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收入书中的自序

方悄悄超凶!

《与情敌同居》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打开豆瓣搜索隐藏日志,确认第一次将这篇发表出来是在2014年2月25日,那时候叫《与情敌共处一室的必备技能》。

事实上,开始写这篇小说,肯定是在2011年,最晚不超过2012年,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雪漫文化工作。当时,我看了江国香织的《沉落的黄昏》,很喜欢其中的人物关系,一个被未婚夫抛弃的女人,居然跟自己的情敌住在了一起,尤其喜欢那种女性之间超越“情敌”关系的彼此心灵呼应。我对当时的总编老师说,我也要写一个这样的小说,她说,很难,你怎么才能让两个这样关系的女人住在一起呢?有些事日本人可以做,中国人做就很怪,那种看似微小的差异却是骨子里的。

我知道老师说得很对,但我向来固执,觉得自己喜欢,就一定要写一写。要解决老师指出的问题,唯有设置更紧密的人物关系,设置更多现实中的阻力,为他们制造“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写起来我就发现的确很难。我几乎一下就把“情敌”定位成一个有孩子的神秘单身女人,话不多,甚至不怎么美(但后来会发现她十分美)。为什么这么做,除了一些实际的考虑,比方说“我”是小学老师,而“情敌”为了孩子上学有求与我,最主要的原因,可能那时候我对男性还是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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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敌同居》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打开豆瓣搜索隐藏日志,确认第一次将这篇发表出来是在2014年2月25日,那时候叫《与情敌共处一室的必备技能》。

事实上,开始写这篇小说,肯定是在2011年,最晚不超过2012年,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雪漫文化工作。当时,我看了江国香织的《沉落的黄昏》,很喜欢其中的人物关系,一个被未婚夫抛弃的女人,居然跟自己的情敌住在了一起,尤其喜欢那种女性之间超越“情敌”关系的彼此心灵呼应。我对当时的总编老师说,我也要写一个这样的小说,她说,很难,你怎么才能让两个这样关系的女人住在一起呢?有些事日本人可以做,中国人做就很怪,那种看似微小的差异却是骨子里的。

我知道老师说得很对,但我向来固执,觉得自己喜欢,就一定要写一写。要解决老师指出的问题,唯有设置更紧密的人物关系,设置更多现实中的阻力,为他们制造“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写起来我就发现的确很难。我几乎一下就把“情敌”定位成一个有孩子的神秘单身女人,话不多,甚至不怎么美(但后来会发现她十分美)。为什么这么做,除了一些实际的考虑,比方说“我”是小学老师,而“情敌”为了孩子上学有求与我,最主要的原因,可能那时候我对男性还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吧。

我大概为这个小说写了三四个开头的样子,实在都不像话,就把它搁下了。原本有可能就此永远搁下,但有天我看了大学同学东东枪的情感专栏《鸳鸯谱》,有一个女人给他写信,说自己从记事起,就和单身的外婆、妈妈生活在一起,长大后爱上了一个成熟已婚的男人,并且怀孕了。那个男人因为妻子家的势力很大,自己的事业基本都是靠妻子,所以根本不敢离婚,而她也从没有过让他离婚的念头。因为自己从小也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所以不觉得一个人抚养孩子有什么问题。不过,她还是把怀孕的事告诉了他。之后发生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那个男人带着妻子登门拜访,妻子说,让她生下孩子以后验DNA,如果确实是自己丈夫的孩子,就由他们家收养。既然是一起上门的,那么肯定是两人共同的意见。女人备感屈辱,但想到这也许对孩子更好,又或是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还是答应了。只是在给孩子验过DNA,确认的确是那个男人的孩子之后——她一念之下,居然就带着孩子逃跑了。

因为那是一封公布的来信,所以很多人对这女人作出评论。大部分都是说她性格有缺陷,缺少父爱,行为偏激。少部分指责她不自爱,当第三者,毁了自己也毁了孩子的一生。只有很少的人出言安慰。几乎没有人对她努力自立、尽力不受干扰地与儿子生活在一起这件事表示乐观,说白了:没有人认为她这一生还能幸福。

但我想,即便如此她还是有权力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则另说。

当时我似乎是辞了职,也失了恋,刚刚旅行回来。我和东东枪在对外经贸大学附近的一间咖啡馆里匆匆见了一面,我对他说,我要把这个女人写进小说,并给她一个幸福的结局。

话虽如此,这几乎算不上什么承诺。后来的日子里,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写小说,再次动笔,是我上一本书的第一篇,《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百分之百的异性恋》,一开始叫做《初夏的房间》。现在想起来,那的确是一个很怪异的开头,是濒临放弃的边缘时,一次绝望的尝试。那个小说滑向了我意想不到的方向,在那之前我是个青春文学作者,虽然出过两本书但自己都觉得不够理直气壮,想要转型但其他类型的出版之门似乎已经向我关死,而那篇小说带给了我很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磨练了我的一种写作方式,就是不管怎样,写下了开头就一定要尽力写到结尾,开始的故事尽量松散,尽量轻快,可以有一些自己也不明白怎么跳出来的情节,让人物自由出现,自由发展,到结尾再将他们收拢。如此写了几篇以后,我感觉能力有所提升,可以回头写这个与情敌同居的故事,于是就在豆瓣上发出了未完成的日志,当时,我认为很快就能写完。

然而事与愿违:我仍然在写到一半、一万多字的时候感觉无以为继,只好隐藏了日志。之后我写了一些别的小说,签了出书的合约,换了工作,卖房,买房,人生不甚激烈地持续震荡着,整个人似乎被缓缓地翻了一个个儿。这种震荡里,一篇未完成的小说显得不那么重要,如果没有厦门大学吴春明事件的话。

现在应该很少人会记得这两个名字了吧,吴春明,“青春大篷车”。总是如此,没有例外,无论事件发生的当时激起过怎样的轩然大波,总归是迅速地被人遗忘。然而我还记得当时,豆瓣网友“桃花石上书生”的一篇帖子后面就有上千个讨论,即使在相对理性的讨论声中,也总有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别人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为什么偏偏就是你?你自己没有想过利用跟导师的性交易保研吗?你现在揭露他还不是因为没得到好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我想。

我想象着自己如果是当事人,总会看到这样的指责,会作何感想。如何辩驳?这种事情根本是无法辩驳的。黑暗似乎是有实体的东西,比淤泥还要更加粘稠,一旦陷入其中,即使用尽全力拔身出来,也终身无法与其划清界限,灵魂的一角永远是黑暗——我真真切切地感受着。

然而,这样就无法幸福了吗?

一定会走出来,一定会幸福的。我这样想。

女人的心里,有多少高贵和坚韧,就能凭借这种品质获得幸福。

我要写这么一个关于幸福的小说。在我的小说里,要让这个女人获得幸福。

当然,如果有人说这种想法很幼稚,我也无话可说。

总之就是重新动笔了,仍然很不顺利,中间有一次改成日记体,写了十几段又改了回来。这个过程一拉长,整个人又会变得焦虑不安。这东西没什么意思啊!写得不好啊!写它干什么啊?每次打开文档,都要跟这样的心绪斗争。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如果再不完成,可能就真的永远完成不了了,终于横下一条心,以每天一两千字的速度写到了结尾。

写完,正式发布到网上,已经是2016年了。

这是这篇小说的由来——其实这本集子中的每篇小说,几乎都是这样写成的。

要获得幸福啊!这样一种呐喊。再加上那种一定要写到结尾的决心。从最初想写一个故事,到想到其中的人物,再到写出来,总会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想法本身在缓缓地膨胀,吸收进一些生活的碎片,比方说,房屋限购、房价暴涨、电视调解节目、户口、世界杯、赌球、因扎吉退役、比特币、快的打车、创业潮、公众号兴起……所有这些东西,我生活在其中但大多时候无法评论,只是用皮肤一点点吸收,再在小说中释放出来。

每一次都得跟“这东西写了有什么用”的念头打上漫长一架。本雅明说,不要跟人谈论还没完成的作品,因为只有与人谈论它的愿望,才能使你尽快完成它。的确如此。写小说能带来什么?多数时候什么也不能带来。但报偿是,你能与人谈论。多数时候人类还是需要交流的动物,交流能带来快乐,甚至有些时候带来安慰。

好了就这样。

应该说说这本即将出版的书了。这是一本小说集,共收录了5篇小说,其中4篇都比较长。除了同名的《与情敌同居》之外,我觉得写得更好的是《谁人是你一生中最爱》,那也是一个关于幸福的故事,关于“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切,还有没有可能再次幸福”?不过,我最喜欢的一篇、也是其中最长的一篇,是《蓝衬衫的女孩》。

在我上一本书里有一篇《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床垫销售员》,那一篇其实是《蓝衬衫的女孩》的变形。现在这一篇里的阿蓝,才是真正的蓝衬衫女孩。它开头更早,甚至比《与情敌同居》更早一些,因此在中间还能看到“非典”“短信”这样久远的词……但它完成得更晚。中间一度,我以为不可能完成了,于是整个重写,成了销售员那篇。但那篇太实了。阿蓝居然成为了一个真正有职业的人,尤其是,居然成为了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尽管长相类似,但她不是我曾经徒劳地在空气中捕捉的阿蓝。当我写完这本书里的其他重头篇目,我意识到,这些作品中,对于幸福的渴望太过沉重了,而阿蓝是连幸福也不想要,即使在幸福里也不停留。相对应的,我也无需要交代她从哪里来、以何谋生、又消失在哪里。包括对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包括整篇小说都是。当这篇小说写下最后一句,我感到久违的难过,似乎要跟什么人告别,我感到它其中就连我自己也有些费解之处,但同时我又十分肯定,这些费解之处不需要一一去解释清楚——这就是小说。

与其说是我写出来的小说,这更像是阿蓝送给我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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