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的使命

萤夏
在二十世纪现代人类学刚刚兴起的时候,人类学家普遍关注的是那些偏远、原始、还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土著文明。他们遥远,神秘,散发着未知的魅力,人类学家期待从这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找到现代社会的出路。在大量类似的研究出现后,新的一批人类学家意识到,相较于研究部落社会从而获得一些宏观的、笼统的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在适当的时候把目光转向自己所处的社会也是人类学家的使命,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使命。讲大道理,用自己的博大的“人文关怀”去笼罩全世界人民是好的;将目光收缩,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实质性的政策建议也是好的。于是,这些都市人类学家们将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到城市社群研究中,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保守忽略、歧视和偏见折磨的人群。本书便是一例。

一、人类学家——毒贩子们的朋友
在阅读本书之前,相信不少人都对那些参与地下经济,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参与毒品经济的人,带有一种偏见,认为他们是缺乏道德观的,是崇尚暴力的,是危险的。然而本书的作者菲利普·布儒瓦教授却独自深入纽约哈莱姆东区贫民窟的毒品贩子内部,进行长达数年的社会调查研究,并与那些“亡命之徒”成为朋友的人类学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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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现代人类学刚刚兴起的时候,人类学家普遍关注的是那些偏远、原始、还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土著文明。他们遥远,神秘,散发着未知的魅力,人类学家期待从这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找到现代社会的出路。在大量类似的研究出现后,新的一批人类学家意识到,相较于研究部落社会从而获得一些宏观的、笼统的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在适当的时候把目光转向自己所处的社会也是人类学家的使命,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使命。讲大道理,用自己的博大的“人文关怀”去笼罩全世界人民是好的;将目光收缩,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实质性的政策建议也是好的。于是,这些都市人类学家们将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到城市社群研究中,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保守忽略、歧视和偏见折磨的人群。本书便是一例。

一、人类学家——毒贩子们的朋友
在阅读本书之前,相信不少人都对那些参与地下经济,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参与毒品经济的人,带有一种偏见,认为他们是缺乏道德观的,是崇尚暴力的,是危险的。然而本书的作者菲利普·布儒瓦教授却独自深入纽约哈莱姆东区贫民窟的毒品贩子内部,进行长达数年的社会调查研究,并与那些“亡命之徒”成为朋友的人类学家。他的这本书,完整而生动的为我们展现了纽约哈莱姆东区的波多黎各人是如何在罪恶的社会机制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一步步走入地下经济,在暴力、毒品、牢狱中挣扎,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获得民族志写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在田野调查中,民族志学者不仅要投入职业技能,还要投入人际交往技巧,且后者往往关系到人类学家能否从当地人那里得到信任从而获得真实可靠的资料。菲利普教授花了至少三年的时间,不但融入了哈莱姆东区的毒品贩子中,并且同他们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从毒贩子的角度看,他们信任菲利普,愿意同他交流,甚至主动对着他的录音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们教会菲利普一些必要的街头智慧,关心他的安危。比如在菲利普得罪了他所住街区的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瑞的时候,他最要好的毒贩朋友普莱姆叫他的一个工作伙伴用心地保护他的安全,一旦看到瑞出现,就提醒菲利普回家避难,这才使他免除了可能到来的杀身之祸。另一方面,从菲利普的角度看,他完全把毒贩朋友当成真正的朋友,而非简单的调查对象。他会花一个月的时间试图帮助他的毒贩朋友找一份合法工作,会把自己一岁大的儿子带到街上,接受那些毒贩邻居们的祝福,甚至在结束调查,搬离哈莱姆东区之后,他还会在每年夏天回去拜访一次普莱姆,并一直关心其他毒贩朋友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的情况。这种抛开了身份和种族偏见的真挚的友情,是令人震撼和感动的。它本身就在向我们昭示,通过我们的努力,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可以被消弭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是毫无道理且应该被打破的。

二、 都市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写作——选择适合的方法
传统的田野调查往往选择一些偏远的、小规模的非工业社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选择在自己的家乡或是现代社会做调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往对部落社会的分析激发了研究者用同样的分析模式去研究自己的社会。菲利普教授正是出于对美国市中心贫民区问题的关心而写作这本书的。都市田野调查虽然有其好处,比如工作环境相对舒适、几乎没有语言上的障碍等,但也有相对困难的地方,比如研究方法的选择。参与观察是很重要的研究方法,然而在都市里人们都被公寓楼的水泥墙壁所隔离的情况之下,“参与”并非那么容易。这就需要更多地用到其他方法,如结构性访谈和抽样统计。

事实上,菲利普教授这两种方法都用到了。他首先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了解了哈莱姆东区的不同人群的经济状况等基本背景,其后则运用了大量与毒贩的访谈录音来说明特定的问题。相比而言,访谈录音比统计数据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对于当地人经济状况的的统计调查会因种种原因(如许多人因害怕失去社会救济金而不愿公开自己的真实收入状况)而失去其准确性,再从这些数据推测出地下经济的大小就更是不准确了。而结构性访谈虽然涉及到的人比较少,不像统计数据那样具有普遍性,但由于菲利普教授与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所以其可靠性比统计数据要高得多。加之这些录音所展示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毒贩之间就某一问题讨论,是一种主位的视角,不带任何作者诱导性的暗示或提问,因此更能真实的表现出被调查群体的生活状况和想法。因此,在调查地下经济这一主题时,访谈比抽样统计更具有说服力。对于田野调查学者来说,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至关重要,菲利普教授用大量的访谈录音向我们真实而生动的展现了哈莱姆东区毒贩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揭开了被隐藏的地下经济的面纱。

三、 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直击地下经济及其参与者的真实状况

3.1走进快克买卖点
在哈莱姆东区卖快克和经营其他有风险的私人零售没什么两样,需要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合法的店面,一个头脑敏捷,管理能力极强的店主,以及其管理下的“店员”,包括时时提防警察搜查的眼线,以及与买主交涉的贩卖者。以菲利普观察的快克买卖点为例,店主瑞是一个在当地以极端暴力出名的三十岁出头的快克贩子,他经营着一家游戏厅,将毒品分装成固定规格的小瓶藏在游戏机里,并雇佣了一些朋友或是店里的常客来做眼线和交易人。据这家店的创始者菲力克斯说:
“有了这个游戏厅我觉得很爽。当时人人都对我好,人人都需要我。我一开车过来,就有人帮我开车门,要给我洗车,连那些不知道毒品是啥玩意儿的孩子们也高看我。”
很明显,这些毒贩子通过贩卖毒品来获得他们通过合法工作得不到的固定收入甚至是高收入,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他们渴求的尊严。

3.2走向合法工作的努力和失败

前面一个问题提到,哈莱姆东区的毒贩们之所以选择贩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给他们带来尊严,然而,他们为什么不通过合法工作来获得尊严呢?
其实,菲利普接触的所有毒贩都有一个普通工人阶级的梦想,就是找到一份合法、稳定、高工资的工作。瑞曾想开一家酒店,然而却没有通过纽约市复杂的身体检查和未偿还的税收罚金这两项考核;普莱姆曾尝试在邮局分发室当职员,但他在办公室的穿着与行为方式上的失范使他经常受到老板的蔑视和侮辱。或者,他们找到的合法工作的收入不足以满足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开支,而白天的合法工作又会占用他们贩卖毒品的工作时间导致收入减少,所以他们最后干脆辞掉白天的工作,专心做快客买卖。尝试合法工作的失败令他们陷入绝望,并开始通过吸食毒品来麻痹自己,然而更致命的是,这些失败的经历让他们丧失了尊严。最后,他们只得转向地下经济。正如普莱姆所说:
“如果我不卖毒品,就得靠救济活着。我不想靠任何人,我想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3.3 童年混乱和悲惨的经历
哈莱姆东区的毒贩的童年经历或许能够解释他们成长为在主流社会看来缺乏教养和崇尚暴力的街头混混的原因,即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促成和强化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化。
首先,从学校教育来看,这些波多黎各的孩子们上学的第一天,就会因其父母的有限的文化技能而遭到老师和同龄人的歧视。这种敌对的、欠友善的管理模式会让小孩讨厌甚至憎恨学校,并通过各种不守纪律的表现进行对抗,从而给老师留下更加糟糕的印象。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和小孩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抗升级为逃学,而逃学造成的正式机制上的真空,将会立刻由街道文化所填补——暴力、犯罪和吸毒。
第二,从家庭教育来看,毒贩们的童年时代几乎都经历过家庭暴力。面对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糟糕的表现和老师的控诉,家长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用暴力解决问题,然而,这几乎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那就是,孩子们从小就对暴力习以为常。同时,家庭暴力也迫使孩子走上街道寻求庇护。
第三,街道文化和同龄人的影响使这些叛逆的未成年人最终走上了犯罪之路。在当地,偷汽车是“从少年成长为大胆的年轻人的一种值得记忆的仪式”,就像那些非工业化社会中的过渡仪式一样。他们将暴力和偷窃视为一种成熟的标志,并竭力为自己塑造一个邪恶的形象,以此获得同龄人的尊重,并将其作为对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反抗。

3.4 顽强而又脆弱的女性们
哈莱姆东区的女性们的经历往往是十分悲惨的,这既使她们频繁地陷入绝望和崩溃,又锻造了她们顽强的意志力。
在她们还是十几岁的小女孩的时候,她们大部分就已经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性侵犯。男生以此作为自己成熟的另一种标志,而女性则成为了这种“过渡仪式”的牺牲品。因为每一个家长都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所以大部分家庭都不愿要女孩儿,这直接导致了街道上的“厌女症”的流行,从而使得女孩更加受到歧视和侵犯。
当这些女孩子有了家庭的时候,她们又不得不忍受丈夫的虐待并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经济上的拮据使得抚养孩子的负担加重,然而很多情况下,出于希望挽救即将破碎的家庭或是获得政府补贴房等原因,母亲们依然希望要更多的孩子。然而最终,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得母亲们陷入绝望和崩溃的边缘,于是她们开始尝试用毒品麻醉自己,并逐渐卷入地下经济中。
然而,女性并非都是如此脆弱,当主流社会都在谴责福利政策促成了穷人的消极和懒惰的时候,菲利普却通过他的观察,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毒贩的母亲、妻子、情人们大部分都在同制度做着顽强的斗争”。她们在买毒品、领福利金和找合法工作之间忙碌,努力保持自己“干净的”社会安全成员资格,保证其福利和医保资格不会受到威胁,并尽力应付来自于美国政府授权的社会服务行业中特别敌对的体制上的困境,以此来支撑她们的家庭。她们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并以极大的爱心和责任感将自己从毒瘾和自我毁灭中解救出来。普莱姆的情人凯蒂在吸了五个月的毒后顽强地将自己从自杀倾向中拯救出来,因为她知道她的孩子们需要她: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我的孩子们从一年级开始都去天主教学校上学,我负担他们的一切。”

四、 透析地下经济背后的深层原因——罪恶的社会机制

4.1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取决于其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力量、历史遗产、文化霸权以及个人行为的共同影响。然而本次研究讨论的重点不在于其形成原因,而在于其对市中心贫困的、边缘化的人群的影响。这种隔离导致哈莱姆东区的毒贩们被排除在合法经济之外,同时加剧了不同种族的人群,尤其是白人警察与波多黎各人或是黑人之间的冲突,成为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的根源。

4.2 美国的经济调整对哈莱姆东区移民的影响
美国人在1898年进军波多黎各,对当地经济进行的军事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当地的需求和文化发展,导致大量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现象。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多数移民至美国的波多黎各人在轻工制造行业工作,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制造业逐渐被服务行业取代,大量传统工人失业,成了经济转型的牺牲品。而这些移民对抗性的街道文化与服务行业的办公大楼里那些为保住工作或升职所必须的恭顺、忠实、屈从的社交模式势不两立。这就使这些人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要工作还是要尊严?选择前者,就意味着要放弃尊严,忍受低工资、低待遇以及老板和白人同事的歧视和侮辱,同时还面临着随时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的威胁;选择后者,则意味着走入地下经济,并以此获得经济上和心理上的自我满足感。显然,大部分走投无路的人都会选择后者。当普莱姆的朋友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当了一辈子的服务员时,普莱姆说:
“老兄,我可不想一辈子只做一样的工作,不想为小费活着。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

4.3 文化资本的障碍
除了对抗性的街道文化外,哈莱姆东区的毒贩们想要获得合法工作的另外一个障碍,在于他们根本不懂得合法社会中错综复杂的规章制度。菲利普借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分析模式,认为这些毒贩们“缺乏成功迈入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世界所必需的文化资本”。当他们想开展一笔合法的生意的时候,他们费尽心机也无法得到迷宫般的官僚机构的许可证;当他们想挤进服务行业的时候,他们又缺乏职场上所必需的人际交往和事务处理能力。而这种缺乏的重要原因,在于上文提到的青少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失败,学龄儿童在学校遭受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使得他们放弃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归根结底,这也是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

五、对罪恶的社会机制的内化——正真的悲剧
对于哈莱姆东区的毒贩们来说,最大的悲剧不在于他们成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而在于,他们无知于社会机制的罪恶,而将怨恨、指责和暴虐的矛头指向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和自己的内心。普莱姆曾对菲利普说:
“伙计,我不怪现在的处境,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
用菲利普的话说,“自毁式的毒瘾只不过是绝望的人们内化自己的挫折、抵抗和无能的方式”。
他们将自己找不到合法工作归结为自己的无能和懒惰,他们解决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控制的方法,一种是将这种制度内化为合法又合情的事,并逐渐学会习惯它;另一种方法,就是让自己卷入地下经济,并将其看做自由意志的实现和抵抗的胜利。他们骄傲地拥抱街道文化,寻求走向社会边缘化的抉择,并以此获得他们所寻求的尊严。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一天天的演变成一种导致自身毁灭和社区磨难的真正力量。


本书的研究和结论向我们展示了:每个人都有得到别人尊重的权利,包括我们曾怀有偏见的那些地下经济参与者们。他们的邪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制度造成的。他们身处纽约繁华世界的褶皱中,不仅在拼命地寻找赖以生存的工作,更需要寻找能证明自我身份的尊严。然而现存的残酷的社会制度却极度吝惜给他们进入主流社会和合法经济的机会,于是,他们只好走入地下经济,沉溺于毒品带来的自我麻醉之中,最终陷入自我毁灭。

菲利普教授在这本书的结论中遗憾的宣告,“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救赎本书主人公们的痛苦和自毁。”然而,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人类学家,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消除种族主义者对于外来移民和有色人种的偏见,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美国社会压迫的根本性过程和发展态势,关注到市中心的贫民区问题,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政治动员。

作为本书的读者,我看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身处的主流社会及其机制,发自内心地为那些深受制度压迫的毒贩朋友们呼喊不平;他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并不了解并因此而对其存有偏见的群体,更引发了我们对美国现存制度的深层次的思考。但愿这些思考能够唤起美国社会工作者和改革家们的关注和行动,但愿哈莱姆东区的那些毒贩们以及所有深受种族隔离制度或其他等级制度压迫的人们,有朝一日能将自己从可悲的自毁中拯救出来,真正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若果真能如此,也不枉这位可敬的人类学家冒着生命危险,耗费三年进行这场艰苦的研究了。

很多人类学家都在做着类似的事,他们或为了揭开社会的真相,或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而声嘶力竭地呐喊,这些呐喊澄清我们头脑中的疑惑,唤醒我们内心的良知,尽力让这世界朝着好的方向走——这就是人类学家的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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