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 左传 8.6分

顾栋高读左传的方法

孙正达
随意翻开《春秋》,初看上去都是些断烂的句子,譬如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这年夏仅记两事,其中之一涉及战事,仅四个字:“晋侯伐郑”。这四字放在春秋之中,单独拎出来绝不像“吾道一以贯之”、“允执厥中”这样可演绎一番,而是平淡无奇,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参看前后文,前面是“曹伯寿卒”,后面是“秋九月,楚子围宋”。What a fuck,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相信任何一个初次接触的人如果想我一样随意翻到这一页看到这几条后任何兴致都没有了。脑子里只能机械的反应到中学时的两句话,对,这是奴隶主的争夺战,楚子的“子”是孔子的微言大义,是在贬楚国。至于曹伯,谁啊?宋国大概在河南吧。OK,结束。

 

没错,由此可见,春秋是十三经里比较难度的一本书,难度之处在于两点:一是琐碎,二是连贯。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琐碎之说王安石已提出,所谓“断烂朝报”,这自然是相对礼记、论语来说的,四书之中一篇有一篇的意思,而春秋则不然,随意翻看一年,则零散记些盟战灾异,毫无义理可供吟诵,所以说难看。其次,则在连贯,正因其琐碎,且春秋非国别体,更非纪事本末体,因此需搜括前后数年数国相关文字方能拼成一案,这自然更是难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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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翻开《春秋》,初看上去都是些断烂的句子,譬如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这年夏仅记两事,其中之一涉及战事,仅四个字:“晋侯伐郑”。这四字放在春秋之中,单独拎出来绝不像“吾道一以贯之”、“允执厥中”这样可演绎一番,而是平淡无奇,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参看前后文,前面是“曹伯寿卒”,后面是“秋九月,楚子围宋”。What a fuck,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相信任何一个初次接触的人如果想我一样随意翻到这一页看到这几条后任何兴致都没有了。脑子里只能机械的反应到中学时的两句话,对,这是奴隶主的争夺战,楚子的“子”是孔子的微言大义,是在贬楚国。至于曹伯,谁啊?宋国大概在河南吧。OK,结束。

 

没错,由此可见,春秋是十三经里比较难度的一本书,难度之处在于两点:一是琐碎,二是连贯。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琐碎之说王安石已提出,所谓“断烂朝报”,这自然是相对礼记、论语来说的,四书之中一篇有一篇的意思,而春秋则不然,随意翻看一年,则零散记些盟战灾异,毫无义理可供吟诵,所以说难看。其次,则在连贯,正因其琐碎,且春秋非国别体,更非纪事本末体,因此需搜括前后数年数国相关文字方能拼成一案,这自然更是难看。因此,有人便在一字之上寻个微言大义讲开来,或是拎出几个人物当成《甄嬛传》来看,尽是后宫、女德、勾心斗角、微言大义。而实际上,在顾栋高看来,“大凡不论实事,而但求好题目,说得好听者,皆宋儒之讲经也。”顾氏认为“圣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尝无褒贬,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贬耳。”那么,正确的读法是什么呢?顾氏的思想总结出来有两点:

 

其一:“合数十年而通观其积渐之时势,真如枯旱之望雨,圣人之意自晓然明白于字句之外,而岂以一字两字,称人称爵为褒贬哉。”他认为,后来的人读经读不下去就去找义例,找“圣人笔削”之处揣摩,这实际上是走入了邪门。左氏叙事,诚然是有藏鍼不露之处的,但其并非是要做纬书般看,而是要“使人统前后传而得之”。因此其书名为“表”,换言之就是将其中地缘、政事、姓氏等纲领脉络整理出来,随后其义自现。

其二:一反近人“泥于贱霸,谓春秋专治桓、文之罪”,认为“霸者之事即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熄矣”,简言之,就是要从春秋原始的尊王攘夷讲出去,褒齐桓、晋文等的霸道,认为春秋无王道,惟有依靠霸道才能挽回王道秩序,所以孔子赞管仲免沦为披发左衽正出于此,并将春秋视为夷夏两大阵营的主要较量。

 

实际上,顾栋高所批判的两点我们这代人实则浸染其中,几乎从小就接受春秋是“一字寓褒贬”、“奴隶主之间相互掠夺人口与财富,争取诸侯间领导权的战争。”的教谕,这两点印迹正是造成现在左传难读的原因。而实际上,这并非共和国新造,前人早已肇其端续。上面随意翻到的鲁宣公十四年夏中所记一事便可说明这点。

 

当然,看到这里,读者或许会问,那我还是搞不懂“晋侯伐郑”这四个字有什么读的,我想,我们不妨先看看在顾栋高之前的解释,看看古人都是怎么理解的,他们的理解力有没有比我们更高。

 

首先是十三经注疏的官方指定解释本杜预的《春秋左传正义》,这里先附上《左传》对这四个字的解释:

《左传》说“夏,晋侯伐郑,为邲故也。告于诸侯,搜焉而还。中行桓子之谋也。曰:‘示之以整,使谋而来。’郑人惧,使子张代子良于楚。郑伯如楚,谋晋故也。郑以子良为有礼,故召之。”

这里大概可以读懂四个字以外稍多的信息,即晋(景公)攻打郑国,是为了邲地战役的缘故,但是郑国并没有真打郑国,而是通告诸侯,举行阅兵后回国。而这是中行桓子(荀林父)的计谋,他认为“让他们看到我军队伍齐整,使他们自觉考虑来顺从我们”。事实上,郑国人确实害怕了,但是郑国却是去派子张去楚国代替子良为人质。换言之,郑襄公去楚国,恰恰是为了对付晋国。

 

读到这里,可能大家仍然迷惑。是,我是知道了晋攻伐郑是为了什么“邲之战”,然后郑国跑去楚国求援,这又怎么样呢,不还是“奴隶主之间争夺战”呗。如此,不妨看看杜预的解释,杜预解释不多,关于“邲”只有八个字“晋败于邲,郑遂属楚。”实际上,如果读者往前翻几页,大抵也不用看杜预的解释,因为前面记载很明白了“宣十三年,夏六月,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此外,你手边应该如果有一张1974年版《中国历史地图》你可以打开看到如下的部分







你会发现,在黄河(就是图中蓝色的那个最宽的河)南边有座敖山,敖山和黄河之间有个地方标注着“邲”,晋国势力此时已经发展到黄河南岸,而楚国在北上,这就发生了晋与楚的战争。郑国国都在今天的新郑附近,稍往前翻看,你会发现,从宣公十年至十二年,楚国一直试图拉拢或围攻郑国。所以事情很清晰,在当时楚国和晋国两个大国一南一北,楚国在东周的边境把晋国打败了,郑国便趁势归顺了楚国阵营。如同美国在中国的边境把苏联打败了,日本自然投奔美国一样。当然,事情远不是近代的国际秩序,至少有一点,周是姓姬的,晋国是姓姬的,郑国是姓姬的,而楚国是姓芈的。华夷之辩,最简单来想就是姓氏之辨,自己家人败给外人,合着自家亲戚不能顺势就投靠外人吧。但是郑国就这么做了,所以过了两年,记载了“晋侯伐郑”这四个字,要教训下这个傻亲戚,让他回到我这边一起保卫周天子,当然没真打,就是吓吓。

 

这样事情不那么含糊了,我们不妨接着看看前人怎么解释的。下面我就随意挑出10位前人对这么一个简单的案子的分析,来看看他们的态度:

1、(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认为:“左氏传‘为邲故也’,比事以观,知其为抱怨复雠之兵。词无所贬者,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矣。”为什么把胡安国放在第一个呢,大家知道明代初期定科举是延承元代的旧式,核心便是高举程颐和朱熹的核心价值观,但是程颐的春秋传仅仅有两卷,而朱熹更没有成书。因为胡安国的学问出自程颐,所以胡安国讲的春秋便被立为学官。明永乐时,胡广等奉敕撰写了《春秋大全》,实际上是抄袭元代汪克宽的书,而所取择的标准则完全依靠胡安国的思想。胡安国的讲义实际上就跟考研政治的任汝芬、肖秀荣讲义在网上热传一样。这里看看,胡安国这种钦定的讲义认为晋国伐郑国是“抱怨复雠”,换言之,他是否定态度的,认为不过是报复楚国打不过拿自家亲戚出气。而这个态度是元明科举主导观点。

2、(宋)叶梦得《春秋谳》认为邲之役在宣公十二年,晋国本来是想避免郑过投靠楚国的,但自己给打败了,所以这不是郑国的罪,所以晋败而郑复从楚。(“而师自败,非郑之罪也”)

3、(宋)陈深《读春秋编》认为晋国伐郑,完全是因为晋国自己不能保护小伙伴,相反,楚国不计前嫌接受郑国还显得人家楚国有度量,难怪郑国归楚国呢。(“晋不能庇郑,使郑囚服于楚,既困且辱,皆为晋也,再犯楚师,楚能赦之,楚徳厚矣,难怪其与楚也。”)此外,晋国不知悔过,还打自家兄弟,跟楚国争夺晋国,真是不要脸。(“晋伐楚救郑,既以后期邀战于邲,自取败绩,不知悔过,以同姓诸侯自相鱼肉,欲中国强荆楚弱其可得耶?晋败于邲,不能自反,复与楚争郑,劳人甚矣。)

4、(元)程端学《春秋本义》则记载了胡邦衡的说法,胡氏认为,郑国投靠楚国大哥,是晋国没本事,晋国有本事应该直接打楚国去啊。(“郑之从楚,畏楚而叛晋也,晋景不能攘楚,而区区伐郑,是中国自相残贼而夷狄愈得志矣。”)此外,还记载了张氏的说法,张氏认为,晋国败了就应该改,跟别人争盟友真是小心眼(“屈而知伸,败而能改,可以兴矣。晋所以败,由大义不明,而争与国也。今败未两岁,而复兴争郑之师,故书晋侯以着其师之为报怨也。”)

5、(明)高攀龙《春秋孔义》则直接表明观点,认为晋国是自己没德性害的小伙伴不跟你玩儿了。(“晋景不能反身修德,安夏攘夷,而欲雪败邲之耻,区区伐郑又何为乎。”)

6、(明)胡广《春秋大全》则认为左传记载邲之战纯粹是复仇,左传表面上不贬斥,实际上已经表明瞧不上了。(“比事以观,知其为报怨复雠之兵,词无所贬者,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矣。”)

7、(明)王樵《春秋辑传》更是腹黑,认为晋国之前没来得及救郑国,郑国归顺了楚国,那么你就应该像诸葛失街亭一样自己反省,励精图治,咋能吓唬小伙伴呢。(“诸葛武侯之败于街亭也,于是考微劳,甄壮烈,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境内,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使晋能然,何难于制楚而服郑乎?”)

8、(宋)高闶《春秋集注》则与前七个观点相反,他认为这完全是郑国背信弃义,见利忘义,忘了华夷之辨,这里左传恰恰是在褒扬晋国伐郑伐的对。(“晋救郑而败于邲,郑遂即楚,夫郑背华即夷讨之正也,故称晋爵。)

9、(宋)家铉翁《春秋详说》跟上面的高氏一样,认为没错,楚国在邲之役大盛是人家君王能身履戎行,但是也怪咱姬家的这群小亲戚胆小,所以才败的。(“诸卿自荀林父以下望风震怖,是以取败”)晋国人这次能伐郑,没有真伐,能整齐军队,正是有复兴的志气。(“晋人知之,此行劝其君自将伐郑,以示其整,虽无能有为,逡巡引退,而春秋犹书晋侯伐郑,嘉其稍能自强,庶㡬复振之耳。”)并且还大发议论认为这是华夏的幸事(“晋非前日之晋矣。而春秋犹拳拳于晋,不欲事楚之遂霸中国,故于清丘之盟则书同盟,此行伐郑晋以爵书,为中国喜也。”)且认为那些给楚国唱赞歌的,都是没脑子。(“论者以春秋霸楚,盖考之未精耳。”)

10、(元)王元杰《春秋谳义》王氏的观点很清晰,他认为就是郑国墙头草随风倒,见利忘义。(“郑惟强弱是视,初非惟义之从,晋救郑是以致败,虽无徳可附,亦当念之弗忘,迨其䘮师翻然从楚,是何谋之浅也。”)春秋严夷夏之防,正是赞扬对这种贰臣的讨伐(“春秋与晋伐郑,则郑之罪明矣”)

 

统观以上随意摘取的十家说法,诸位应该明白了吧,7:3,前七家统统的倒向一边,黑晋国,认为晋国没本事。只有后面三家还记得春秋大义,明白春秋华夷之辨的格局。所以常挂在嘴边的夷夏之辨到这时候大都忘记了,都是从一种抽离出来的上帝视角来看平等地看诸国征伐,实际上,忘记了这点也便会忽视楚国为主的蛮夷向中原扩张的主要形势也便会忽视淮河与长江流域地缘政治所展开的考察,从而将春秋视为“奴隶主的战争”而没有统摄,只会越看越混淆。所以读春秋切记坚守一点,即春秋“尊霸”以扶王室。

 

但是读者可能又会问了,春秋时候到底有没有那么强烈的夷夏关系呢,人家说不定就是简单的“奴隶主之间争地盘的战争”呢?这里便需坚守顾栋高的另一原则,便是“合数十年而通观其积渐之时势”。由此才不会被自己蒙蔽。以下,我们仅按照顾栋高《春秋晋楚争萌表》的排列大事叙述,不用任何微言大义的揣度便可看出春秋褒贬所在。





(图中黄色区域为山地)

 

首先,先看宣十二年的形势,邲之战发生在宣十二年的夏天,晋国败了之后,便举行了清丘之盟,春秋经记载“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很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的局势,当时晋国盟友还有宋、卫、曹、鲁几个大诸侯,而楚国阵营则有郑、陈、许等大小诸侯。(其中郑国、许国是在邲之战后新归顺楚,而陈国则是在更早些宣八年前后几次争夺中归楚。)

 

看似晋国同盟似乎人数更多,其实不然,参考地图,当时形势是,其中淮水流域诸姬姓小国及南阳盆地的申、吕、蔡等国皆在前一百年钱先后被楚国所灭或纳入强势控制。越过大别山与淮水,楚国北上已无地理屏障。向周王畿进逼仅剩下几大诸侯国能相抗。北上依次为陈、许、郑、宋。如卓尔康(不是尔康,而是甲申殉国的儒士)点评为:“得郑则可以致西诸侯;得宋则可以致东诸侯;得陈则可以致郑宋。”所以看似楚国盟友虽少,但陈、郑在本文这一阶段皆归楚国阵营。若再得宋,不仅河南之地尽为楚所有,齐、鲁两国也会闻风而倒,正如赵鹏飞(名字挺现代,其实是北宋经学家)所言“楚横行列国,次及于宋。宋,列国之门户也,得宋则齐、鲁以之。”

有人或许会说,齐国不是挺强的么?事实上,齐桓公之后,齐国已经内乱消耗严重,自晋文公之后,齐国更不参加晋国的盟会大概有五十年了,并且与楚国相通(实际上,在宣十四年同一年,左传便记载楚庄王曾派遣申舟去齐国聘问)。而鲁国呢,更是见风使舵,下文要说到宣十五年,楚国还没打到鲁国,鲁国就先去给楚国舔腚了。还有什么,秦国?自从烛之武退秦师以来,秦晋联合制衡楚的格局已经分裂了,秦和楚开通了商洛、武关、少西山斜跨秦岭的通道正友好联盟呢。所以实际上,作为华夏北方诸侯有实力抗衡楚国的只有晋国和这个貌合神离见风使舵的联盟。

 

其次,再看楚国动作,在本文“晋侯伐郑”前后的宣十三年与宣十四年间,春秋经记载:

“宣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宣十四年秋,楚子围宋”

“宣十五年春,(鲁)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

“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可见,楚国正是要打通宋国关隘,控制中原。很明显,本文的“晋侯伐郑”四个字正出现在楚国极力的打通宋国这一关隘之时,楚国即将要完成对整个中原地区的控制。换言之,这时候正处于夷夏两大阵营的关键时期。

 

因此这一阶段:

一方面,对于楚国而言,如果再控制宋,整个中原地区将会完全陷落,如此,鲁国正处于弱势,势必归顺,其他小国更不足论,由此,北方大国的晋国将孤立无援。

另一方面,对于晋国而言,在楚国全面攻势的情形下,需极力挽回盟友,如能“伐郑”成功,则楚国攻势被打退,处于犹豫阶段的鲁国看样子,也会坚定的为其盟友。这实则有关能否坚固华夏共同体的一大举措。

 

 

再来看晋国局势,可见晋国必须伐郑,只有伐郑,才能打退楚国攻势维护华夏同盟。所以赵鹏飞说“今晋景公能一出而躬环甲胄,是有志复兴,故(春秋)举而爵之。而诸儒更以为贬,岂任郑叛而纵楚强反为春秋所予乎?”其中“岂任郑叛而纵楚强”几字掷地有声,这正说明,伐郑是抗衡楚国的关键一步。

而赵孟何更指明此时晋国必须有作为,打退楚国蛮夷的嚣张气焰,其关键就在于伐晋,其说“楚入陈得陈,围郑得郑,且将围宋,楚之得志未有甚于此时者。景公自伐齐而后,一合诸侯,伐郑四,同盟皆其君亲之,于是齐鲁从而郑服,楚亦无能为是,故晋侯伐郑始书之。”这正表明春秋是要褒扬晋景公有志与楚对干,复兴华夏同盟的决心。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直接救宋国不是更直接吗?确实,前人也有这样说的,王樵便认为:郑国现在已经是楚国囊中之物了,不是旦夕可以争回来的,与其如此,不如救宋国。宋国救了,郑国或许能见风而招降。(“是时莫先于救宋,宋救则郑亦可招。”)倘若宋没保住,势必还会危及齐鲁,这样更难以弥补了。(“不知宋既去,则楚威震及齐鲁,岂但失郑而已。”)可见,这个北方华夏联盟十分松散,战略制定还需考虑同盟内部能否巩固。简言之,如果晋国救宋失败了,内部肯定瓦解。而如果伐郑,至少可以释放一个信号,就是,我虽然打不过楚,但是如果你(暗指齐、鲁)敢脱离我华夏而投靠夷狄,我整你的实力还是有的,我们哥几个最好还是一条心跟楚国干比较好。

 

而实际上,这边晋楚还没开打,鲁国已经按耐不住了。春秋经记载鲁国的孟献子便赶紧给鲁宣公吹风说要赶紧到宋国给楚国送礼,否则就送晚了。(“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谋其不免也。诛而荐贿,则无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图之!”)可见,同为姬姓的诸侯大国尚且都丧失信心。

对鲁国这种没节操的行为,(宋)黄仲炎《春秋通说》点评认为,陈国是乱了没有君王,楚国来讨伐,这没办法。(“然陈乱无君而楚来讨贼,国人皇皇惟命是听,固不足责。”)郑国和宋国是被楚围城了,尚且还守城抗衡,直至力不能支才投降,这是不得已。(“至如郑、宋被围,初皆阖城拒守,绵歴时月,力不能支,然后请服,此亦有不得已者。”)而鲁国这个没节操的货,人家楚国还在宋国那边,离他八丈远,就他妈滚过来送东西了,真是个怂货。(“独鲁不然,方楚子在宋,兵未及鲁,而望风纳贿,惟恐或后,是以有榖之会焉。此可见鲁君大夫茍免自营怵于威武之甚矣。”)

 

在这种形势之下, 宋人最终与楚人讲和。此时,天下局势彻底逆转。顾栋高总结道“是时陈、蔡、郑、许而外,鲁复从楚,宋力屈而与楚平,楚之猖獗几甚于成王之世。”楚国彻底控制中原。

 

如今只有北方的曹、卫摄于晋国的威力而不敢叛。此时,北方没了宋国,藩篱更加薄弱。除了曹、卫两个小国,晋国只能再拉上这个见风使舵的鲁国和他的小邻居邾国举行了一次惨淡的“断道”会盟。而这个同盟的意图,在次年彰显,就是再试图拉拢齐国加入,于是宣十八年,晋、卫两个国家伐齐国。所幸同一年,发生一件大事,即楚王卒。暂且形势得以缓解。两年后,晋断道会盟的鲁、卫、曹又发起了对齐国的“鞌之战”,所幸战胜齐国,巩固了断道的四国同盟。次年又趁楚更迭之际没缓过来,发动了对郑的战役。两年后,终于在“虫牢”这个地方,举行了晋、齐、鲁、宋、卫、郑、曹、邾、杞的会盟。中原再次扳回半壁江山。

 

最终,可以发现,开篇的“晋伐郑侯”是在多么艰难的夷夏割据形势下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绝非简单的一次可有可无的“奴隶主争夺战”,实则是挽回北方同盟的一次关键举措。当然,这正是因为华夏诸侯在这一阶段遇见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楚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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