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不负责任的自我
为什么堂吉诃德的故事如此荒诞,却是17世纪最畅销、盗版最多的作品之一?为什么我们理解红杏出墙的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是被带绿帽的卡列宁?为什么吝啬鬼、伪君子这类角色如此深入人心?并不是读者三观不正,而是其中确有不那么直白的喜剧色彩。
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将其归纳为“‘不负责任’或不可靠的喜剧”。既不是粗浅笑话博得的短暂欢愉,也有别于亚里士多德口中“不足以痛苦到引起同情”的缺陷或丑陋。不负责任的喜剧是基于我们深不见底的内心世界难以理解之物的管理。在《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一书中,伍德围绕二十余位叱咤欧美文坛的大师级作家的作品,品评其中不负责任的喜剧成分。他不仅让我们理解了好的文学或者说好的“不负责任的喜剧”妙在何处,更带我们窥见了心底住着的“不负责任”的自我。
此言绝无贬义。不负责任的自我代表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利、自负、自卑、懒散、欲望、情绪化等真实自我,它们或多或少参与了我们的心理活动,却在社会规范、道德指引、利弊权衡间有了其他表现。这很自然,成年人心照不宣,全然不加掩饰地表现“不负责任的自我”,反而显得奇怪。在小说中则没有这套枷锁,角色不仅可以由着“不负责任的自我”张牙舞爪,甚至可以进一步夸张演绎,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夏洛克要求的一磅肉都是范例。伍德说:“人物是不负责任的;比起生活来,艺术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人物应该真实,作为读者或观众,我们往往鼓掌欢迎任何建构那种真实的努力。”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读者喜欢的角色往往不是一板一眼的道德模范,而是虚构人物流露出的不完美的真实自我。于是坏人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是可爱的,真实的复杂性教人着迷。
在创作“不负责任”的喜剧时,作家们的真实自我也若隐若现。譬如柯勒律治,“靠毒害自我来医治自我”,与他吸食鸦片的行为如出一辙。他的作品总是一面警告切莫犯下罪行,一面身不由己地犯下,体现一种“喜剧的挣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挣扎更为醒目,矛盾和冲突,会像《地下室手记》那样计较狭路相逢时谁先让步,会是《罪与罚》中的摇摆,也会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信仰的里外不是,伍德认为其中的喜剧性来自“高傲和谦卑的古怪混合、彼此威胁”。读过《奈保尔家书》,应当更能理解《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尤其是奈保尔父子关系的倒置。
小说人物跟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认真饰演读者或观众眼里显而易见的夸张讽刺滑稽匪夷,是不会笑场的,这才是幽默的来源。而若非伍德无情地点破,兴许我们会含着模棱两可的笑意散场,藏起心底被撩拨得痒痒的不负责任的自我。
——丁酉年读詹姆斯·伍德《不负责任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