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问题?

kuliang

本书初版可能存在以下疏漏,新版或有所修改:

p.51注释49在尾注处缺失,且注释48的内容疑似对应注释49,注释48应缺失。

p.88、98,“宜己之私”或为一己之私?

p.126,“奢口坛”一般作侈口?

p.144,“董笃父”应为误认,实为董[永]与父。邹氏将元谧石棺上的榜题释读为“孝子董笃父赎身”,其为“孝子董[永]与父独居”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参见徐津:《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孝子石棺床的复原和孝子图像研究》,《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19-140页)。

P.151、169,“以孝致仕”,致仕为辞官之意,根据文意此处指获得官职,意思截然相反,显系误用。在新版中(邹清泉:《行为世范:北魏孝子画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此处已改为“以孝入仕”。

此外,吐槽下封面用“千秋”、“万岁”的线图是什么鬼,和孝子图有半毛钱关系?

北魏洛阳孝子画像石葬具是东园秘器吗?

本书第一篇,将文献中元谧受赐“东园秘器”的记载与洛阳出土的元谧石棺及墓志为切入点,两相对照,推论出元谧出自东园,而且是诏赐的“东园秘器”。由于元谧墓志及石棺是早期盗掘而出,其墓葬形制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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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可能存在以下疏漏,新版或有所修改:

p.51注释49在尾注处缺失,且注释48的内容疑似对应注释49,注释48应缺失。

p.88、98,“宜己之私”或为一己之私?

p.126,“奢口坛”一般作侈口?

p.144,“董笃父”应为误认,实为董[永]与父。邹氏将元谧石棺上的榜题释读为“孝子董笃父赎身”,其为“孝子董[永]与父独居”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参见徐津:《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孝子石棺床的复原和孝子图像研究》,《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19-140页)。

P.151、169,“以孝致仕”,致仕为辞官之意,根据文意此处指获得官职,意思截然相反,显系误用。在新版中(邹清泉:《行为世范:北魏孝子画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此处已改为“以孝入仕”。

此外,吐槽下封面用“千秋”、“万岁”的线图是什么鬼,和孝子图有半毛钱关系?

北魏洛阳孝子画像石葬具是东园秘器吗?

本书第一篇,将文献中元谧受赐“东园秘器”的记载与洛阳出土的元谧石棺及墓志为切入点,两相对照,推论出元谧出自东园,而且是诏赐的“东园秘器”。由于元谧墓志及石棺是早期盗掘而出,其墓葬形制和其他随葬品情况皆不得而知,故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东园秘器”是其他器物的可能性。一般认为,在汉代“东园秘器”指的是一种以红漆为地、彩绘云气禽兽纹的梓木棺。北魏时期,有以“通身隐起金饰棺”来描绘“东园秘器”,按照器物发展演变的趋势看,可能依旧是指装饰特定题材图像与纹饰,并且表面贴有金箔的漆木棺,并且在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中,确实有发现漆木棺的遗痕。此外,在汉代的墓葬材料中,有发现“东园”字样的器物。西安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是一座列侯级别的墓葬,出土的一件陶罐肩部朱书“东园□□”和“内□□斗”字样,说明陶罐和其他共存的随葬品都有可能属于“东园秘器”(此条材料承S君见告,谨致谢忱,参见郑洪春:《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第31-56页)。

孝子图像与“子贵母死”有关吗?

第二篇中,邹氏将“子贵母死”与孝子图像大量刻画联系起来,认为文明以“子贵母死”擅权所最终导致的北魏中晚期孝风的骤盛以及后宫权力斗争对“孝”的需要,是石葬具刻画孝子图像的历史隐因。此说呈现出“在大家公认的、熟知的历史事实之间发现联系”,“这种发现既是对已知历史事实的一种解释,同时,它本身也构成了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这部分历史事实是最宝贵的,因为它本来是‘隐藏’着的,是被研究者‘发现’的”(胡宝国:《历史理解的深度》),颇具“历史的深度”。但是,此说也仅是一种基于推测的历史解释,并没有确凿的论据,仍有许多疑问难以解答。

从现有的孝子图石葬具来看,存在时间延续到东魏,不仅仅局限在北魏平城时期及迁洛以后。河南安阳固岸M57内随葬一座雕刻“郭拒夫妻埋儿”和“丁兰刻木事亲”图像的围屏石榻,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为谢氏冯僧晖, 死于东魏武定六年(54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发掘收获》,《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第19-23页)。这就似乎无法用北魏覆亡后,“子贵母死”随之消失,北魏孝道思想盛极而骤衰,孝子图像突然减少所能解释的。

从埋葬冯太后的方山永固陵的情况来看,也可窥见一些端倪。太和五年(481年),冯太后寿陵开始营建,同时建造永固石室,至太和十三年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根据《水经注》卷一三《漯水》记载,“(永固堂)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趺,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据此可知,文明太后清庙中的孝子图像,依旧延续汉代“家之孝子,国之忠臣”的模式,尚未演变为“孝悌之至,通于神明”之内涵。永固陵现已发掘,其中胡汉因素杂糅的现象正反映了汉化过程中北魏政权的特点,而汉文化因素的大量增加则是与孝文帝改革的进程、力度相对应的(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实际上,“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的孝子图像属于儒家题材,是汉文化的核心思想。方山永固陵是一个明确的政治符号,即对汉化政策矢志不移地推行,迁洛后北魏的陵墓制度呈现出更多的汉文化制度的影响,(同上,第317-318页),石葬具上的孝子图像理应置于丧葬制度中汉化因素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东魏、北齐采取继承北魏的陵墓制度,但却保留其胡俗之核心部分,这与“鲜卑风”的回潮有关(同上,第326页),这或许就是孝子图像在东魏仍有延续但又最终消亡的原因。

“宁懋(想)”石室是由棺床屏石拼凑而成的吗?

番外篇(新版第三章)中,提出宁懋石室后壁石板并非原有组件,而是棺床屏石,而且,石室左右侧壁石板亦有较大可能挪移自石棺床。宁懋石室实际上是由葬具画像石拼凑而成。原因在于后壁内部庖厨图与左右侧壁牛车图与鞍马图在的空间逻辑与图像内涵上的矛盾;外壁武士图与孝子图确立的画像的内在逻辑,也无法与后壁人物画像实现有效链接。

实际上,北魏平城地区的墓葬壁画和漆棺板画中,庖厨图与鞍马牛车图就已共同出现,处于同一个图像体系,即家居生活图之中,如迎宾大道M16、智家堡棺板画墓、沙岭北魏壁画墓M7的漆棺等(参见倪润安:《北魏平城地区墓葬文化来源略论》,《西部考古》第五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91-309页)。郑岩依据一通与佛教相关的丰碑底座上刻画供养人形象的形式,与宁懋石室后壁画像十分相似,提出三组人物表现了出资建立石室的孝子形象的另一种解释,“三组人像刻画在后墙外面,正和两山墙外面的孝子故事相照应,搭配成一套主题”(郑岩:《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郑岩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1-154页)。

此外,邹氏还注意到“从内壁图像下端与础石之间有约20余厘米的空白来看,原应为石榻围屏的一部分”。事实上,恰好相反,下方的20多厘米空白的现象反而证明宁懋石室为石椁(堂)无疑。依然在北魏平城时期,现已出土多座房型石椁(堂),在其内部筑石棺床,高度恰好为30厘米许,如北魏宋绍祖墓和北魏尉迟定州墓皆是如此,下方的空白正是由石棺床的遮挡所导致的。从围屏石榻与房型石椁结构上的差异,也能对宁懋石室的拼凑之说产生疑问。从已知的石榻围屏高度看,一般高度在40-60厘米,最高的天水石马坪围屏才高87厘米。反观宁懋石室高度为1.38米,其他的房型石椁高度也在1.3-1.5米之间,明显高于围屏的高度。

窃以为,探讨孝子图像不宜将其割裂来看,理应还原到孝子列女、忠孝节义等历史故事的图像体系之中,就像孝子与列女图像是并存于司马金龙墓漆屏风的,关于墓葬中列女图像的研究成果对孝子图像相信能提供些许借鉴和启发(列女图像的最新研究,参见陈长虹:《汉魏六朝列女图像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饶有趣味的是,孝子图像在隋唐时期较为少见,但到了宋金时期又兴盛起来,两者之间存在关联的可能性也值得审视(宋金时期的孝子图研究,参见邓菲:《关于宋金墓葬中孝行图的思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4期,第7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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