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 岛上 7.3分

强势背后的苍白

孙山
“30岁的我再也写不出《岛上》,它带着24岁的我的痕迹:激进、偏执、乃至暴戾。它本身的意义,也许在于原生态,在于对世界的拷问真诚到近乎痴傻”。
“在庞大的野心里,我认为应该有权力与反抗的母题,有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反思,有关于乱相的折射……现在回过头看,它非常完整,讲究布局技巧”。
上面两段文字为任晓雯在不同年龄段对自己处女作《岛上》的评价——从“拷问”到“野心”,说明她逐渐正视写作初期的欲望,而不再用真诚来遮挡。任晓雯的野心在实现对权力机制以及极端状态下人性之恶的展现——小说虚构了一个偏僻、孤零零的荒岛,一群被廉价出售的社会边缘人被囚禁于此,他们只作为岛主“康船长”取乐的工具存在,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
岛上最高统治者“康船长”并没有现身,他居住在岛上一片跟囚犯生活区用电网隔开的树林之中,代理管理囚犯的是“督察”,另外还有从陆地运送食物到岛上的老余头以及一个年轻的打手。岛上布满摄像头,囚犯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内,他们过着艰辛、丧失自尊甚至可以说生不如死的生活。在小说对岛上管理机制和囚犯们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之间内部斗争的描述中,几乎看不到溢出社会学理解之外的“文学自身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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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我再也写不出《岛上》,它带着24岁的我的痕迹:激进、偏执、乃至暴戾。它本身的意义,也许在于原生态,在于对世界的拷问真诚到近乎痴傻”。
“在庞大的野心里,我认为应该有权力与反抗的母题,有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反思,有关于乱相的折射……现在回过头看,它非常完整,讲究布局技巧”。
上面两段文字为任晓雯在不同年龄段对自己处女作《岛上》的评价——从“拷问”到“野心”,说明她逐渐正视写作初期的欲望,而不再用真诚来遮挡。任晓雯的野心在实现对权力机制以及极端状态下人性之恶的展现——小说虚构了一个偏僻、孤零零的荒岛,一群被廉价出售的社会边缘人被囚禁于此,他们只作为岛主“康船长”取乐的工具存在,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
岛上最高统治者“康船长”并没有现身,他居住在岛上一片跟囚犯生活区用电网隔开的树林之中,代理管理囚犯的是“督察”,另外还有从陆地运送食物到岛上的老余头以及一个年轻的打手。岛上布满摄像头,囚犯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内,他们过着艰辛、丧失自尊甚至可以说生不如死的生活。在小说对岛上管理机制和囚犯们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之间内部斗争的描述中,几乎看不到溢出社会学理解之外的“文学自身的经验”——“岛上”不过是权力以及人性罪恶的图解。从“康船长”授意“督察”命令囚犯们相互殴打,再到裸身集体舞蹈表演,这些场景都在冷静的叙述下充当思想的例证。当施虐的狂欢达到高潮时,“督察”命令老金现场与怀孕的渔女发生性关系,所谓的“拷问”已经变成一种没有节制的自虐。相比于前半部分赤裸裸的真实,后半部分的“逃离”更多耽搁于通关游戏般的幻想。最后岛上的人几乎都死于相互残杀,包括“康船长”,当“康船长”的怪物形象出现时,并不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他萎缩于地下卧室,靠监视屏上囚犯们生活中的各种丑态来度过一个个阴冷的夜晚。
小说严格控制在第一人称中叙述——一个从精神病院被运送到岛上的年轻女人。由于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小说中除主人公外的人物形象都略显单薄——政治犯大西北、变性人美佳、底层性工作者渔女、医生、农民阿发夫妇、贪污犯夫妇……虽然没有完全斩断他们过去生活的全部记忆,阿发一直在浇灌盐田希望能种上粮食,大西北依然活在被迫害的妄想中,渔女继续卖弄她的风情,但他们终究只表现出过去身份最显著的特征,而不是作为一个复杂的个体。至于,管理者“督察”几乎就是一个符号,而岛主“康船长”合乎犯罪心理学的推测被呈现为一个没有头骨、脸部扭曲不敢活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怪物。权力的象征表现出残暴、变态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可能的平庸一面。任晓雯说过《岛上》的灵感来自《疯癫与文明》,事实上,在福柯《规训与惩罚》、《生命政治的诞生》等著作中,权力已经从华丽的狂欢过渡到细微、平常的入侵。我无意苛责作者对权力的理解,正是在权力癫狂的操控下,囚犯们做出一系列的原始反应,他们相互欺骗、折磨,丑态百出、罪恶丛生。
当我们在赞赏小说冷静的叙述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作为臆想症患者的叙述者如何具备这样的能力?其实,全书的叙述大部分时间应该是由隐含作者完成。只有当隐含作者选择退出时,主人公过去支离破碎的故事才合乎一个臆想症患者的叙述。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来:一、“我”发育迟缓、性情孤僻,患有精神疾病。从乡下来的外公因为受不了母亲百般羞辱而自杀,目击现场的“我”精神崩溃。在这之后,笼罩在父亲早逝、外公自杀阴影中的“我”与富有、热衷社交的母亲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二、“我”与邻居明先生偷情被其妻子撞见,在争执中明先生误杀妻子之后求“我”顶罪,却不料心脏病发死亡。案发后,虽然警方认定“我”为杀害明先生夫妇的凶手,但因为有医院出示的精神病证明书,所以“我”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剥离出来的故事似曾相识,上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小说涌现出大量这样的书写,苍白、孤僻的小女孩跟丰满、漂亮的单身妈妈一起生活,然后爱上邻居的中年男人。更为相似的是,小说末尾写到“我”跟呆傻却俊美的男人阿乌发生性爱时,就完全沉溺于文本化的美感——“我从未如此爱自己的身体,仿佛落于其中的第一次凝视与触摸,都会在体内发芽,结出欲望来”。近年任晓雯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我的妈妈叫林青霞》也写到第一次性爱——“我仰面摊着,像和陌生人打完羽毛球,有点累,有点无聊,也无所谓以后打不打”。同样也写了母女关系的紧张,但故事的背景不再是深院豪宅,而是上海的弄堂。最后,写到女儿眼中的母亲,“她不再是中年女人,更像一个动作迟钝的小老太。年复一年,岁月往她们身上堆叠脂肪,将她们的皮囊拉松扯皱,让她们的胳肢窝变得臭烘烘。我觉得可笑,笑得流眼泪。热的眼泪,在面颊上迅速变凉”。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现在的任晓雯更能捕捉到一些稍瞬即逝的心理变化,而创作《岛上》时她虽然强势、野心勃勃,但还是不小心陷入了上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共同的书写经验之中。如果说孤岛的生活是权力的寓言,那么整部小说也可以看成一个女孩的成长史。孤岛也许就是一场噩梦,当小说接近结尾处“我”在山洞醒来时,读者可能会猜想接下来出现女主人公躺在医院、妈妈就在身旁的场景。显然,任晓雯并没有意识到小说在整体结构上已经偏离了“权力与反抗”的主题,她安排了一场新的罪恶——一群来到荒岛的建筑工人轮奸了深陷山洞的主人公。
事情远未结束,噩梦还在继续,荒岛也将改造为旅游胜地。每个读者都可能在《岛上》丰富的象征中联想到历史的种种,但我们更愿意限制在文本之中去阅读——悬念丛生在严肃文学写作中本来比较少见,但任晓雯运用起来却毫不费力,比如,明先生到底是死是活,发婆的戒指是谁偷走的,赛太太为什么要偷手枪,岛主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居住在森林之中等都在诱惑读者阅读的欲望。从小说整体叙述来看,“我”也是深陷于谜团之中——“我”是不是精神病患者,他们为什么说“我”杀死明先生。然而,谜团仅仅充当“逃离”的理由,并非一个不断寻找真相的过程,渔女的死亡场景在瞬间让“我”恢复明先生夫妇案发现场的记忆。事实上,任晓雯对这些悬念的掌控,并不像侦探小说那样带领读者穿过幽暗的小径,而仅仅是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者经常会误解自己、只能局部了解客观真相的特点”来实现。不管是在叙述上,还是情节安排上,《岛上》都展现其过强的掌控力。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小说太干净了,它几乎完全服务于作者的需要,也就没有太过细节以及“文学自身的经验”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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