同这个说法。人类的革命基本有很长的铺垫,然后才有突然的绽放。就如20年前的网络革命,还有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同样,在语言没有出现之前,照样可以存在群体中复杂的行为,比如合作、背叛、欺骗。那么是否是从手势发展出了语言呢?语言之前是否是手势在做同样的功能呢?人们讲电话也会打手势,语言区和手势区的临近货重叠,似乎都有所暗示。那么“社会学会萎缩为生物学的专业分支吗”?我看有可能,所谓“新的综合”。
  提到一个人成年后的行为,比如犯罪、离婚,是遗传还是环境造成?提到同一个环境,不同的基因基础长出来不一样。比如一个糟糕的环境,有的长出来就坏事,有的就显得不怎么受影响(有的孩子不需要细心培养也能自己成长,有的不行)。Stephen Soumi的研究显示,一个带有焦虑基因的幼猴,在一个性格稳重的养母的抚养下,也变得性格稳重。又提到犯罪家庭出来的孩子,即使在别的环境中国年长大,犯罪率也要更高。面对这个问题其实存在一个难题,即当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率可能性大的时候,应该如何做?一个人知道自己犯罪率可能性大的时候,应该如何做?我认为就是采用有效的情景抑制技巧。一则是genes load the gun, but the environment pulls the trigger。因此避开此类环境或采用一些抑制技巧,就可以了。比如那些自己深感痛苦的娈童癖。这跟同性恋完全不一样。后者可以成人相互恩爱,可以是好事。但是娈童癖就必然是坏的,因为对儿童的性方面的任何行为我认为是有害的,是一种犯罪。
  提到人们不同的兴趣和才能,应该是为了降低直接竞争、发展出不同的能力展示,进入不同的niche导致的。这个说法值得注意。
  一个平等的社会,天生的因素凸显出来;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家庭出身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难以实现绝对的公平。但是,一种公平总该比另一种公平要好一些。所以我赞成平等社会。
  关于种族情结,提出在NBA,白人也会为自己支持的球队中的黑人球员呐喊助威。我认为其实这就是我提出的利益基础上的抱团情结,这种情结本身是一种动态均衡。比如一个北京球迷骂恒大和恒大球迷猴子,一个广州球迷骂国安和国安球迷京巴狗,这两个带有强烈抱团情结的人貌似深仇大恨咬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们的这种本能在面对钓鱼岛时,就会同时攻击日本人。这并不代表什么。二者回到国内,还是会回复本能对攻。在peace camp的实验,孩子们分队造成的抱团现象,都是这一个道理。团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也就改变了。都是本能使然。
  关于自由意志。总有人认为只要不是绝对的自由就不存在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我觉得更像是一堆模块之上的一个决策者的角色,大部分时候都是模块在运行,而自由意志是在模块能力之上,在更复杂的情形中,做出一种更佳决策的角色。既然是做决策,已经被限定为做最佳决策,何来自由自在做决定,想怎样就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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