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注 马可·波罗注 评价人数不足

荣新江:《马可·波罗注》影印本序

文在兹
2017-08-12 15:58:11
《马可·波罗注》影印本序

      荣新江

      本书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中出现的专有名词所做的注释和研究,作为伯希和的遗著之一,由其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整理出版,第1—2卷为注释,第3卷为索引,分别在1959、1963、1973年陆续出版。
      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原本是他与英国汉学家慕阿德(A. C. Moule,1873—1957)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的第3卷,这在《寰宇记》第2卷的后面有明确的记录,其中部分稿子在1939—1940年间已经交到伦敦。但伯希和多才多艺,顾及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直到1945年去世为止,也未能完成。但伯希和显然对此做了详细的规划,首先就是把书中所有的专有名词提取出来,通过各种写本、印本的拼法,找出《寰宇记》笔录者鲁斯蒂谦(Rustichello)所使用的正确形式,以便于在他们的校译本中使用统一的正确拼法。然后按照字母顺序,对这些专有名词做详细的解说,包括对这些专名的语源考释,找出专名在各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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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注》影印本序

      荣新江

      本书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中出现的专有名词所做的注释和研究,作为伯希和的遗著之一,由其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整理出版,第1—2卷为注释,第3卷为索引,分别在1959、1963、1973年陆续出版。
      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原本是他与英国汉学家慕阿德(A. C. Moule,1873—1957)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的第3卷,这在《寰宇记》第2卷的后面有明确的记录,其中部分稿子在1939—1940年间已经交到伦敦。但伯希和多才多艺,顾及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直到1945年去世为止,也未能完成。但伯希和显然对此做了详细的规划,首先就是把书中所有的专有名词提取出来,通过各种写本、印本的拼法,找出《寰宇记》笔录者鲁斯蒂谦(Rustichello)所使用的正确形式,以便于在他们的校译本中使用统一的正确拼法。然后按照字母顺序,对这些专有名词做详细的解说,包括对这些专名的语源考释,找出专名在各种语言中的转译以及异写的原因,根据东西方史料对人名、地名、国名、部族名等按年代或专题加以阐述。由于工作量太大,即使有天大本事如伯希和,也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前只写了从A字头的Abacan到C字头的Çulficar,尚未完成C字头的所有条目,其中有些条目也比较简单。伯希和去世后,对蒙古史也有很高造诣的弟子韩百诗将他留下的笔记整理成两卷本《马可·波罗注》,对包括D字头到Z字头的残稿,又编制详细的索引,作为本书第3卷。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第1卷所收的A至C字头专有名词的注释编作1—203号,计1—611页;第2卷所收D至Z字头专名的注释编作204—386号,计613—885页;前者三个字母有六百多页,后者24个字母只有272页,可见是一部没有完成的《马可·波罗注》。作为伯希和与慕阿德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的续编,这部在巴黎出版的著作用宽体大16开的开本、咖啡色的封面,都和前者保持一致。
      在已写就的A至C词头的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伯希和才华横溢的篇章。我们不能用一般的“注释”词义来理解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在那个注释越长越显得有学问的时代,有些条目早已超出一般的注释,而成为一篇系统论述该主题的文章,甚至是一本书!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条目的页数,比如Alains“阿兰”,也就是古代的奄蔡,是16—25页;Caragian“哈剌章”,云南,169—181页;Caraunas“哈剌兀纳思”,183—196页;Cascar“喀什噶尔”,汉唐的疏勒,196—214页;Catai“契丹”,216—229页;Cin“秦”,中国,264—278页;Ciorcia“主儿扯”,即女真,上溯到蠕蠕、柔然,366—390页;Cotan“忽炭”,于阗,408—425页;Cowries“贝币”,531—563页;Cublai“忽必烈”,565—569页;Curmos“忽鲁谟斯”,576—582页;Caiton“刺桐”、泉州,583-597页;都是一篇文章的篇幅。最长的两条,一条是Cinghis“成吉思”,281—383页,越百页;另一条是Cotton“棉花”,425—531页,也超过百页。两者都有若干小标题,如前者讨论了成吉思汗的出生、血统、“铁木真”之名、登基、“成吉思汗”称号、去世时地、陵墓,等等问题;后者讨论的更为广泛,涉及印度、中亚各种棉花的记录,以及如何进入中国的问题,两者都是一本书的规模。这就是伯希和的风格!他生前完稿的正式著作并不多,大多数是论文、札记、书评。马可·波罗的书本来是最能让伯希和展现才华的场域,可惜他铺的摊子过大,有些条目外延过多,最终让这部宏伟的《马可·波罗注》成为一座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
      伯希和1878年5月28日出生在巴黎,毕业于巴黎自由政治和东方语言学院,师从沙畹(E. Chavannes)、考狄(H. Cordier)和列维(S. Lévi),在汉学、佛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1900年,伯希和在北京遇上义和团运动,为保卫法国使馆,曾与拳民和清军浴血奋战。随后几年在西贡的法国远东学院任教,主要研究印度支那。1906—1908年,他率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发掘巴楚、库车古代佛教遗址,并深入敦煌,攫取大量敦煌写本和绢画。敦煌的巨大收获虽然引起争议,但最终让不满33岁的伯希和在1911年登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的席位。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伯希和应征入伍,以武官身份于1912—1919年期间再次来到北京,政务之余,兼做研究。1919年回到巴黎后,伯希和进入学术研究的最佳境界,在《通报》、《亚洲学报》、《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等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论文、书评。1921年,伯希和入选为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1932年,他代表法国教育部,到印度支那巡视法国远东学院工作。然后前往中国和日本访问,均受到热烈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影响了这位学术巨人的正常发挥,而此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马可·波罗注》的撰写。1945年10月26日,刚刚迎来德国投降的法兰西和国际汉学界,却失去了年仅67岁的伯希和教授。
      作为一位欧洲的汉学家或东方学家,伯希和继承其老师考狄的衣钵,很早就关注马可·波罗的《寰宇记》。1904年撰写《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EFEO, 4, 1904)时,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对中国南方的描述。韩百诗回忆说他在1918—1930年和1936—1939年两度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期间,曾多次讲述马可·波罗之书。除了与慕阿德合作出版《马可·波罗寰宇记》外,伯希和生前发表的有关《寰宇记》的专题文章不多,但他几乎对每一种新出的《马可·波罗行记》的整理本或译本,都撰写了书评:1904年发表玉尔(Henry Yule)译注、考狄补注的《马可·波罗之书》(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第三版的书评(BEFEO,4,768—772页);1928年发表沙海昂(A. J. H. Charignon)现代法文译本(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的书评(T’oung Pao,25,156—169页);1932年发表里奇(Aldo Ricci)英译本《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的书评(T’oung Pao,29,233—235页)。因此,伯希和虽然没有发表专题论文,但一直在跟踪马可·波罗书的最新研究成果。伯希和的学术范围和对《马可·波罗寰宇记》的长期关注,使他成为解释这部书中专有名词的最佳人选,但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限的,他没有计算好自己学术生命的时限,最终没有完成他的《马可·波罗注》的大业。他的这部遗著也是在他去世十多年后,在戴密微(P. Demiéville)院士的推动下,经过弟子韩百诗的努力,加上突厥学家哈密屯(J. Hamilton)、藏学家麦克唐纳(A. W. Macdonald)的帮助,才得以出版。至于从学术角度看伯希和对马可·波罗研究的贡献,则可以参考法国当今马可·波罗研究的泰斗菲利普·梅纳尔(Philippe Ménard)的专文(Paul Pelliot et les études sur Marco Polo, Paul Pelliot (1878-1945),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Actes du colloque, Paris,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2013, pp. 493—525)。
      伯希和大概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一位汉学家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敦煌盗宝的故事,还缘于冯承钧先生翻译了他的大量西域南海史地论著,耿昇先生则翻译了他的许多西域敦煌考察探险记录。但他用英文撰写的《马可·波罗注》,一直没有中文译本。之前曾听说龚方震先生曾组织人员翻译,但书稿“文革”中遗失而未能重新再译。在中华书局成立汉学编辑室座谈会上,一位资深专业翻译家说想翻译这部著作,但苦于手边无书。我随后复印一套寄上,迄今未见出版。这部书的原本现在同样已经很难寻觅,中西书局打算将其影印出版,对于学界无疑是个喜讯。我近年来关注马可·波罗及其《寰宇记》的研究,应邀撰序,因略述伯希和研究马可·波罗之原委,以便读者使用其详略不一的注释时参考。
        (2017年4月30日完稿于东京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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