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早知今日事 —读黄裳《笔祸史谈丛》

榆木疙瘩

读史早知今日事

—读黄裳《笔祸史谈丛》

黄裳先生的这本小书《笔祸史谈丛》主要是讲文字狱的。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仕宦没少因诗文惹祸。最早的应该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吧,他在《报孙会宗书》中批驳孙的规劝,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结果引起了汉宣帝的不满,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腰斩了。后来比较著名的笔祸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在《湖州谢上表》中说了几句牢骚话,被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几至于死亡,后经王安石等营救,改谪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苏轼无疑是幸运的,但是清朝的那些文人仕宦就没这么幸运了。“清代的文字狱论其规模之大与持续之久都是空前的。手段之毒辣,诛杀之凶残更是远远超出了前代。”(《后记》)

黄裳在书中提到清代文字狱产生的原因,“以为出于大不敬者少,而大抵以私仇报复者为多。而许多自投罗网这又往往是出于‘隔膜’,即并不真能了解皇帝的心思,过多的相信了表面的好听话,想去提建议、表忠心,撒娇卖好,终于碰在刀口上的。”(《隔膜及其他》)“私仇之外,还应加上一条,就是奴才们为了献功邀赏或保全自己的捏造。”(《“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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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早知今日事

—读黄裳《笔祸史谈丛》

黄裳先生的这本小书《笔祸史谈丛》主要是讲文字狱的。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仕宦没少因诗文惹祸。最早的应该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吧,他在《报孙会宗书》中批驳孙的规劝,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结果引起了汉宣帝的不满,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腰斩了。后来比较著名的笔祸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在《湖州谢上表》中说了几句牢骚话,被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几至于死亡,后经王安石等营救,改谪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苏轼无疑是幸运的,但是清朝的那些文人仕宦就没这么幸运了。“清代的文字狱论其规模之大与持续之久都是空前的。手段之毒辣,诛杀之凶残更是远远超出了前代。”(《后记》)

黄裳在书中提到清代文字狱产生的原因,“以为出于大不敬者少,而大抵以私仇报复者为多。而许多自投罗网这又往往是出于‘隔膜’,即并不真能了解皇帝的心思,过多的相信了表面的好听话,想去提建议、表忠心,撒娇卖好,终于碰在刀口上的。”(《隔膜及其他》)“私仇之外,还应加上一条,就是奴才们为了献功邀赏或保全自己的捏造。”(《“几乎无事的悲剧”》)可见文字狱愈来愈流为斗争的工具了,这和“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揭发他人来保全自己的做法如出一辙,历史竟然能这么惊人的相似。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化自卑心理,对抱持汉族士大夫不信任,对其诗文中所流露出的“故国之思”或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思想心存戒备,对其诗文中一些忌讳的字词进行断章取义的理解,并极力罗织构陷。所以黄裳先生说清代的文字狱中“有些案子论性质都是可以归入《笑林广记》一类的”,是“几乎无事的悲剧”。(《“几乎无事的悲剧”》)

“雍正是清代文字狱事业的奠基者,它提供了整套的纲领、理论和实践范例”(《谈禁书》),而乾隆继承了乃父的这一遗产。雍正认为思想上的叛逆比实际行动的叛逆更加危险,他的这一思想被乾隆接受并贯彻下来,“就成了此后办理文字狱的原则基调,也是通盘政策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治的契机。”(《雍正与吕留良》)

清朝统治者还将文字狱和禁书联系起来,将古书中认为对清统治者不利的违碍种种予以删改、抽换、或者全毁。修《四库全书》就是寓禁书于修书之中,将古书删改的失去了本来的面貌,这也是四库本文献价值不高、颇为学界诟病的原因。曹雪芹多次批阅增删《红楼梦》的原稿就在乾隆朝文字狱大行其道的当口,因此黄裳先生说,“这样看来,使杰作《红楼梦》终于成了断尾巴蜻蜓的只能是当时盛行的文字狱黑潮。”(《避讳的故事》)

文字狱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阶层不放心,使用怀柔和镇压的的两首政策,使得读书人“避席畏闻文字狱,一心只为稻粱谋”,变成了浑浑噩噩的书呆子,怪不得龚自珍要说“国家治定公成日,文士关门养气时”。乾嘉学派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而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算是文字狱恶果的意外之喜了。

黄裳先生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迫害,被扣上“右派”、“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心中积压了数十年的块垒,故而在其写文字狱的文章中时常可窥见其对历史之反思与批判,他是在叙昔时史而说今日事。在这些文章中,他对“文字狱”之言论箝制的肇始与遗祸的分析发人深省,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一文中,他说文字狱“虽然登峰而未造极,后起之秀的业绩往往有青出于蓝之妙。可是推本溯源遵循的还是过去的老谱,只是翻新了花样而已。”他在《后记》中说文革“试拿来和清朝的文字狱比较一下,其离奇和荒谬又那里是雍正和乾隆想象得到的”,又说文革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文字狱,也绝非几卷“文字狱档”所能相提并论。但寻踪觅迹,却都能从往事中发现它的踪迹。”

黄裳一生酷爱读书,后来又成为一流的藏书家。文化大革命中黄裳的两千多册藏书被抄,所以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禁书是有切肤之痛的。他在《清代的禁书》一文中说,“如果乾隆的兴大狱,搜禁书,也算得上一种‘文化大革命’,但比起二百年后那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来,可真是相形见绌,天差地远了。乾隆不敢也不能发动群众,依靠的只是一群奴才,即使是得力的奴才,也到底办不成如此伟大的‘事业’。乾隆也长于抄家,但却不能不局限在被他抓住把柄的对象身上,没有普遍推行的气魄,这都是他的‘局限性’。”他在《谈禁书》谈了自己对禁书的看法,他说:“这使我悟出,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也不论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是终于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在去年香港占中事件中,余英时先生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因此大陆禁止余英时的著作出版销售。这条禁令一出大家争相购买他的著作,反而激起余氏著作在当时的广布流传。正如黄先生所说,“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

黄裳先生这本小书虽是写文字狱的,但其中也讲了了颇多古籍版本目录学的相关内容。比如其在《违碍种种》一文之附记中所摘引的萍乡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一则有关“四库底本”的记述,《禁本小记》中对禁书独特文献意义的论述以及其版本的记录等,以及其他文章中有关用避讳推定古书年代等校勘学方法的论述等。

黄裳先生这本小书对文字狱讲得比较清楚,但书中关于庄氏史狱的资料《私史纪事》的记载出现了抵牾。他在作于1985年11月17日之《查·陆·范》一文中写道:“另外一种则是范骧的儿子范韩所撰的《私史纪事》”,而在写于1979年11月28日之《谈禁书》一文中写道:“作者是范骧,与陆丽京等三人受到“庄史”的牵连”。从《查·陆·范》一文中所引《私史纪事》的内容,可推知此书当为范韩所撰。

黄裳先生是幸运的。文革时被视为“毒草”而从他家里抄走的藏书在文革后终于放还给他,相比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人,他无疑是幸运的。他的这本小书要是放在文字狱如火如荼的当口,恐他怕也会被扣上“妄论史实、语极悖逆、心怀怨望、诽谤本朝”的罪名而被杀头,他真的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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