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70年前,“码农”就是高薪职业了!

不居

今年6月,权威调查机构麦可思学院发布了 《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这份拥有30多万数据样本的调查显示,综合就业率、薪资、就业满意度等各方面因素,2017年本科就业的绿牌专业包括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等。而此前不久,著名的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也在海外发布《新毕业生找工作指南》,列举了年薪最高的几种职业。其中,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赫然在列。

尽管这些搞IT的工程师们,总是因为长时间耕耘在键盘上,加班严重,而自嘲为“码农”。但由于工作环境相对单纯,收入丰厚且花钱的机会少,码农被不少人视为理想的交往对象。以至于在知乎上,还出现了这样的段子:有人问“为什么现在又宅又呆的码农这么受欢迎?”,一个高赞答案是“赚得多花得少加班多死得早……”

不过你可别以为,码农是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才兴盛起来的“造富”职业。其实早在170年前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人家的业绩就已经很辉煌了!只是那时候敲写代码的码农,不叫什么程序员、工程师,而有着另一个名字:电报员。


说起电报,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是那些扣人心弦的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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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权威调查机构麦可思学院发布了 《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这份拥有30多万数据样本的调查显示,综合就业率、薪资、就业满意度等各方面因素,2017年本科就业的绿牌专业包括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等。而此前不久,著名的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也在海外发布《新毕业生找工作指南》,列举了年薪最高的几种职业。其中,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赫然在列。

尽管这些搞IT的工程师们,总是因为长时间耕耘在键盘上,加班严重,而自嘲为“码农”。但由于工作环境相对单纯,收入丰厚且花钱的机会少,码农被不少人视为理想的交往对象。以至于在知乎上,还出现了这样的段子:有人问“为什么现在又宅又呆的码农这么受欢迎?”,一个高赞答案是“赚得多花得少加班多死得早……”

不过你可别以为,码农是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才兴盛起来的“造富”职业。其实早在170年前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人家的业绩就已经很辉煌了!只是那时候敲写代码的码农,不叫什么程序员、工程师,而有着另一个名字:电报员。


说起电报,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是那些扣人心弦的谍战片里,特务破译摩尔斯密码的情节。抑或电影爱好者们,会想起那些老式影片中,男女主角依托电报来鱼传尺素,表达对对方的绵绵情意。总而言之,80、90后的我们对于电报声色影像的想象,已经远远大于对它实际使用情况的接触。

2个月前,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正式宣布停业,被不少人感慨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其实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电报早已沉默地在为后来者让路,沉默地与大众消费者挥别——作为信息传递的老一辈工具,电报在它光彩夺目的后辈电话、广播、互联网面前黯然失色。

但不妨设身处地,想象一下电报曾经的成就:

1844年5月24日,电报的发明者摩尔斯,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最高法院的会议室,向数十里之外的巴尔的摩发送了世界上第一封电报:“上帝啊,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自此之后,信息交流的时空距离,终于在人类史上首次被革命性地拉近。

在此之前的信息传递,倚仗双足、马背或铁轨等实体工具完成——口耳相传、快马加鞭、鸿雁传书等常见的词语都莫过于此。导致的结果,就像木心先生诗歌所吟唱的,“从前车马都很慢”。而电报的出现终结了这种情况。

尽管它也有电报机这样的载体,但运载信息的主角是那看不见摸不着又跑得飞快的电,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电话、手机都不过是电报以后,迭代的电子产品。

这等变革,怪不得连发明者摩尔斯都感慨,电报像是上帝的奇迹。

这么讲你可能还是觉得有些抽象,再从讲述电报史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中,摘抄几个电报刚刚发明时人们的反应的段落:

大量游客认为电报这一发明,是英国这座伟大城市中,最为新奇有趣的事物,前来参观者的名单包括数位欧洲的王室成员,以及几乎整个英格兰的贵族家庭。

尊贵的欧洲王室成员,尚且把它当作一个稀罕的宝贝。更多的平民百姓,则对电报如何使用非常迷惑:

一个男子把电报线当成了走钢丝用的钢索,他守着线路仔细观瞧,生怕错过背着信篮的人从电报线上跑过来。
一位妇女提着整篮酸黄瓜,要把东西寄给她在前线作战的儿子。无论电报员怎么解说,她都坚信电报可以做到这一点。
小女孩问母亲,为什么信息可以通过电流传递而不会被扯破,母亲回答道,因为电报机把信息变成了液体。

完全可见电报在当时是多么颠覆式的发明,以至于人们就像现在的老爷老太不明白互联网上怎么能买东西一样,不明白电报传递信息的机制。


电报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信息传递乃至日常生活的方式:

商人通过电报,可以在一天之内与远方的客户交流数次,而不用再花上2-4周的交通时间实现谈判;渔民通过电报,可以统计各地捕捞量和商议价格——考虑到鱼类保鲜期短暂,电报对于打捞节奏的参考尤为重要;政府通过电报,提高了跨域罪犯的抓捕率;平民通过电报,向在外的亲友传递紧急消息;甚至还有赌徒、证券员利用电报传递的信息差获取丰厚利润。

电报以其巨大的使用价值,成了热钱涌入的朝阳产业。

而掌握了电报机发送规则的电报员,也就自然成了时代的精英翘楚。

《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这样描述170年前电报员的风头:

电报员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职业,因为带来了快速提升社会地位的希望,而且加速了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教给新人摩尔斯电码的课程、书籍、学习手册到处都是。对于有雄心壮志的人,这一职业提供了从小村镇移民大城市的机会;对于喜欢四处周游的人,这种技能则能保证他们走到哪儿都能找到一份工作。

对于普通人来说,电报机的操作实在太过复杂——它们要么格格作响,在纸带上留下毫无意义的点或折线,要么就是抽筋似的来回摆动指针。这到底能有什么用呢?只有深蕴摩尔斯电码这种信号代码的电报员能搞懂。

高门槛、高薪水,成了当时人们对电报员的普遍印象。连著名发明家爱迪生,都曾追趋逐耆地从传信童光荣晋级为电报员,其热忱程度完全不亚于现在争先恐后地去报班学编程的青年人。


尽管薪水丰厚,社会地位优越,当时的电报员跟现在的程序员一样,也是压力山大的加班狗。大部分电报员,包括女电报员,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这在那个“从前火车还很慢”的时代,劳动强度简直堪比现在的“996”模式。也由于不得不忍受过长时间的工作、无人问津的寂寞时光,以及高压而不快的工作环境,大型电报站里的人员变动十分频繁。

不过成为电报员,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一个庞大的在线社区——在遍布全球的电报网络中找到一席之地。所以不少维多利亚时代的“码农”们,学会了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工具苦中作乐。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墨西哥边境的电报员斯坦斯伯里结识了一位新朋友: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电报员,网名叫“马特”。他认为马特是个快活、有趣的家伙,于是很快就与对方成为了知交挚友,并约定假期带上胶皮靴子,去山里打猎钓鱼。
当假期来临,斯坦斯伯里在前往目的地的火车上病倒了,偶遇一位悉心照料他的秀美女子,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当斯坦斯伯里开口向女子求婚时,女子回应,“亲爱的,你确定要娶一个穿胶皮靴子的女孩吗?”

这场100多年前的“网恋”,最终造就一段甜蜜婚姻,并被《西部电学》发表在1891年的文章里。也有很多电报员,想办法在电报上留下了个人签名,创造了不少圈内人才听得懂的行话和流行语。甚至还有电报员通过编号确定棋盘位的方法隔空下棋,可以说也是很Geek了。


因为掌握了一门尖端的技术,电报员跻身成为了精英群体的一员,可惜他们的停留,因为19世纪风起云涌的技术革命而变得短暂。

在电报机问世30多年后的一天,发明家贝尔兴奋地申请了电话机的专利。在贝尔向投资人介绍这项发明时,只是称其为“改进的电报”。另一位同步发明了电话机的格雷,也因受到其律师的看法"电话机是个无关紧要的产品"影响,而放弃了跟贝尔争夺电话机的专利权。

令电话之父们意想不到的是,这项无须专业的操作人员、交流更加快捷的技术,终究以其无与伦比的经济性和简便性,让电报机的优越感在其面前土崩瓦解。也随着电报机本身技术的改良,拍电报也从需要精心学习的技艺,转变为人人都能干的活计。

在此之后,电报员薪水不断减为原来的1/3、1/4,乃至大量下岗。要是他们听到马云4月份演讲时发出的那句惊人之语,“未来30年,绝大部分人都会失业”,或许还会追悔莫及——当时的自己,怎么就没能好好地未雨绸缪一下呢?

无论如何,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种种电子工具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时代的光环终于落到了现在的程序员“码农”身上。当然,身为时代宠儿的他们,可能也在思考马云的那句话,焦虑着自己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上述情节,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这本书的故事。不过书里面,不仅仅讲了电报员们的酸甜苦辣,更是展现了整个电报业的兴起和衰落,以及随之牵连的时代的动荡变革。

在书中,你能看到电报先驱诺莱,是如何请求200名修士拉着导线排成长队,猝不及防地用电击打,根据惊叫声来测试电流的传导速度;你能看到英国政府起初是如何忽视电报的作用,依照惯例公布发兵日期,差点被敌方勘破军情;你还能看到那些不被父母祝福的年轻人,是如何通过电报传情,乃至举办线上婚礼,收到各地电报员发来的贺信……

刚知道《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这本书时,我原本以为它读起来会有些枯燥。毕竟讲的是一段科技发展史,而且主角还是我们非常陌生的电报。但读完以后,其实觉得十分亲切可感。因为通过电报串联起来的,到底还是一个个关于人的故事,一个个关于无知与困惑、探索与勇气、狡猾与贪婪、爱恋与希望的人性的故事。

太阳底下无新事。在互联网火热发展的当下,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互联网+将如何深刻改善我们的生活。这种相当乐观的预测,就像170年前的人们,充满希望地相信电报会消除不同民族之间的误解,引领世界和平一样。

身处2017年,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电话、传真、互联网等种种新科技的我们,显然知道维多利亚时代的先辈对电报的期待,是一种科技乌托邦主义。可是目前互联网相关的极度乐观、怀疑主义以及迷茫困惑——对于新型犯罪的担忧、社会道德标准的调整,还有商业模式的变化,又如何不与当年电报引起的希望、忧虑和误解如出一辙呢?这样回望百余年前的电报时代,真是不得不发出一声“今夕何夕”之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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