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青年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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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更像是一部会出现在各式苟延残喘的官办文学期刊上的小说,除开它的语言和主题。我是在说,这部小说大体上可以放进巴尔扎克式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框架里分析,分析其中的社会结构、典型人物以及受其左右、带有必然性的故事走向。作者本人显然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何妮妮说,我就见过她照片,我就知道她跟我们不一样。那不是我们这个阶级的。赵林听笑了,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有阶级?她什么阶级?
——第十四话:一夜成名
        
        是的,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基本来自同一阶级:不愁温饱,有相当消费能力,但经济实力又没有强到足以影响社会的市民(布尔乔亚)阶级。然而,小说主人公赵林的话实质上并不是说“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而是“阶级话语已经失效了”、“阶级成员间的凝聚力/共性已经不存在了”。纵观全书,这基本上可以看作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感受。非但如此,朋友、家人这些“普世”的情感链条,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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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更像是一部会出现在各式苟延残喘的官办文学期刊上的小说,除开它的语言和主题。我是在说,这部小说大体上可以放进巴尔扎克式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框架里分析,分析其中的社会结构、典型人物以及受其左右、带有必然性的故事走向。作者本人显然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何妮妮说,我就见过她照片,我就知道她跟我们不一样。那不是我们这个阶级的。赵林听笑了,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有阶级?她什么阶级?
——第十四话:一夜成名
        
        是的,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基本来自同一阶级:不愁温饱,有相当消费能力,但经济实力又没有强到足以影响社会的市民(布尔乔亚)阶级。然而,小说主人公赵林的话实质上并不是说“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而是“阶级话语已经失效了”、“阶级成员间的凝聚力/共性已经不存在了”。纵观全书,这基本上可以看作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感受。非但如此,朋友、家人这些“普世”的情感链条,也失去了对个人价值感的救济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序章所引用的王小波的话:“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实际意思是:所有人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孤独和被原子化,成为社会螺丝钉大军中的一员。面对社会结构对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带来的改变,所有人都无力抗拒。
        如果作者/赵林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这部小说各个主要人物之间,就只有一种一维的个体差异,来决定他们之间若有若无的牵绊:毕可文比赵林更接近陈微微,赵林比毕可文更接近何妮妮,苏静离毕可文、陈微微这样的人很远,但相对离赵林近,凡此等等。我记得,日本游戏公司光荣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模拟人物间的关系,例如在《三国志IV》中,根据史实,为每个三国人物设定了1-150范围内的“相性值”,由数值差异大小来判定人物关系的亲疏远近。在这样的前提下观察,“爱情”之所以在小说中占如此之重的分量,在于它带有一种突破线性人际距离的力量:比如赵林和陈微微的感情。虽然这种感情由于两人间“客观”存在的距离,而不可能长存。这正如在“阶级”话语的叙述中,最富戏剧性和最不可能成功的,往往是保尔和冬妮娅式“突破阶级的爱情”一样。
        然而,如果接受了这个设定,赵林的迷惑就会变成读者的迷惑:
        为什么陈微微对毕可文和赵林的态度,有质的(而不是量的)不同,即使在与后者、而不是前者相爱的前提下?
        赵林得知自己的绝症后,为什么既不面对(像是一个“承担责任”的社会螺丝钉的做法),也不随性而为(像是一个“做螺丝钉而不得”的原子化个人的做法),而是以自我催眠的态度,继续“正常”生活?
        为什么苏静愿意和能够“接住”赵林?
        “同一种人”的界限以什么而定?
        在此,首先请允许我拒绝一切将“人性”和“爱情”神秘化的解释,重述这部小说的框架。

2
        整部小说,是围绕主人公赵林展开的。由于他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围绕着CC和WH这两家广告公司展开。广告/传媒业,是所有主要人物活动的场域,而这个场域本身就有着天然的暧昧:它一端是甲方,作为金主的资本;另一端是充作工匠的内容生产者。在两端之间,涌动着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赵林、陈微微、张梦露都是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可以互相合作这个事实,有时让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这种暧昧带来了什么呢?这个行业了解它所连接的不同阶层,同时也误解这些阶层;它容纳不同的人,同时对每个人都并不关心;和商业的所有方面一样,它是结果导向的,但作为话语制造者,它也会反省,自己到底“说了什么”:以本行业的话语、而不是它惯于模拟的日常话语来重述自己的作为。
赵林在这个行业里奋斗,同时也被这个行业所塑造。他永远不会像毕可文一样失败,只要他继续如此生活;但如果这样,他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说广告业是谎言的行业,至少它惯于粉饰,它隐喻着赵林的生活,将他的“真实”削减得极为贫乏、冷酷,像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一样,在“套”中挣扎,隐隐期待解放的一天:

何妮妮说,你觉得你这心态健康吗?
赵林说,我觉得再健康不过了,我又不跟人添麻烦,我就是不伺候了而已。我不伺候了还不行吗?凭什么啊?我活着就该伺候别人啊?
——第五话:上海滩不相信眼泪

        赵林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尽心尽力,即使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承担这些责任:他完全理解,也完全没有伦理上的认同。这种行为模式,出于他由田园式的原生家庭正大光明地“反叛”为奋斗的个人的那一天:

赵林他妈冷冷地说,我们是管不着你了。
……两位老人聊了一阵,要求去叶家看叶家妈妈,说要上门道歉。赵林吼道,你们疯了吗?赵林父母愣在后座不再说话。赵林过了一会儿说,该还的情我会还的,不用你们管了。
——第十八话:祝福之吻

虽说是个人,但他应对这些责任的方式却是“管理”:他的父母很快就发现,自己不是同“儿子”、而是在同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人、公司中层交谈。这种交流方式无情,但是有效。赵林对这种交流方式满意吗?他只会这一种交流方式,来对抗父母那种来自遥远的人情社会的人际关系。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中,人情社会的人际关系已经导致了一系列恶果:

赵林他妈说,话是这么说,可这全是亲戚朋友啊。现在老板不上班,你爸自己在那里上班,他上一天班,就代表这个企业还在运转,人家储户才有信心。赵林再也忍不住,拍案而起道,你们脑子被枪打了吗?他必须马上从这个企业辞职。这里面的钱,和他有半分钱关系吗?他赚到口袋里了吗?为什么要去背这个压力。
——第十八话:祝福之吻

在这些老辈人看起来“大逆不道”的对话中,赵林一方面要保全自己的生活,与自己都无法笃信的、工具化的现代价值观:至少要保住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被父母辈已无法正常运转的“人情”世界观所绑架;另一方面,也要切实地解决父母的问题,帮助父母保住他们自己:这里面有最后一点旧世界的温情,也有永远无法返回的归宿,永远无法达成的期待。
赵林所做的大部分事,仅仅为了维持现状,因为他并不知道有比现状更适合他的去处。仿佛置身灵薄狱中,死对苟延残喘的“有身份”的他,是灾难,但对于有所追求的“本真”的他,却是带来解脱的审判。

3
        赵林真实的自我,只在与他发生情感纠葛的四位女性身上显现。同时,作为一部大部分时候以赵林为唯一视点的小说,赵林的关注程度,即说明了她们的重要程度。
        从始至终,叶小枚都是个面目模糊的人物。

        我又不图她什么,我当初跟她结婚,不就是因为爱她?可她呢?她爱我吗?对我有情感付出吗?我觉得没有,她最后的难过,也无非是一种失去了用顺手的一件工具的那种难过,或者说是脱离了既有的舒服的生活模式的那种难过。
——第四话:住在常德路的谢朓

        出自赵林的评价,显然是不完全公正的,但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叶小枚并不理解、也没有思考过自己生活的根基,因此她即使“爱”,也是种既不理解他人也不自我理解的懵懂情感。她出场不多,但每次出场,都和另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生活在对“关系”的依附之中:就像从父母的旧世界,被稀里糊涂地抛向了大城市。她其实没有太多要求,同样也没有太多主动性,无论从生存还是思维状况来看,站在赵林的角度,她都是脱离父母世界“失败”的样本。赵林与她离婚、回到上海,除了现实和需求考量,也是彻底抛弃旧日自我的象征。
        而她的同学何妮妮,则是个较为成功的版本。她为应对生活所做的一切,都在赵林的意料之内,而她自己也合格地完成了独立的过程。就像是个较为年轻有憧憬的、女性版的赵林,她与赵林的友谊与性关系,既是顺理成章的,又是毫无建设性的,与她可以无话不谈,但无法推进生活。在赵林那里,与她的关系就是“现状”的一种,仅可以维持以缓解压力。她虽然出现次数很多,但多数时候作为倾听者、“捧哏”,她在日本的生活和工作,对赵林来说过于遥远,或许又过于熟悉了。
        整篇小说的关键在于后两位女性:苏静与陈微微。
        苏静来自泉州,这个籍贯交代绝非无关紧要:像是毕可文来自南京、陈微微是上海本地人一样,城市所具备的地域特征与价值观,具有说明他们生活理念的作用。泉州处在全中国最保守的地域之一——闽南,又是“侨乡”和众多生意人出身之地,她既出身职场,当然能理解赵林在“身份”中的一切苦衷与需求,而地域与性格塑造的“传统女性美德”,又能帮助他代偿性地“回归”到父母的旧世界,在古迹繁盛的“世外桃源”泉州度过生命最后的日子。赵林遇到她,就像瞌睡遇到枕头,偏偏她又有合适的状况与足够的意愿与赵林结婚:这些“巧合”实在过于巧合,让人联想到同样出身福建的基督徒小说家北村,在情节无法推进时,用信仰“机械降神”解决一切。对这部长篇而言,这是个太过可爱、可令作者耽于煽情的“蛇尾”了。

4
        我要把陈微微的问题单独拿出来论述。她实质上是赵林生活唯一的未来:

她有一种赵林无法掌控的强大。赵林钦佩这一点,他慢慢倾向于认为,陈微微是一个优秀的天才,在工作方面,音乐方面,性方面,还可能有很多他不知道的方面,她都能做得很好,而这些现象的本质,都指向一个理由,那就是她蓬勃的、他无法比拟的生命力。
——第八话:敲响黑暗之门

在他面前的陈微微,完美,坚强,乐观,能干,无论工作中,生活中,都非常的游刃有余。没有赵林,她仍旧是完整的。
——第九话:你在另一条船上

而赵林和他的好朋友毕可文,这样解释他思虑中的好感和酸楚:

苏静说,毕可文跟我讲,你是个略微有一点女性崇拜的人。……赵林脸色缓和了一点说,我确实比较喜欢女性这个性别。觉得女性比我们男人要完善。
——第十九话:Das Ewig-Weibliche,Zieht uns hinan.

这种“贾宝玉情结”非常好理解,问题是情结本身的来源。贾宝玉本人会混迹红楼,难道不正因为整个贾府“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么?赵林既厌弃混沌不明的“人情”旧世界,也不满意勾心斗角的职场生活,他的真实意愿,并不想“回归”,也不想“维持”,他希望让永恒的女性,指引他“上升”。讲到这里,女权主义者们就有一万句话要说了,关于性别身份固化的问题。赵林的意愿之虚妄,他自己也很清楚,但陈微微本人却确实有“上升”的能力。这不来自于性别,也不完全来自苏静所推测的家庭教育。
在白领“精英”之外,陈微微过着一种双重生活:

三个年轻小伙子蹲或坐着,在一些乐器中间。看到陈微微来了,一一过来与她击掌。陈微微没有介绍赵林,那几个小伙子自来熟一样地跟他握手。陈微微说,好了,一边儿呆着吧。赵林讪讪地在一边坐下,看他们关了门,拿着电吉他,贝司,键盘,架子鼓,发出震天的轰鸣声。陈微微站在一个电子琴后面,有时跟着音乐唱一两句英文歌词,但音乐声太大了,赵林完全听不出她唱的是什么。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试着同一段旋律,直到满头大汗。这么听了有二十分钟,或者更久,赵林有点憋不住,就起身出来。在走廊上一走,发现,这个地下室的每间房间,几乎都租给了类似的乐队。
——第七话:塑料偶像的尖叫

开门的是个不认识的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他看看赵林,说,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你还是进来吧。赵林一进来,那小伙子立即把门关上,赵林才发现房间里乌烟瘴气有点呛人,且只开了一盏昏暗的落地灯,毕可文坐在墙角的地板上,一副不清醒的表情,正笑嘻嘻地看他,朝他挥手。音乐声是从电脑音箱里传出来的,乐声缓慢而低沉。沙发上,刚开门的男生已经和另一个男生抱在了一起。地板上横七竖八地堆着好几个姑娘,有的坐着,有的互相靠着。他一眼看到其中一个女生一头白发,竟是陈微微。
——第十三话:午夜阳光指南针小姐

何妮妮说,你知道个屁。她那个圈子,药多,毕可文就是认识她才接触这些的。赵林说,他们现在应该就是软性毒品弄一弄,还能回头吧?何妮妮很严肃的说,谁知道!那个女的很强,她有自制力,她能回头的,脸一抹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不像你们这些男人,掉进去就掉进去了。
——第十四话:一夜成名

读到这些而没有想到嬉皮、锐舞、药物文化和流行音乐文化的,就是对当代青年亚文化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了。就其滥觞,看过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影像的人,都会为数十万人规模的大型集会所震撼。在参与者这一点上,青年亚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集体性,放在城市日常活动上,往往结成“圈子”,然而这类“圈子”由于在价值观、理想、体验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比一般的兴趣、利益圈子都要坚固许多倍。同时,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当然也是除药理学家之外,最清楚药物是否具成瘾性的人。由于显著的不了解,何妮妮和赵林在与“圈子”相关的判断上,都有相当程度的失真:和黑社会团伙不同,尽管药物是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但也是自由选择,没有人会把使用药物当作入“圈”原则。相反,青年文化中的一些成员比如著名朋克乐队Fugazi,非但药物、连烟酒都拒之门外。
毕可文或许是接触陈微微之后才开始使用大麻和硬毒品,但从他的职业和价值观判断,接触青年亚文化绝不是从陈微微才开始的。陈微微和毕可文之间,或许有性关系、密友关系,但最关键的,是在亚文化集体中的“同志”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作为两个原子化的个人相遇,在之后也不是作为原子化的个人相处的。陈微微之所以能保持她的“精英”状态,同时不失本真,是因为她良好地平衡了自己的双重生活:她和赵林一样,知道工作状态是“角色扮演”,但和赵林不一样的是,在此之外,她一直保有相对本真、有价值感的公共生活,她与毕可文的关系与友谊,建立在这个语境之中。
以上文为基础考虑,赵林的这些愁肠百结,就反讽地显出十足的“广告公司”味了:

他似是而非地觉得,陈微微和毕可文之间,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那种东西因为涉及过去的时间,涉及无法重来的青春时光,因而有无法取代的地位。
——第九话:你在另一条船上

尽管他也不认为摄影师是什么正经的艺术家,尤其是毕可文,他也不觉得陈微微真的喜欢毕可文。陈微微只是恰巧在少女时期遇到了他。他是个绝佳的玩伴,他也许不能提供深刻的生活体验,但和他在一起,总有有趣而轻松的东西。
——第十四话:一夜成名

而且他们在公司要相处8小时,晚上回去又住在一起,给彼此的空间都太小了。这给他们的关系带来了某种窒息,因为每一次,无论是赵林还是陈微微,只要有了摆脱彼此独自活动的机会,都会从全身所有毛孔散发出一种愉悦。唯一的区别是,陈微微的开心是单纯而热烈的,而赵林的这种愉悦里,掺杂了一丝矛盾的苦涩:他一边觉得放松,一边觉得陈微微真的不爱他。
——第十一话:漫长的套路

值得反省的并不是陈微微自己为何无法向他展示“脆弱”、“真实”的一面,反而是当赵林无法理解在“传统道德”、“社交礼仪”和“男女关系”之外,人和人之间如何相互尊重、自然相处时,逼迫陈微微不得不拿出“社交礼仪”来应对。广告、传媒业擅长赞颂的那种“理想”的恋爱,全方位呈现在生活中时,是极其苍白的。当一对恋人在交流与共同应对外界上,无法发明独一无二的方式,又处在“传统道德”的辖区之外,那么他们除了性,确实也就乏善可陈了。赵林与陈微微恋爱失败的原因,是他始终作茧自缚,将心束缚于自己方寸之间,甚至不敢真正地去了解对方——尽管渴望,但他下意识地自认拯救不了自己,同理也自认不配得到拯救。这不是因为“心态”,而是由于自始至终,他缺乏社会和文化的归属感,通过亲密关系可以缓解,但无法填补。浪漫主义所歌颂的、突破一切障碍的激情之爱,也只发生在浪漫主义能运转的地方,这显然不包括在写字楼的规则里。


5
        然而青年亚文化也不是对青年的拯救,只是一种安慰和有限的保护,因为极其现实的问题:在中国当下的环境,它正是依附于传媒/音乐/娱乐产业而生存。陈微微在广告公司磨练自身;毕可文为广告公司先是做摄影师、随后又被陈微微经千锤百炼的传媒策划/话语救出困境,陈微微撤离后又重新落入低谷。考虑到叶小枚其后与毕可文共事,赵林曾是何妮妮的“老板”,小说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从同一条利益链上获利。以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标准考虑,这部小说在场景与人物心态描写上,有一些相互矛盾、虚浮不实的地方,唯独在公司这个小环境、它所处理的工作和它对于人物的意义上,无可挑剔,给了小说一个坚实的基础。
        但是,除了张梦露这个相当有趣的人物之外,其他人物的命运和公司这部“机器”并没有产生出动态的联系:环境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是如何改变一个群体的?由于赵林的“一动不动”,他周围的人物也趋于静态,即使有如叶小枚、何妮妮式的改变,也像幻灯片一样缺乏过程细节。赵林很真实,但无论作为观察者还是情节推动者,他都没有使小说变得更具活力。还有很多线索可以发展、可以相互碰撞,很多描写不致成为闲笔。然而这些期待,都只能作为对作者下一部小说的期待了。
        总而言之,这部小说是一曲青年的挽歌:但青年还没有死去,至少,在他们死之前有更多挣扎的空间。作者提出了很多问题,也努力去回答了这些问题,最终还是期待着拯救,而不是自救。这与作者的思想资源有关系——这也是几乎所有想要“摹仿”复杂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作家共有的问题,对微观政治的诸多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互动提供的叙事空间缺乏认识和把握。而且,正是在这样一个经典现实主义框架下,现代主义写作方式的呼唤才显得更为急迫:出于实际的,而不是审美或虚荣心的原因。那些新的、年轻的被窒息者,渴望着一个方式去释放他们的力量,这渴望的重要性甚至超越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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