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非解放,知行得真知 ——一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

没文化的韩
梁启超的一生并不算长,但足够精彩丰富。二十年天才,十五年启蒙,十年从政,十年为学。思想历程多次大幅度转折,人生阅历跌宕起伏。思想影响时代之深,影响时间之长,近代罕有匹敌。以此身份在最后为学十年之初,以十余日一气呵成五万言之清代学术史,能为者自当有足够知行。
                                                                       复古非解放
    晚明思想界之灿烂当不归清代,然清代以降学术之底色又非明末三大家莫属。顾炎武之经学、黄宗羲之史学、王夫之之理论乃后世学术有形无形之楷模。此种解放思想,摆脱宋明理学之努力,核心并不在复古,而在疑古、考古与人文精神。清代以降,随着统治者的专制独裁,清儒在客观上已然不能完全继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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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一生并不算长,但足够精彩丰富。二十年天才,十五年启蒙,十年从政,十年为学。思想历程多次大幅度转折,人生阅历跌宕起伏。思想影响时代之深,影响时间之长,近代罕有匹敌。以此身份在最后为学十年之初,以十余日一气呵成五万言之清代学术史,能为者自当有足够知行。
                                                                       复古非解放
    晚明思想界之灿烂当不归清代,然清代以降学术之底色又非明末三大家莫属。顾炎武之经学、黄宗羲之史学、王夫之之理论乃后世学术有形无形之楷模。此种解放思想,摆脱宋明理学之努力,核心并不在复古,而在疑古、考古与人文精神。清代以降,随着统治者的专制独裁,清儒在客观上已然不能完全继承三家之学,学术从而无奈的变化风气,转为考据与疑古之学。晚明之学只能被迫“但开风气难为师”。所谓的“黎明运动”也只有潜入地下,其所倡导之创新、博证、致用,除去博证外,均沦为主流之外的隐线。
    由此,复古成为了清儒一种抒发抱负的对象,考据与严谨的怀疑成了必要的手段。此种被政权强行压迫的变态学术已然失去晚明的风采,仅把钻故纸堆一条勉强的留在台面,以待时机,召唤出遁形的精神。由此最大的遗憾便是有清一代,文学与美术的衰落,因为此种艺术需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充分的人文关怀。而清代恰恰缺乏这种黎明的核心要素。只能是无奈之举。
    因此,清代今文学派与正统派齐行,戴震之疑古、浙东之考据(章学诚)并行不悖,考据以见史实,疑古以求真知。此乃酝酿出考史三书、水经大成及史地之成果。然“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之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梁启超所言切中肯綮。
    时机总要到来,当中西开始融合,中央控制日益薄弱之际,今文学者之成就,廖平、康有为振臂一呼,真乃一大震撼也。由此,《明夷待访录》者重出,《仁学》伴随谭嗣同的鲜血一起播撒于华夏之地,潜伏了两百多年的黎明开始露出微微曙光。与之相随,“冲出罗网”之情化作学术之巨大思潮。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由此矣”
    大力冲破的不只是秦政之法,还有名教礼法之儒学。天地伦理为之震动。出身古文学派之章太炎亦游历日本、欧洲,开启排满反帝之大旗。古今文之争者,在新世纪开端之时,便成明日黄花。
    然而,启蒙之功虽大,不足以完全拯救国家与民众于水火之外。《大同书》随即化为空想之乌托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震撼环宇之后便无下文可行。至此,假托“复古”者已经完成使命,失去了怀疑、求真、力行和人文精神的“复古”,只会走向历史的反面。之后,康梁的分手便成明证。
                                                             知行得真知
    梁启超在君子梦醒之后,依然大梦未醒。清末寄托于慈禧行立宪,民初看好袁世凯行民主,寄希望于段祺瑞行宪法均告失败,参加巴黎和会亦遇挫。其间梁启超也在不断的从政之行中逐渐抛弃了学日、学俄、学西方之念。
    每次的从政失败,梁氏均出国游历,先后赴日、赴美、赴欧的经历,让他对西方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早期启蒙时期从国内报纸上获取西方知识,到晚年为学时,已游历全球西学认识深厚。
    梁氏于新世纪之初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开始之后的为政为学之路,其所得认识也愈来愈深刻。至1915年的为政晚期,梁氏极力避免在中国形成新的思想垄断,对于古今中外的只言片语以附会中国之政治者更是谨慎有加。此时谈及的看法,对于当今中国学术亦有极大裨益。
    一者,认清中西方理论与传统本身。正视彼此存在的问题及优势,摆脱亦步亦趋,东施效颦之不求真意,只论表面的状态。
    二者,不能简单套用西方之理论于中国。“桃李”虽好,非“杉松”所适也。
    此乃梁氏积数十年启蒙、从政、游历之真知灼见,也是晚明以降黎明运动至此的一次思想集结,更是清代学术转轨变形数次之后的宝贵成果与见识。谁知晓学术史,便可明学术之理路,谁书写学术史,便可论先辈之短长。梁氏此书乃梁氏自己的清代学术史,也是他自身的人生经验总结,两者至此完美的合二为一。今人来看,梁氏之清代学术史及梁氏本人均已成史,百年以过,如今我辈当如何准确吸取先辈之结晶,开出致用之创见,乃你我之使命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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