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 火葬 6.9分

《火葬》是战斗的武器,而非供人欣赏的花朵

林合欢
最近继续看老舍的作品,又看了《小坡的生日》、《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和《火葬》几篇小说。老舍笔下的人物情景是极鲜活生动的,人物性格也塑造得非常真实、立体,然而到《火葬》却为之一变,读完之后心生感慨,因有本文。
《火葬》的序言里,老舍一再声明本作品的失败,但又强调了不得不发的理由:其一是需要稿费维生;其二是抗战之中,创作抗战文艺,是作家的使命与职责。在这种环境的鞭策下,老舍忍受病痛,违背着自己的选题和写作习惯,硬逼出来这样一篇小说。“这不是文艺的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
老舍在序言里并没有说明本作品失败在哪里。而我读完之后,却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老舍先生本篇中风格的转变。老舍之语,既非自谦,但也绝不是通常意义的失败。
本篇的语言,依然鲜活生动,所写一人一景,都使人如同亲见,这是大师功力,轻易丢不掉的;本篇中的人物情景,却完全不同于老舍其它的作品,本篇中的人物,是不饱满的,是符号化的,是被取消了个性的理想化的象征。我方战士坚忍勇敢,能够与人民打成一片,敌人残忍野蛮,处处残害掠夺。失陷的城市死气沉沉,像随处都出着殡,沦陷区的人民倍受欺辱,时刻企盼着我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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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继续看老舍的作品,又看了《小坡的生日》、《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和《火葬》几篇小说。老舍笔下的人物情景是极鲜活生动的,人物性格也塑造得非常真实、立体,然而到《火葬》却为之一变,读完之后心生感慨,因有本文。
《火葬》的序言里,老舍一再声明本作品的失败,但又强调了不得不发的理由:其一是需要稿费维生;其二是抗战之中,创作抗战文艺,是作家的使命与职责。在这种环境的鞭策下,老舍忍受病痛,违背着自己的选题和写作习惯,硬逼出来这样一篇小说。“这不是文艺的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
老舍在序言里并没有说明本作品失败在哪里。而我读完之后,却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老舍先生本篇中风格的转变。老舍之语,既非自谦,但也绝不是通常意义的失败。
本篇的语言,依然鲜活生动,所写一人一景,都使人如同亲见,这是大师功力,轻易丢不掉的;本篇中的人物情景,却完全不同于老舍其它的作品,本篇中的人物,是不饱满的,是符号化的,是被取消了个性的理想化的象征。我方战士坚忍勇敢,能够与人民打成一片,敌人残忍野蛮,处处残害掠夺。失陷的城市死气沉沉,像随处都出着殡,沦陷区的人民倍受欺辱,时刻企盼着我方军队收复失地。人民痛恨与敌人合作的汉奸,而时刻向我方军队提供着情报和各种可能的帮助。爱情、亲情,友情,统统让位于敌我对抗的大是大非。老舍的这部作品,竟然出奇地好总结——所有的人物,几乎下一个形容词作定语也就够了。
我隐约觉得,老舍先生的艺术追求,对人物的塑造,一定是要丰满立体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按着各自的轨迹,活出一个个平凡而复杂的故事。随着人们对个体人的重视,这种创作风尚越来越受到大众的认可。人们越来越不喜欢“伟大、光明、正确”神的形象,而越来越欣赏一些有着缺陷和血肉的人的形象。更进一步地,人们开始转过头来质疑和解构经典的英雄形象。人离英雄时代越远,就越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越想把英雄拉下神坛,而与英雄同时代的人,却总是不遗余力地歌颂。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近乎残酷的误会。
我初中看《亮剑》时,一开场就被作者对日本军官的描写震惊了:“日军山崎大队长像那个年代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个子矮矮的、罗圈腿、身材壮实、脖子和脑袋差不多粗细,猛一看像一颗大号的猎枪子弹。他的脸上带着日本军官惯有的神态:冷酷和坚毅。他是个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武士,从来没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壮实、坚毅,像一颗子弹,随时准备为天皇献身的武士,这简直是我当时见过的最正面的对日本军人的描写,对敌人作出这样的描写,是要置我方于何地呢?幸而后面一句话扭转了这个描写:“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的人,自然就更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所以,这次扫荡,山崎大队没有找到八路军的主力,可漳水、沁河两岸的老百姓可倒了霉,山崎大队一路烧杀,如入无人之境。”敌人终于残酷起来,本书也终于摆正了敌我立场。看完这一段话,我长出一口气。
从“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到“射程即真理”,都暗含着一个逻辑,即正义与正确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后验的。这个逻辑很容易受到直观的反驳——“公道自在人心”。但人心是什么,道德是什么,正确又是什么。它们都要服从于人类的终极目的,生存与繁衍。生存即最大的正确,只有在自然选择中突变出“正确”的性状,才能活着。突变是随机的,没有对错。由环境检验之后才有对错——生者对,亡者错。人类的所有社会形态、意识形态、道德准则、是非观、价值观,无不接受着自然与历史的选择和淘汰,最终依然是——生者对,亡者错,成王败寇。历史永不止步,所有的正确与错误,都可能循环颠覆,空留下一些在惯性中倒立的孑遗。
这种并不牢固的是非观,是很容易被结果翻转的。正面的结果加强正面的观念,负面的结果使人怀疑自己的坚持。真正做到“无需希望便能行动,无需成功便能坚持”何其艰难。失败者总是总结自己哪里做错了,因为失败就是错。反推回来,人类深入骨髓地认为成功与胜利就是正确。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正确与错误是后验的。但作为个体人,是非观却是先验的,是由无数前辈的后验经验凝结而成的。这种是非观,从历史尺度上是短期的、后验的,但对个体人来说却是终生的、先验的。这种本能与直观感受的矛盾,造成了认知混乱,造成了人们徒劳的合理化活动。胜利即正义的本能判断,与自身预设的先验是非观并不必然相符。即最终取得胜利的,并不必然是自己以为的正确的一方。这就产生了认知失调,面对这样的认知失调,人本能要调和矛盾进行合理化。即强行将正确和胜利相匹配,将自身先验的是非观,与事实的胜负相匹配,其结果,是本能地认为胜利即正义,正义即胜利。后者,即为敌我双方舆论战的立足点——谁是正义的,谁就将赢得胜利。
所以在抗战文学里,我方必然是纯粹的正义,拥有全部的美德与优点;而敌方必然是纯粹的邪恶。这种二元对立,是战争的需要。老舍最擅长的人物性格的立体塑造,在这种需求下是不能发挥的。这已不是戴着镣铐跳舞,而是戴着镣铐战斗。没有人在意战斗工具的美丑。武器的美丑,是以杀敌的效率评价的。《火葬》一文,即是一个极美的武器。
时过境迁,现代人对复杂人物的欣赏与推崇,建立在远离斗争的基础上。人与人不再你死我活,武器没有了用武之地,人又忌惮其锋利和易于伤人,于是喜欢在其上加上重重刀鞘和装饰。人的审美是变化的,老舍早已知道这种变化的趋势,而自认本作品是失败的,这是怎样的超脱时代而又投身于时代的清醒认识。
在战争的野火肆虐后的灰烬里,首先萌芽的,是仇恨的种子。仇恨的荒草在人心中生长充塞,使人有反抗的力量和勇气。当荒草枯败成泥,才滋养了挺立的树木与娇柔的花朵。然而野草岂是为美而生?野草所争的,乃是生存与胜利的希望。
201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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