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小说的内在危机

孙正达
不出意外的话,12月上旬,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将赶赴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证书、金质奖章以及约合人民币750万元的奖金支票。这样一个神圣荣誉的时刻,也许是当今世上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

尽管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不承认觊觎诺奖,但其连续7年入围诺奖却一再无缘,已被媒体封为“最悲壮”的入围者。有一点不可否认,村上春树的作品在本土畅销,在中国流行二十多年,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他是市场的骄子,却成为文学界的弃儿。

“艳俗小说”蜕变为畅销经典

在今天中国的各大书店里,村上春树的作品不会缺席,封面淡雅,看上去很有品味。只是今天的中国读者大概想象不到,村上的小说最初登陆中国,是以“艳俗”的面目出现的。1989年漓江出版社率先推出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紧接着,1990年北方文艺出版社也推出钟宏杰、马述祯译《挪威的森林——告别处女世界》。村上春树的名字为人所知,始于这两个版本。

然而,这两版《挪威的森林》流露出浓厚的商业媚俗气息。“漓江版”的封面是一幅日本美女后背图,黑色发髻高高盘起,传统和服半褪,裸露雪白的后半身。左边通顶竖书:百分之百的纯情,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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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外的话,12月上旬,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将赶赴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证书、金质奖章以及约合人民币750万元的奖金支票。这样一个神圣荣誉的时刻,也许是当今世上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

尽管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不承认觊觎诺奖,但其连续7年入围诺奖却一再无缘,已被媒体封为“最悲壮”的入围者。有一点不可否认,村上春树的作品在本土畅销,在中国流行二十多年,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他是市场的骄子,却成为文学界的弃儿。

“艳俗小说”蜕变为畅销经典

在今天中国的各大书店里,村上春树的作品不会缺席,封面淡雅,看上去很有品味。只是今天的中国读者大概想象不到,村上的小说最初登陆中国,是以“艳俗”的面目出现的。1989年漓江出版社率先推出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紧接着,1990年北方文艺出版社也推出钟宏杰、马述祯译《挪威的森林——告别处女世界》。村上春树的名字为人所知,始于这两个版本。

然而,这两版《挪威的森林》流露出浓厚的商业媚俗气息。“漓江版”的封面是一幅日本美女后背图,黑色发髻高高盘起,传统和服半褪,裸露雪白的后半身。左边通顶竖书:百分之百的纯情,百分之百的坦率,令少男少女倾倒,令痴心读者沉醉。书中各章节标题尽情渲染,比如:永远记住我、校园罗曼司、夜来风雨声、病院飞鸿、月夜裸女、同性恋之祸、玫瑰色狂想曲、情海弄潮儿、爱她还是爱我、魂断斜阳。

“北方版”的书名更刻意追求艳俗,在《挪威的森林》之后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告别处女世界”。封面以都市高楼大厦为背景,衬出几个时髦青年男女,脸部神情迷离,穿戴暴露,营造出纸醉金迷的浮华氛围;封底则是一幅穿比基尼的西方美女图片。书中各章节标题较“漓江版”更为过火,完全是地摊艳情小说的狗血标题。

这两版《挪威的森林》的版面设计,跟小说内容没有太多关系,给人留下低俗情色小说的印象。随着出版行情转变,漓江出版社后来推出五卷本“村上春树精品集”,把过去五花八门的小说封面,开始统一为素雅的风格,提升了文化品位。而最终确立村上春树小说的品牌效应,始于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一次性买断村上十余部作品版权,出版系列文集,全由林少华翻译。上海译文的林译本销量最大,也最为今日读者所熟知。

“当时日方通过台湾代理送来村上春树17本书,有长篇、短篇集和插图书,要求出版社同时买下,条件比较苛刻。”上海译文资深编辑沈维蕃说,国内出版社大多退缩,但上海译文看好村上的市场潜力,也看中了林少华优美的译笔,接受了日方的条件。上海译文曾经每年推出一本村上的作品,持续了六七年。后来又引进村上部分新作,至今共推出40多本书。

事实证明这笔买卖太划算,《挪威的森林》至今出版了300万册,其他作品加起来也印了300多万册,成为上海译文的一个招牌。沈维蕃这些年一直在编村上的书,现在计划与林少华重新修订译本,还准备把封面装帧做成经典名著风格。说起村上小说在中国的流传风格转变,他笑道,“当初村上的作品算是流行小说,漓江版没有错。但他的作品在市场上流行了二十多年,已经有经典的味道,不能再简单当作畅销书来看。”

从2008年后,村上春树的新作开始交给北京新经典文化公司,像《1Q84》《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等作品均由该公司独家推出,译者也由施小炜来担纲。新经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透露,自己公司推出的村上著作至今总销量也超过300万册。与林少华大量采取的意译不同,施小炜坚持忠实于原著,原文意思怎样就怎样翻译,尽量不作任何改动,以适合当下读者追求原汁原味的胃口。

用“心灵鸡汤”为都市青年疗伤

与当今日本其他纯文学作家相比,村上春树的作品最为畅销,动辄百万册的销量令人瞠目。知名学者姜建强曾留学东京大学,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研究,谈起村上春树颇有心得。他说,村上的13部主要作品在日本已行销2400余万册,仅去年推出《没有色彩的多崎作》,一周之内就突破100万册。这其中畅销的元素何在,日本人为什么喜欢读村上?“村上小说的最大元素就是‘疗伤’。疗什么伤?就是疗现代人的疲惫、慵懒、无聊、彷徨、空虚、妄为、孤独、悲哀、焦虑之伤。”

充满霉味的小旅馆,死掉歌手的唱片,冰冷的大杯啤酒,敲得心烦的爵士乐,暧昧的两性关系,没有名字的主角,接二连三的死。生命的感觉就是荒谬,就是疯狂,就是抽象。如同《没有色彩的多崎作》的开首句:“从大学二年级的7月到第二年1月间,多崎作基本只是在思考死亡中活着。”在姜建强看来,小说里的这些元素通过人和事,在村上的笔下,又竟然如此透明如画,清澈如水,给人说不出的贴合与慰藉,恰恰迎合了日本年轻人的心理需求。

知名作家陈希我曾留日多年,对村上春树也深有体会。“他的小说确实有吸引普通读者的地方,明确地说是吸引文青。日本普通人知识素养高,所以文青也多。”陈希我说,文青喜欢浪漫、满足于表象、沉迷于小文化感,村上作品有迎合他们的地方,比如性爱、死亡,比如笔调的轻盈、语言的机灵。村上特别会营造气氛,特别是怀旧感伤的氛围,文青喜欢的就是“那过去了的都成为美好的回忆”。如果要说村上春树是什么大师,陈希我觉得应该是营造叙事氛围的大师。

迷恋村上的中国读者,以大学生和大城市白领为主,居多是文青。村上小说里的主人公身在大城市,充满爱情、孤独、迷茫和青春的失落,极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沈维蕃举例,像《挪威的森林》写于三十多年前,当时的日本社会背景和当下中国很像,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小城市的年轻人跑到都市寻找新生活。小说中的东京类似于今日的北京、上海,男主人公也是从小地方来到东京,发生三角恋式的情感。

小说主人公无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大城市过着单身生活,原来的观念和都市发生冲突,透露出一种孤独感。沈维蕃说,怎么去面对大都市带来的孤独感,村上提出可以享受孤独。中国年轻人从中找到心灵鸡汤式的慰藉,而这是国内小说所无法提供的,让村上的小说乘虚而入。中国作家的作品大多迷恋田园生活,乡村题材写得比较好,像莫言、贾平凹就写不出村上这类具有现代都市感的小说。

除了情感心理上的抚慰,村上的小说还展示了一种个人化的审美生活方式,食物、唱片、衣服、进口酒品牌,永远层出不穷,对物质生活兴趣盎然。“酒吧、衣服、唱片,格调很高,大家觉得很有范儿,把村上贴上小资文化的标签,这是中国读者的独创和误读。”施小炜笑道,村上小说里的生活方式其实在日本、欧美很常见,像自己的日本同学业余就是披头士研究专家,不会觉得有小资情调。但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商业消费社会开始兴起,年轻人追求个人精致化的生活,恰好遇上了村上,从中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都市年轻人生活方式。

缺乏诺奖作家的良知和现实感

村上春树连年成为诺奖陪跑,不少人认为主要是诺奖不青睐畅销书作家。《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觉得,这些年来诺奖具有权威性,跟其不走市场路线有关,获奖者一般得奖后再畅销,这一点也让村上有点吃亏。除了不受诺奖待见,日本文学界对村上普遍评价不高,从不把最高文学奖——芥川奖给他,还唯恐村上摘得诺奖。村上不久前还发出怨妇之语,称自己是个永远的丑小鸭,是日本文学界的弃儿。

陈希我坦言,日本文学界确实不太重视村上春树,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其作品畅销。日本人对纯文学销量的看法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以畅销为荣,他们却不然。“当年作家井上靖的书在中国卖得不好,他来中国时,我们不好意思,说他的书卖得好,不料他反而不高兴:有那么多人读得懂我的书?”他举例,大江健三郎也认为一个文化健全的国家,纯文学的读者只能三千来人。

日本文学界大多不喜欢村上,也跟其孤高自傲有关。姜建强说,村上曾宣称自己基本不读现代日本小说,这句话的射程力度有多大?这意味着写婚姻与性的渡边淳一不在他的视野内,写日式推理的东野圭吾不在他的视野内,写反抗昭和精神的大江健三郎不在他的视野内,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也不在他的视野内。“他将日本文学界一网打尽,然后露出漏网之鱼的自己,隐喻自己就是跳得最欢的一条。”姜建强说,这要伤多少人的心?

如果说这些还是外在因素,村上作品本身也有“问题”,才失意于诺奖和文学界。姜建强坦率地说,村上不太关注日本社会的现实问题,拒绝宏大叙事。“什么是每年入围诺奖的小说家的尽职呢?在我看来那至少应该像战地记者那样出生入死才是。”但在村上的本国,在核泄漏的“死亡之地”福岛,在海啸最严重的岩手县,始终没有出现村上活动的身影。

“大地震发生两年后,村上并没有交出这场天灾与人祸、毁灭与新生的纪实文学,而是交出了青春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这就令人哭笑不得了。”姜建强感叹,缺少对日本现实的关照,缺乏对现实日本的热情,好像日本发生的一切与村上无关。而在村上的小说里,经常能看到脱离现实的空洞无聊的情节,就像从厕所看富士山一样乖张、无聊,任何东西都好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和方向。恰如日本批评家小森阳一所说,正是在村上没有获得诺奖的结果中,看到了文学的良知和正常的感受性依然是存在的。

村上不太关心日本的社会现实问题,其作品高度西化,看不到多少本土文化的色彩。村上几乎每天下午都搞翻译,主要是翻译欧美作家的作品。在姜建强看来,村上的小说也一样西化,只有洋服没有和服,只有威士忌没有日本酒,只有三明治没有生鱼片,只有美式咖啡没有煎茶,只有爵士音乐而没有日本演歌。这种去日本化渲染美国化,使得喜欢进麦当劳的日本年轻人腻味了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但小说的国际化和根源性,谁最为根本?村上这一点也是被批评家们讥讽和嘲笑最多的,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本土化和文化乡愁基本不存在。”

60多岁还写青春迷茫太矫情

作家邱华栋在二十多岁时曾是村上的粉丝,当时他毕业后来到北京,在村上的小说中感受到青春的迷茫失措。但如今谈起村上的小说,他提不起多大兴趣。他读过村上的几乎全部作品,在他心里,村上的一百个短篇小说写得很好,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师水平;但长篇小说水准不高,达不到世界一流。

邱华栋不客气地说,村上的长篇小说过于媚俗,很多情节十分矫情,年轻时读这类小说会爱上,但自己现在四十多岁了,再看就觉得很矫情。比如村上的笔下写到一个女孩给一个男子按摩,用银针刺杀了他,就属于很蹩脚的畅销书写法。虽然不赞同村上是日本的琼瑶,但邱华栋嘲讽,“现在我觉得他的小说深度不够,人到中年还读他的小说,就是神经病。我走向了当初自己的反面。”

令人惊奇的是,村上已经60多岁,长篇小说还在写青春迷茫与失落,还在写忧伤、爱情、少男少女和少妇的情感世界,给人一种“长不大的村上”的感觉。“他的小说主人公永远是青年,最大的多崎作也就36岁,所有的读者都会接受这种主人公。”施小炜说,这跟村上的人生经验密不可分。村上30多岁以后生活基本定型,如今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早上4点起来写作,7点吃早餐,然后去跑步;下午搞翻译,晚上听音乐,9点就睡觉。如此钟摆一样的单调生活,没什么可多说的,也使村上总是在写30岁以前的生活经验。

村上一度也尝试挑战更关注现实和历史的严肃题材,比如关注过日本奥姆真理教,写过一本厚厚的采访实录《地下铁事件》;在《奇鸟行状录》里写过诺门坎战役题材,为此专门去美国和蒙古收集资料;屡次发表“鸡蛋和高墙”的言论。陈希我直言,村上这十几年来明显转型,似乎试图当大作家,也有冲刺文学奖的意思,只不过他并没有讲出多么高深的东西来。

“他后期的作品有所变化,但不太成功,没有很深的思考,写的大多是半成品。”沈维蕃也毫不讳言,村上的经历不丰富,生活比较优裕,靠的是聪明劲儿,知道如何把一个中短篇拉成长篇。在他看来,村上写作风格过于随意,长篇的结构很差,这种写法写都市青春小说还凑合,写历史题材就容易暴露出弱点,经常不知道怎么收尾,像《海边的卡夫卡》的人物前后不搭,有点混乱。

历经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作品之后,村上又很快回到自己的老路上,还是写他擅长的青春小说。“这种还是凭借年轻时一泻千里的写作方法,在激情与体力大不如前的今天就难以支撑。”姜建强感慨,从去年出版的最新长篇来看,一个感觉就是村上确实老了,创作的锐气大不如前了。如果村上像宫崎骏一样,近80岁还在寻求创作上的突破,那他就能再出发再立高度。

日本作家习惯最后会写一部盖棺之作,把毕生修为注入进去,如果村上意识到这一点,也许还会写一部大题材的作品。不过,即便如此,对他而言,诺奖仍然遥不可及。邱华栋表示,诺奖是一个欧洲文学奖,莫言已经获得诺奖,十年之内亚洲作家都不太可能再获奖,村上没有机会。

高仓健和村上春树

高仓健和村上春树并没有什么关系,一个已经去世,一个依然健在,属于不同代际的日本人。但两个人都在中国有过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都和流行文化有关。高仓健代表的是“文革”之后,趁着历史机缘进入中国的日本大众文化,而村上则趁着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氛围在中国兴起,两者都填补了中国流行文化的空白,并成为标志性的符号。作为一个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的流行文化,接受其内在的精神影响,这几乎是必然的宿命。反言之,目前中国还不可能向日本输出高仓健、村上春树式的人物,并在彼国产生巨大而持续的影响。

今天看来,像《追捕》这部影片远算不上经典,当初在日本也没有多大影响力,却在中国产生爆炸式的轰动。除了高仓健的硬汉形象之外,影片向彼时的国人呈现了一副现代都市生活的形象,如私家车、私人飞机、高架桥、地铁、服装和发型等,这些曾让中国观众震惊。村上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实际上也就比《追捕》晚几年而已,写的也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大都市的生活方式。与电影的符号化相比,村上的小说更具有内面性,写出了个人在大都市的精神和生活状态。

如果说高仓健已成为一个怀旧式的角色,而村上仍屹立于潮头,持续发挥影响力。这二十多年里,中国开始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商业社会迅速膨胀,人们不再关心社会宏大叙事,转而专注于个人生活的营造,专注于装点个人精神世界。在村上春树之前,内地也流行过琼瑶、金庸的小说,但这两类小说属于农业文明的畅销书,逐渐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村上的小说点拨个人如何在大城市中品味生活,更符合城市化浪潮的社会需求,正是都市白领和小资群体成为村上的拥趸。

相对于过去长期的集体主义思潮,回归个人化生活是好事。正如姜建强所言,村上小说里的“我”总有很强的私语性和个人性,这种内面式的生活方式强于外在性的社会价值生活方式,也可认为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个反叛和重生。然而,一味沉浸于个人的小世界里,用物质来装点这个小世界,满足于一己的情趣和悲欢,对广阔社会漠不关心,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这就明显堕入犬儒主义了。村上小说的内在危机和负面影响,也正在于此。

村上心仪的作家是卡夫卡、菲茨杰拉德、卡弗等人,也汲取了这些人的文学营养。村上试图在流行文化的外壳里,装进纯文学的内容。可是,论写现代人的异化,他比不上卡夫卡;论写一代人梦想的幻灭感,他比不上菲茨杰拉德;论写普通人的现实窘境,他比不上卡弗。如果说村上还努力向纯文学靠拢,受其影响的中国年轻作家就远不如他,如卫慧、安妮宝贝、郭敬明之类,这些人借鉴了村上流行的元素,却离纯文学精神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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