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经学文献论稿 敦煌经学文献论稿 评价人数不足

读许建平先生《敦煌经学文献论稿》

2个王与4个2

自汉武帝起,官方的推崇和干预使儒家学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儒家典籍也因之而为学者所重,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儒家典籍的解释与研究、将儒家学说加以推阐与运用,向被统称之为“经学”。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清学以经学为中坚”,其实非特清代如此,自汉以后的历朝历代皆以经学为中坚。勾稽文献可知,即使是被皮锡瑞称之为“经学中衰时代”的六朝时期,朝廷和学者对经学的重视程度非常高,由此也可窥知其时经学的繁荣与发达。

经学包括“学”与“术”两个方面。朝廷和部分学者重视经学中“术”的部分,用之以治国经世;而部分学者则重视经学中“学”的部分,他们对经学文献进行解释与研究。由于字体演变、文献载体变化、经师妄改、辗转传抄、误刻等因素,经学文献的文本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影响到解释的有效性和研究的可信性。也正因此,历代学者都十分关注经学文献的文本。比如熹平石经、开成石经等,实际上就是在校定文本。宋儒朱熹对《毛诗》文本进行勘正,是希望可以恢复《诗经》古本的原貌,进而从中探寻圣贤本意。清儒特别重视从小学入手解经,他们对于传世经学文献文本的重视程度远超前代,研究之深、涉及面之广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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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起,官方的推崇和干预使儒家学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儒家典籍也因之而为学者所重,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儒家典籍的解释与研究、将儒家学说加以推阐与运用,向被统称之为“经学”。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清学以经学为中坚”,其实非特清代如此,自汉以后的历朝历代皆以经学为中坚。勾稽文献可知,即使是被皮锡瑞称之为“经学中衰时代”的六朝时期,朝廷和学者对经学的重视程度非常高,由此也可窥知其时经学的繁荣与发达。

经学包括“学”与“术”两个方面。朝廷和部分学者重视经学中“术”的部分,用之以治国经世;而部分学者则重视经学中“学”的部分,他们对经学文献进行解释与研究。由于字体演变、文献载体变化、经师妄改、辗转传抄、误刻等因素,经学文献的文本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影响到解释的有效性和研究的可信性。也正因此,历代学者都十分关注经学文献的文本。比如熹平石经、开成石经等,实际上就是在校定文本。宋儒朱熹对《毛诗》文本进行勘正,是希望可以恢复《诗经》古本的原貌,进而从中探寻圣贤本意。清儒特别重视从小学入手解经,他们对于传世经学文献文本的重视程度远超前代,研究之深、涉及面之广也都远超前代,若今文经学典籍的辑佚与研究、历代石经文本的考察与分析、各类字书用字情况的梳理等等皆是。

在传世经学文献差不多被学者搜罗殆尽的时候,敦煌文献的发现,让经学文献的研究焕发了新的生机。敦煌文献中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九种经籍,皆是六朝至五代时期的写本,是刻本之前的形态,许多文献是前儒未曾寓目的,因此它们对于经籍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敦煌经籍甫一出现,就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王重民以及海外的诸多学者参与研究,撰写了许多重要的专著和专题论文,使得敦煌经籍研究成为敦煌学这门显学中的重要一支。许建平教授浸淫敦煌经籍研究有年,成果丰硕,新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经学文献论稿》(以下简称“《论稿》”)一书,就是他部分论文的结集。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论稿》涉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论语》五部经典。而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论稿》则主要包括对敦煌经籍的校录与研究、对敦煌经籍研究史的回顾与展望、对敦煌经籍学术价值的揭示和其他专题研究四类。

第一类,对敦煌经籍的校录与研究。前文已述,敦煌经籍对于传世经籍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对敦煌经籍本身的校录和对传世经籍的校勘上。敦煌经籍的校录工作非宿儒巨匠不能为,原因在于,这些写卷有的文字漫漶,有的残片需要缀合,再加上许多难以辨认的俗字、不易把握的书写格式与符号、不同书手的不同书写习惯以及抄手文化水平良莠不齐等,给进一步研究造成了障碍。准确地校录这些经籍,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和保障。《论稿》中,《新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经部写本残页录校研究》《唐写本〈周易经典释文〉校议》《日本旧钞岩崎本〈尚书〉写卷校证——兼论与敦煌写本互证的重要性》《日本旧钞九条本〈尚书〉写卷校证》《BD09523〈礼记音义〉残卷跋》《杏雨书屋藏〈论语〉残片三种校录及研究》等篇,就是在准确校录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许教授将敦煌本与传世善本的异文进行穷尽式地比对、分析,并广泛梳理前儒相关观点,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些具体的、微观的研究,有的可正传世本之讹误,有的可息前儒之争讼,有的可以补既有研究之缺失,对于敦煌经籍本身、对于传世文献的校勘与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开展的《十三经注疏》校勘工作,往往囿于工作体例,只是局限于刻本范围内加以校勘,没有对这些研究成果引起重视。

此外,还有《整理敦煌文献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则是从宏观的角度,指出敦煌文献整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俗字去留标准、异文考证的准确性、对清人研究成果重视不够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可以纠正当下校录工作之偏颇,可以开示来学以方向。

第二类,对敦煌经籍研究史的回顾与展望。百年来敦煌经籍研究,由起步到繁荣,研究成果层不出穷。《论稿》中,《敦煌出土〈尚书〉写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敦煌〈诗经〉写卷研究综述》两篇就是分别对百年来敦煌《尚书》和《诗经》写卷研究史的回顾与展望。在这两篇文章中,许教授以类别为经,以时序为纬,对相关研究现状作了深入而细致的综述,梳理了中、日法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辨析,揭示其中的学术价值,指出其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许教授又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比如,关于《尚书》写卷的研究,许教授指出,《尚书》写卷的辑校、古字本与今字本的界定问题、隶古字来源的考察、梅颐所上《隶古定尚书》的原貌四个方面可以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这两篇具有指南作用的综述,充分展示了许教授所见之广博、所识之深刻。

第三类,对敦煌经籍学术价值的揭示。敦煌经籍的学术价值,首要就是其文献价值,包括版本学价值、校勘学价值、辑佚学价值等。敦煌经籍是刻本之前的形态,对于我们了解版本源流、恢复古书“原貌”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敦煌经籍中,还有些传世文献所未见的古书,如P4905+P2535为《春秋穀梁经传解释》残本,P3833为《毛诗音》等,可补历代书目之缺失。其次,敦煌经籍的文字音韵价值。敦煌经籍所使用的书写字形,保存了彼时的文字形态,尤其是大量的俗字与异文。这些字形资料,有的可以填补文字学史中的空白,有的可以验证字书的正误。敦煌经籍中的音义资料,对于六朝音系和西北方音研究来说,则是十分珍贵的。再次,敦煌经籍的经学史价值。六朝时期是经学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经籍多有亡佚,却使得这个时期成为经学史上最为薄弱的一环。敦煌经籍刚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弥补,丰富经学史的研究。《论稿》中,《敦煌经籍写卷的学术价值》一文,结合具体的材料,从总体上讨论了敦煌经籍的学术价值。《敦煌本〈周易〉写卷的学术价值》《关于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周易正义〉写卷》《由敦煌本和岩崎本互校看日本旧钞〈尚书〉写本之价值》《敦煌〈诗经〉写卷与中古经学》《跋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诗经〉写卷》《英俄所藏敦煌写卷〈毛诗音〉的文献价值》《试论法藏敦煌〈毛诗音〉写卷的文献价值》等7篇文章,则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敦煌经籍学术价值。

第四类,其他专题研究。除以上三类之外,《论稿》中,还有一些专题研究,比如前文提及的P3833《毛诗音》写卷,其中存在21条“又音”资料,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一文,洋洋洒洒万余言,对这些“又音”资料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界定它们的性质为“非作者之注音,而是取自别家注音”。其结论精确不移,也纠正了既有研究的不足。S2729《毛诗音》是公元8世纪后期的写卷,其中文字与传世本《毛诗郑笺》颇有不同,《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一文考察了这一现象。唐抄S2053VA《礼记音》所据底本是六朝时期郑玄《礼记注》版本,《从敦煌写本〈礼记音〉残卷看六朝时郑玄〈礼记注〉的版本》一文将该卷与今本《礼记注》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详细考察和分析。此外,《论稿》中,还收了《我与敦煌学研究》一文作为首篇,回顾了作者的治学历程,分享了治学经验;又有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书的书评,分析了该书的优点和不足,于作者,于读者,于研究本身,皆为有益。

近些年,许建平教授在敦煌经籍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撰写了《敦煌经籍叙录》、参与撰写《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等大部头著作,发表了关于敦煌经籍研究的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继2014年结集出版《读卷校经: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二重互证》之后,许教授又于2016年,将22篇敦煌经籍研究论文结集为《论稿》一书出版。《论稿》主要贡献有二:一是对敦煌经籍作出细致、精到而且深入的探究,丰富了敦煌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二是考证精细,逻辑严密,堪称典范,足为榜样,给来学开示了治学门径,指明了治学方向。

原文刊《中華讀書報》2017-08-02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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