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业

大人!

我是小皇帝

我是在一个午后,吃完自制蔬菜沙拉后,翻开这本《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的,我深切地知道,沙拉已经是大城市年轻人的一种阶级象征,我极力想摆脱这种对自我身份概念的建构,以证明自己的独立性,但却没想到阅读这本书让我陷入一个更大的怀疑中。它让我不得不审视我自己的童年和出现在我童年的食物,毕竟,我是在肯德基举办过生日派对的小朋友之一,同样,我曾经也经常享用百事可乐,以及哇哈哈公司开发的儿童饮料。这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场景,却让我的童年完完全全掉到了这本书的理论里头。

肯德基、生日派对、我邀请了别的小朋友、我的父母(在我的要求下)做了这个决定。肯德基的员工们都一律穿着有粉红色衣领的Polo衫和工装裤,他们说话尾音上扬,总在不停地擦桌子、拖地,以保证整个环境的清洁。我们坐在落地窗旁边,身后是肯德基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小型游乐场,窗明几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总忍不住往我们这儿多看一眼,虽然负责买单,但我的父母并不清楚鸡米花和圣代到底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一会儿还会有肯德基的员工来唱生日歌,我一方面觉得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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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皇帝

我是在一个午后,吃完自制蔬菜沙拉后,翻开这本《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的,我深切地知道,沙拉已经是大城市年轻人的一种阶级象征,我极力想摆脱这种对自我身份概念的建构,以证明自己的独立性,但却没想到阅读这本书让我陷入一个更大的怀疑中。它让我不得不审视我自己的童年和出现在我童年的食物,毕竟,我是在肯德基举办过生日派对的小朋友之一,同样,我曾经也经常享用百事可乐,以及哇哈哈公司开发的儿童饮料。这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场景,却让我的童年完完全全掉到了这本书的理论里头。

肯德基、生日派对、我邀请了别的小朋友、我的父母(在我的要求下)做了这个决定。肯德基的员工们都一律穿着有粉红色衣领的Polo衫和工装裤,他们说话尾音上扬,总在不停地擦桌子、拖地,以保证整个环境的清洁。我们坐在落地窗旁边,身后是肯德基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小型游乐场,窗明几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总忍不住往我们这儿多看一眼,虽然负责买单,但我的父母并不清楚鸡米花和圣代到底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一会儿还会有肯德基的员工来唱生日歌,我一方面觉得不好意思,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个big moment。

以上这一些,每一个因素都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和他们的父母在亲历的社会转型,这里面有父母和子女权力关系的转变、有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有独生子女如何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实现自我认知和成长。

这些场景和事物,对于我这样一个出生于市场经济、计划生育时期的中国儿童来说,实在是有一些长远的意义的,譬如从感性上说,它让我觉得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的父母很爱我。但从这本书的审视来看,我和我的父母都不过只是在这个社会变革浪潮中随波逐流罢了,和任何一个家庭一样,我们面临中国的巨大改变,觉得很新鲜,却也觉得很难应付。

这是一本讲1980和1990年代的书,主编景军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他和几位人类学家一起在19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和父母中间做田野调查,全书由9篇论文组成,围绕五个议题展开讨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饮食营养,二是儿童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兴起,三是国家科学育儿话语,四是全球消费文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渗透,五是饮食变迁伴随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变迁。”

他们称自己的调查对象为“小皇帝”,这个称呼意味着中国的这群儿童,无论是在当时家庭中的地位、社会中的权益、消费领域中的作用,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他们调查“小皇帝”在当时吃的食物,在社会人类学里,食品消费总是被作为一个象征系统来分析,这个象征系统通常被认为反映了消费者的经济地位、群体身份、政治权力、宗教信仰、教育成就和审美观念。

在中国,食物也总是被用来传递社会价值观,例如,经历过饥荒的一代人会把节约粮食、不挑食作为一项美德对后代进行教育;一些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食物,比如林昭在监狱里写下对美食的想念,对读者而言,就是对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呼唤;在某些特殊时期,可口可乐——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也变成了自由和现代化的象征。

食物的故事

书里的资料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在当下看来,用景军的话说,仍然是充满了“悖论、矛盾、反差甚至具有讽刺意涵的现象”。那时候人们面临工业化、国家政策、全球消费文化,以及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的快速崛起,在新旧交替之间、在科学与传统之间、在西方与东方之间,人们不过是试图在迷茫中摸索着应对各种问题。

变化要从1976年农业改革说起,这一改革对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从仅有粮食和蔬菜,到终于能在日常生活中吃上食用油、肉、禽和鸡蛋。这一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在后续又进一步被商业化的影响加剧。

商业化影响到不同年龄的群体,其中,儿童又是最坚定的消费者,他们受到父母和祖父母的宠爱,“根据1995年的数据,大部分中国城市夫妻要将他们总收入的40%至50%花在孩子身上,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城市儿童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收到了大约50亿美元的零花钱和压岁钱。这一数字相当于蒙古当你的国内生产总值。”

同样是一项1995年的调查,在针对北京的1496户城市家庭调查之后发现,孩子决定了70%的家庭消费,与此相比,美国的数据是40%,研究者也指出,在食品和饮料消费上,北京儿童对父母的影响是美国儿童的两倍。

糖果、饼干、薯片、冰淇淋、饮料等通通出现,中国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都加入进来,“儿童食品”产业终于在这个时候诞生了。这是一个新名词,1979年的《辞海》里面没有这个词,那时候大家认为儿童在断奶之后的饮食结构和成人没有太大差别,鲁迅对自己童年食品的回顾也大多是蔬菜、水果。

而如今,鲁迅式的这种乡愁对象恐怕要变成汉堡、冰淇淋了。如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所言:“饮食作为一种深嵌的惯习,是如此接近我们记忆的核心、性格的结构和有意识的行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自我主体的一部分。”

“锦衣玉食”

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伯娜丁·徐(Bernadine W.L.Chee)对北京的独生子女进行了调查,她采访了这些孩子,和他们讨论他们对食物的喜恶,和其中的心理。她发现他们虽然“锦衣玉食”,但也“压力饱尝”,他们虽然享受着父母的宠爱,但也承担着父母的控制,同时,他们还面对着来自同辈的压力。

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甚至感同身受的例子。

张月是一位口才很好的女孩,有一次一位同学带来一个新大陆牌的冰淇淋,张月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冰淇淋”,这位同学告诉她,这是市面上最有名的牌子,很早之前就有了。张月疑惑:“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放学之后赶紧就去买了一个,“虽然挺好吃的,但那时是冬天,我牙齿都冻坏了。”

伯娜丁说,很显然,张月是受到同学尖刻评论的影响后才去买的那个冰淇淋,对此,张月告诉她:“我碰到没吃过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立刻买一个。我不得不去尝试新东西,不然和同学聊天时会插不上话。”对于张月来说,购买、消费流行的食物对融入社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同样的例子还有高天俊,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很体谅父母,总是说“有什么,吃什么”,但他仍然无法避免同学带来的压力。有一次,高天俊要求父亲给他买一个和路雪冰淇淋,价格不便宜,对此,他向父亲解释,有一次同学问他有没有吃过和路雪冰淇淋,他告诉同学吃过。同学又问他味道怎么样,他回答说好极了。

高天俊的父亲告诉伯娜丁:“事实上,孩子之前并没吃过。他害怕别的孩子笑话他,讲了违心话。为此,我得买一个让孩子尝尝。”这件事让他很不舒服,讲到这里的时候,伯娜丁注意到高父热泪盈眶。

有农村的同学因为没有能力和大家一起分享食物,而被同学打,高天俊说违心话也是这个道理,他害怕被排挤。

沈笠通过追逐时尚消费和分享零食而被同学接受,虽然她的父亲正在监狱里服刑,但她用一大笔零花钱买零食,经常分给同学吃,她也因此获得了稳定的同学关系,有效地让人忽略了他的家庭背景。

这是一个比我们常说的“攀比”更深刻的问题。这些孩子十个有九个是独生子女,对此,伯娜丁分析: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无法建立广泛的手足关系,除非有亲近的堂兄妹,否则他们只能从同学中选择结交自己的密友、保护者和资源共享者。

心理学家也观察到:同龄人群体能够帮助孩子发展出自我概念——其他同龄人对待一个孩子的方式,以及这个孩子被他人接纳或排斥的状况将会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优缺点。

读到这里,我也才意识到,我要求父母带我去肯德基过生日,并邀请亲近的同学一起,并非是感受父母对我的爱,而是在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那时候我的妹妹还没出生)。

而在这种时候,家长通常是妥协与默许的。

在伯娜丁的研究里,大部分家长都把孩子的口味看成餐桌上的头等大事。高天俊的父母尤其明显,他们改变自己习惯的烹饪方式来为儿子做饭。

沈笠则不管母亲如何央求都不吃蔬菜,张月则是通过在吃饭问题上和父母讨价还价来获得零花钱。“通过从父亲那儿搞到零花钱,张月得以摆脱母亲对她吃方便面的控制”,伯娜丁这样写道。

作为独生子女,中国的儿童具有惊人的权力,他们成为他们的父母实现父母身份的唯一机会,他们的成功与欢乐也就成为父母给予希望和付出努力的唯一标尺。

景军举了个例子,家长陪小孩去吃麦当劳,看着孩子吃,自己不吃,“这就有意思了,体现了儿童的权益。儿童可以说我不吃家里的东西,我不吃跟你一样的东西,我要吃my food,这是一个权利意识,随着‘我要吃我的食品’,‘我要拥有我的空间’的意识就会出现了,现在有了儿童屋,专用卧室,因为if I have my food,就必须有my things,有我的东西就得有my space,有我的空间就得有我的时间,我的隐私,我的自由。”

同时,伯娜丁认为,父母身上还有詹姆士·克尼尔提出的“补偿综合症”——他们总想给孩子提供自己小时候不曾有过的物质财富。而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的数量,市场经济又增加了可以用在孩子身上的资源。

这里面却难以掩饰食物在不同代际件存在的难以调和的差异,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一个笑话是,父亲给女儿窝窝头当早餐,看到女儿轻蔑的眼神,用责备的语气告诉她:“你不要忘了你的阶级出身”,回忆起自己童年要是有窝窝头做早餐那多幸福啊,女儿这时反驳说:“你的阶级出身是窝窝头,我的是巧克力。”

“压力饱尝”

但另一方面,父母们也在靠此也在加强对孩子的控制。伯娜丁也考察了一些会对孩子进行饮食控制的家庭,有的家长会控制小孩吃巧克力和冰淇淋,不给小孩零花钱。伯娜丁问周荣有没有吃过和路雪冰淇淋,周荣说自己从没想过这个事情,父亲对他表示赞赏,说他非常懂事。有意思的是,这些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前途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狂热的关注。他们把饮食问题作为教育问题来看待。

一位13岁的女孩在1995年考上了人大附中,她说:“我去年太累了,真想完全放弃,跑到巴尔干去死”,而她的母亲却狂喜地宣布:“孩子做的非常好。”很多小孩也有一个同感,父母只关注他们在学校的成绩。

吴燕和认为这种强加给独生子女的要求是中国儿童社会化的一种激烈形式——用传统中国的概念来表达即“管”,意在对儿童进行“统治、检测、干预和控制。”

一位曾经在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的妈妈跟女儿说:“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有你现在这样的受教育机会,你觉得我今天会在哪呢?”尽管世界各地有很多父母会说这样的话,但在中国,伯娜丁认为,这句话有特殊的意义——1960-1970年代中国教育体系的混乱造就了这一代迷惘的父母。

对于孩子来说,物质的愉悦总是和社会压力与学业压力联系在一起的。在伯娜丁看来,这就是“快感与压力悖论”。

政府的控制

但另一个充满矛盾的中国现象,则比以上沉重很多,孟加拉国亚洲妇女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乔治娅·古尔丹称之为“丰富的悖论”。矛盾在于,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在身体发展状况上也因此有了一个很显著的差距,最能代表中国3亿儿童和青少年的农村孩子,长得明显比城市儿童慢,“很少有研究将饮食和中国儿童的体质数据联系起来,但这种差异实际上早在断奶期间就开始出现”。

一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和农村2-5岁的儿童成长差距在变大,从1987年到1992年,农村儿童身高的增高幅度只有城市儿童的五分之一,“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增高幅度不一致可能是城乡之间在过去20年的经济改革中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但更触目惊心的现象是,城市的孩子已经开始遇到比肥胖更严重的困扰,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耐量受损,而同一时期,农村孩子的贫穷率和缺铁性贫血的症状也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政府面临着双重负担,如何在使一个群体获益时又不会给另一个群体增加风险,乔治娅写道:“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经常为政治和经济因素所左右,而不是单纯出于健康目的。”

“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语言学标志,‘儿童食品’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同类的名称还包括:儿童营养品、儿童健康食品饮料、儿童药膳等,看起来都是对儿童健康有益的商品。

政府对儿童食品也感兴趣,“干预儿童吃什么是其人口政策的延伸方向之一”,

景军说。在考虑完生育率之后,国家又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概念,这是对国民(同时也是劳动力)身心健康和职业技能、教育成就的多重要求。

如何渗透一些观念到民众中间,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来看世界。在城市里,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推出的爱婴医院就是方式之一。

这是美国史密斯学院人类学与东亚研究副教授高素珊(Suzanne K.Gottschang)的研究。在高素珊的研究里,爱婴医院是政府对八十代年以来母乳喂养率降低的一个政策性回应,在这里,孕妇们被进行教导,医生以老师的身份告诉她母乳喂养的好处,这项政策效果惊人,让北京和上海在八十年代末只有10%的母乳喂养率到1994年攀升至64%。

“这些大众教育的举措显示了通过控制妇女生育率和育儿行为方式来影响女性的为母之道以及孩子童年的一种尝试”。

对此,景军写道:“就这一点而言,官方的行为方式和福柯对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国家权力扩张和医学权力渗透所导致的家庭与儿童成为权力凝视对象的描述非常相似。”

“在中国,透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措施(包括堕胎、输卵管切除手术、佩戴子宫内避孕器),国家权力也延伸到女性的生产。官方也通过积极改善儿童照顾和产妇健康来表现出‘关怀备至的家长’形象,重建形象对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母婴医院,讽刺的是,市场力量也渗透入其中,医院一边在鼓励母乳喂养的科学观时,也允许跨国公司在医院内推销奶粉,医生发给孕妇阅读的母乳喂养科普小册子恰好就是由奶粉公司印刷的。

而关于儿童食物,官方是这样进行干预的,这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极为重要的一步。比如一位老军医在自己的书里写道建议父母喂养孩子粗粮,是以一种客观、科学、同情和非政治的面貌出现的,“官方的儿童生育和育儿话语显而易见地体现了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力和行政功能相比,意识形态机制的教育功能更为显著……由于国家权力运作的微妙和非强制性,大众可能因此没有意识到它已经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核心区域了。”

蔓延的影响

从此蔓延开去,儿童、食物和社会变迁的问题体现在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同影响。在这本书里,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马丽思(Maris Boyd Gillette)告诉我们,在西安,政府也重新定义了“清真”这一宗教标准,突破口就是在儿童食品的消费主义背景之下。回族人爱凤去超市采购食物,为自己买东西时,她总是选择为自己选择清真的食物,而为孙女买东西,她却没这么在意。接受这个差别,对于西安的回族穆斯林来说,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儿童需求更多的儿童食品,相比起汉族人生产的食物,回族人更愿意接受所谓的西式食品,“西式食品”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看起来像外国人吃的就行,即便它是由本地工厂的生产线生产:用密闭容器包装,由不熟悉也看不见的机器生产(说明不是汉人),原料是地方饮食习惯中不太常用的。“西式”是回族人对富裕、先进科技、科学和现代化的想象,“西式”消除了回民和汉民的明确界限,“穆斯林文化中的食品禁忌由于品牌效益和加工方式而被突破了。”

在甘肃农村,景军看到一位正在学习如何养育孩子的母亲可能面临多个文化权威的拉扯 。政府正在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建立文化权威,1997年,大多数农村小孩都已经在医生的教导下吃过钙片,打过疫苗;但农村的宗教权威,或者传统文化权威,也同样影响着父母,例如儿子仍然作为父母养老的唯一希望,中医仍然对小孩的饮食产生影响;但与此同时,一个更汹涌而来的权威则是市场的权威,哇哈哈公司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正是让其成为国产儿童食品大鳄的关键。

同时,香港科技大学博士赵阳也阐述了一下典型的中国现象。娃哈哈本来是以民族企业的旗号开启自己的市场之路的,这是一种可以同时讨好政府和市场的策略,当代艺术家张晓刚说过,民族主义和商业主义可以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在后来,娃哈哈却选择了和外国企业合资,这看起来也是一个矛盾的悖论。

这些事情发生在上一个世纪,而到了这个世纪,小皇帝们都已经长大,有些成为家长,儿童的问题却并没有结束。

一些社会问题在当下显得更为迫切和尖锐,景军说“一旦离开田野调查现场,我们观察到的社会文化图景和我们收集到的第一手材都会很快地融入将当下改写成为过去的历史之河。”

“独生子女的家长这一代人有了强烈的潜意识,国家既然控制着我的生育,限定了我的子女数目,那国家对儿童的义务就更要加强”,对毒奶粉事件的愤怒、对小学教育的愤怒、对幼儿园的愤怒,失独家庭的愤怒,在景军看来都是家长对国家的道德诉求。

在最后一章,哈佛大学人类学荣休教授华琛(James L. Waston)分析了权力在这一代人的家庭中实现了代际间的转移,从前人们只重视长辈的生日,长辈作为家庭的权威有各种仪式来彰显自己的领导地位,现在,大家却愿意不厌其烦地为一个小孩庆祝他每年的生日。

从前,社区里的娱乐项目大多围绕老人,以象棋、麻将等为主,现在却修建了儿童游乐施舍;从前狗是作为看家护院的实用价值,现在却成为了小孩的宠物;从前“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现在小孩却被鼓励要有个性,勇于表达自我。

华琛说:“我们无法知道本书所描写的变迁,比如独生子女亚文化的产生,是否会让中国社会变得连鲁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无法辨认。”

过去的人总对这一代“小皇帝”表示出极度的担忧,认为这是被宠坏的一代,但伯娜丁的研究不也证明,这里面存在着各自需求的互相配合。

这本书提出了诸多疑问:中国的小皇帝真的这么与众不同吗?他们能否以尽忠职守、关心社会的公民面貌示人,能否引领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更加民主的未来?

20年过去了,有的问题仍然无解。不过作为在消费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发现这一代小皇帝确实容易陷入每一个双11和每一个618,不停在消费的陷阱里挣扎。

作为小皇帝之一,我也想再次审视现在的自己和出现在我生活里的食物,二十几岁,为什么我们总要在成堆的小龙虾、川菜、肉串、啤酒间缓解一个又一个无聊又焦虑的日常?

在人口老龄化和老人与子孙互惠关系逐渐瓦解的背景下,华琛写了本书意味深长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如果未来不同代际的消费者权力再次变化,老人们重新获得家庭当中的支配地位,那么三十年后本书的续篇将被命名为《奉养中国的退休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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