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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逝世十五年祭:特立独行的猪

孙正达
王小波:王小波(1952-1997),男。汉族。当代著名学者、作家。他的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等。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

王小波:“特立独行的猪” 林少华/文

 

  4月11日是王小波的忌日,转眼间他去世十五年了。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的时候,《中华读书报》发表署名祝晓风的纪念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只是智商高,聪明,而不太善良,或者说不太追求善良和道德完善,他会生活得很好,因为他可以用他的聪明很方便地达到他的目的……而不幸的是,王小波恰恰十分善良,但同时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除了在生活上愿意听李银河的话和他妈妈的话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不愿意听任何人的话。他只相信自由和尊严,科学和理性,还有他毕生追求的艺术和智慧可以带给他的至高的幸福——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的命运恐怕就是边缘人的命运。

  这是因为,相信和追求自由与尊严,必然使得他同他所生活的未必多么推崇自由与尊严的时代或世俗价值观拉开距离,最终成为一只“特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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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王小波(1952-1997),男。汉族。当代著名学者、作家。他的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等。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

王小波:“特立独行的猪” 林少华/文

 

  4月11日是王小波的忌日,转眼间他去世十五年了。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的时候,《中华读书报》发表署名祝晓风的纪念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只是智商高,聪明,而不太善良,或者说不太追求善良和道德完善,他会生活得很好,因为他可以用他的聪明很方便地达到他的目的……而不幸的是,王小波恰恰十分善良,但同时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除了在生活上愿意听李银河的话和他妈妈的话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不愿意听任何人的话。他只相信自由和尊严,科学和理性,还有他毕生追求的艺术和智慧可以带给他的至高的幸福——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的命运恐怕就是边缘人的命运。

  这是因为,相信和追求自由与尊严,必然使得他同他所生活的未必多么推崇自由与尊严的时代或世俗价值观拉开距离,最终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在以此为题的这篇随笔的最后这样写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王小波说他“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不妨说,王小波力图通过这只猪所隐喻的被边缘化的小人物冷眼旁观主流社会的光怪陆离,进而直面人类生存的窘境,展示人性的扭曲及使之扭曲的外在力量的强大与荒谬。或者说痛快些,这只猪乃是自由人文主义的代称。在这个意义上,这只“猪”比日趋流行的市侩主义和犬儒主义可爱得多高贵得多!而这未尝不是作为边缘人的王小波的当下意义。

  与此同时,相信和追求科学和理性,必然使得王小波同虚夸浮躁、盲目跟进、弄虚作假的世风拉开距离,进一步沦为边缘人。而他当然是个不老实的边缘人,总是对主流怀有戒心,不时旁敲侧击,甚至像个天真烂漫口无遮拦的孩子指出看似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人其实身上可能什么也没穿。众所周知,王小波最讨厌假正经、伪善和“精神复制品”,最不甘心俯首贴耳做“沉默的大多数”。他认为对知识分子来说,知识并不神圣,重要的是讲真话。实际上他的杂文也通篇是真话,不说废话,更不说假话,真话是其文章的灵魂。毋庸讳言,有时候讲真话是多么艰难,而讲假话是多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讲真话就变得尤其重要。也正是讲真话这点最终使得王小波引起了无数读者的灵魂震颤和情感共鸣,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平庸生活提供了一缕温暖的光照和一丝会心的微笑。他所以每每被人提起和怀念,这点肯定是个主要原因。
王小波去世15年:曾经很孤独 不被主流文坛认可 拾年/文

十五年前的4月11日凌晨,作家王小波因心脏病辞世,时年45岁。

  他的最后一篇稿子给了南方周末。此前,王小波一直用传真向南方周末编辑部传稿,但那一次,编辑何保胜收到的传真上一片空白,第二次同样如此。“这事儿太诡异了。”给王小波打电话,第三次收传真,何保胜终于看到了稿子。

  不久,他听到了王小波去世的消息

  王小波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时代三部曲》的编辑钟洁玲在现场看到,静卧的王小波遗容安祥,额上有一块褐色的伤痕。

  “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钟洁玲后来写道。告别仪式上,她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一个小说家。

  异类:一直不被主流文坛认可

  “迄今为止,我只听到河南小说家李洱夸过王小波,”钟洁玲告诉记者,“记得山东作协主席张炜就认为王小波的作品不好,是市场化的,但他又补充:‘人都死了,不要去说人家的不好了。’我以为,他是真心认为王小波作品不好的。”

  王小波一直未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可。王蒙认为王小波很有思想,但他坦承王小波的小说自己没读完,因为风格不大对胃口。

  李银河认为,王小波跟主流文坛完全无法对话。“教育、宣传、意识形态灌输……过去官方认为文学是有功能的。它是革命行军时的啦啦队,或者《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那种(宣传武器)。而王小波说,这种‘灌输’想法本身就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

  王小波与李银河恋爱时,这个性格敦厚、懒散的高个男人告诉她,“我要试着创造一点美”。“文学在他的心目中,也是要创造出一些无中生有的美来,跟他们(“文以载道”型作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因为这个缘故,写作散户王小波并不欣赏主流文学界。一次,何保胜告诉他,中国作家协会正在北京开会。他不屑地说,难怪看到住附近的××(一个著名诗人)一早就睡眼惺忪地挂着代表牌,“傻×烘烘地出来晃”。

  当时的作协主席是九十多岁高龄的巴金,后又增选了一个副主席。“选一个小的,免得(年纪太大)当不了几年就死了。”王小波在电话那头口无遮掩。

  王小波似乎天然地不适应体制。1988年以“海龟”身份从美国归来后,他当了六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却最终离开学校,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在大学当老师,虽然课不多,还是觉得太受打扰,写作断断续续。让他去干一个他一点都不喜欢的事情,对他来说太痛苦了。”李银河说。

  如果王小波去参加“两会”,会是什么样?前些日子,有人在王小波贴吧问。“简直等于杀了他。”李银河说。王小波是很抵触开会的人,一到这种场合就如坐针毡。他曾被拉去一个杂志社开研讨会,领导讲话后,轮到他发言。一上台他就天马行空地说起自己在美国时,学校有一个老师是印第安人,脸上画着油彩来上课。这些话与会场氛围格格不入,人人听得目瞪口呆。

  革命的诱惑:王小波犹豫过是否参加缅共

  王小波的父亲曾经是徒步奔赴延安、参加了抗大的热血青年,但在主动投身政治后,也被政治大潮裹挟。王小波尚在母腹的1952年,父亲因家族的历史问题在“三反”中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他的母亲因此整日以泪洗面。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说,王小波的名字,就是“一场风波”之意。

  在政治高压下,王小波从小经历世态炎凉。在他6岁时,“大跃进”开始,窗外是没日没夜喧嚣的高音喇叭,人们被迫强制收听。他从喇叭里听说了一亩地能产30万斤,也看到了土平炉炼出来的“钢”——一团团火红的锅片子,很像牛屎。因为饿,他开始在课堂上吃铅笔,一支铅笔被吃得最后只剩铅芯。

  “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他写道。

  在他14岁,“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小波的同学们一夜之间突然被划分成两种人:红五类、黑五类。红五类每天站在校门口,询问自己的同学:“你什么出身?”一听到同学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

  因为这些遭遇,王小波一开始就不相信革命话语,并对政治、革命的荒诞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很多故事被他写进了文章,比如《寻找无双》,写女子无双明明存在,但所有的人都罹患了集体失忆症,都说没有这个人,到最后,无双被抹去了。这是实际上写的就是他父亲被迫害后,周边朋友碰面时的假装不认识。

  “他觉得政治太丑恶了,而且完全没有什么道理,最后成了纯粹的整人,令人厌恶,所以他尽量远离它。”李银河说。

  1980年,王小波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让他终身难忘:“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认为生活就该无智无性无趣。”

  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一段话:“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

  他写成了代表作《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合称《时代三部曲》。它被评论家张淼认为是一个繁杂庞大的“文革”知青故事体系。而王二、陈清扬为代表的男女主人公,以畸恋、虐恋的方式,实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革命”——的反抗。

  但少为人知的是,即使是王小波,在某个时刻也感受到了来自革命的致命诱惑。1960年代末,他在中缅边境的云南陇川弄巴农场插队,当时很多怀抱“支援世界革命”理想的中国知青越过国境,参加缅甸共产党,对抗缅甸政府。王小波也曾为此认真地犹豫过。

  “参战当时对青年是很有吸引的。那里有一个需要你献身的、非常悲壮的事业,这边是一个很平庸的生活,你想想,是不是人们会受前者吸引呢?”李银河问。

  “所有过去的人,一定是把自己当成奔赴延安、立志推翻反动政府的青年,但缅甸政府就是一个反动政府,你参加的游击队就真正革命、代表广大贫苦群众利益吗?可能是这种理智,使他没有过去。”李银河说。在某种程度上,家庭出身带来的痛苦经历也阻止了王小波。

  孤独:那个时代理解他的人比较少

  2012年的一天,李银河翻笔记本,无意中发现了王小波一段写给她的文字。王小波写,之所以爱她,是因为她对他“那种山呼海啸的响应”。

  “那个时代,理解他的人比较少,”她说,“一个人在想象的世界里跋涉,王小波的内心非常孤独”。

  哥哥王小平在王小波幼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身上的这种孤独感。去接王小波时,幼儿园老师甚至问他王小波的智力有没有问题,因为不同于同年龄孩子的活泼好动,王小波常在篱笆根底下一蹲就是半天,“不言不语,呆呆地往外看”。“他的思想常定格在一个东西上,然后就陷入冥想,中断了对外界的反应。”王小平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多年后,王小波在随笔中引用安徒生的话——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他是把尘世的喧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1996年4月,王小波开始为南方周末写专栏。“我跟他臭味相投,都是自由主义的理念,而且他的文笔很幽默,所以选了他。”当时的编辑鄢烈山说。具体约稿事宜由何保胜负责。很多人告诉何保胜王小波很木讷,但熟悉之后,他发现王小波很愿意说话。两人有时在电话里一说就是一个小时。

  当时已经写出多部小说的王小波名气不大,却因为独特的文风和视角受到青睐。专栏版面每个月只能发四篇学者文章,他有时一人就独占两篇。陆续发表的专栏文章,包括《有关“伟大一族”》、《从Internet说起》、《我看文化热》、《极端体验》……

  “看他的文字,第一,他是一个内心很孤独的人。第二,他也是能耐得住这种寂寞的人。”何保胜回忆。他认为,王小波后来受到大众欢迎,与在南方周末发稿的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在《从Internet说起》中,王小波表达了对文化审查的反感。他写下了一段话:“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这段话后来被用滥了,但我最先是从他这里看到的。”何保胜说。

  1996年,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中国可以说不》出版,王小波写了一篇名为《百姓 洋人 官》的文章,批评书中煽动的民粹主义。文章见报后,编辑部收到了许多谩骂信,作者多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何保胜问王小波是否转给他看,王小波说,不用了。

  “对他来说,首先,我是一个有思想、有立场的人。其次,你接不接受我,我不是很在意。”

  一年后,王小波去世。在他死后,华夏出版社的《时代三部曲》才出版。不同于此前《黄金时代》单行本出版时的历经波折和销量冷清,《时代三部曲》一时洛阳纸贵。有评论家认为,钟洁玲回忆,在2001年底合约到期前,《时代三部曲》加印约十多次,印数约20万册。此外,盗版更是难以统计。后来无名小辈向花城出版社投稿,都说自己像王小波,希望出版社能采纳。

  王小波逝世10周年,李银河去了他在云南插队的弄巴农场,那是她第一次去那里。农场的庄稼地里种着大片甘蔗,知青老屋的墙上是斑驳的“忠”字和毛主席语录,而他小说中的14队、15队,“真的都有”。

  王小波旧居不远处就是波光粼粼的南宛河。重病中的王小波,曾被同样生病的同学半拽半拖淌过河送往医院。李银河在南宛河边一个人坐了坐,内心有些感伤。

  她和当地人交谈。很多人不知道王小波成了名人,一直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知青。

王小波逝世15周年祭:做一个快乐的质疑者 (来源:光明网)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突然离去。他生前并不有名,死后他的小说却风靡全国。他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述说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故事,并透过故事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扭曲及压制。“王小波一生热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肉体最不自由的时代,他也没有放弃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王小波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通过他杂文的达观通透、小说里的戏谑式质疑来完成的。他在《积极的结论》里写道:有关理性,哲学家有很多讨论,但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它的关键是: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就叫做有理性。但这一点有时候不容易做到,因为会导致悲观和消极,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回来的。不过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从逻辑上说,从一个错误的前提什么都能推出来;从实际上看,一个扯谎的人什么都能编出来。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会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从此迷失在万花筒里,直到碰上了钉子。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但也正是这种“分子”状态的存在,使王小波的质疑显得冷峻而又力透纸背。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责任编辑钟洁玲曾说道:王小波身上那种蔑视陈规、质疑现实的怀疑主义精神,已经超越了他的边缘身份,体现了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

  “时代三部曲”责任编辑钟洁玲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回忆王小波。

  在谈到王小波的作品备受关注这一点上,她说:王小波的猝死和大红是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猝死和大红没有必然关联,并不是所有猝死的作家都能大红,而且王小波是一红十年,甚至更长。社科院有位朋友统计过,在1997年离世的作家有七位,但是,除王小波外,谁也没有形成轰动效应。王小波为什么会有众多的追随者?简单地说:因为他有趣!还有,因为他纯粹,理想主义,却是一贯的低姿态,一贯的边缘身份;他在体制外坚持写作,却写得比作协养着的专业作家好!也就是说,以非主流的身份,超越了主流,为沉默的大多数争了一口气。

  王小波体

  在小说里,王小波汪洋恣肆,天马行空,明明窥透了人生的荒谬和无聊,却用戏谑之笔安抚众生。

  比方讲到《红拂夜奔》的李靖时,他这样说:“李卫公是个大科学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大哲学家。因为他有这么多的本事,年轻时就找不到事做……有时跑到街上来当流氓聊以为生。在这种时候他只好尽量装得流里流气,其实他很有上进心。”又比如:“挨了这顿板子以后,李靖幡然悔悟,决定不再装神弄鬼,要做个好流氓……李靖这样讲话时,已经不像个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有话从来不明说,嫌这样不够委婉。”

  《万寿寺》有这样的句子:“从山坡上走着走着,忽然觉得天低了下来,连蓝天带白云都从天顶扣下来,天地之间因而变得扁平。再过一会,天地就变成一口大碗,薛嵩独自一人走在碗底。”薛嵩是唐代一名纨绔子弟,梦想着建功立业,便花钱买官,结果当上了湘西节度使,到封地才知道受骗上当:满目蛮荒,只好管管蛇草鼠蚁,自己动手开天辟地。垦荒的时候,“薛嵩用锄头刨蚁巢的外壁,白蚁在巢里听得清清楚楚,拼命吐唾沫筑墙;薛嵩的锄头声越近,它们就越拼命地吐,简直要把血都吐出来。”最后白蚁用自己的意志和唾液击垮了薛嵩。

  《红拂夜奔》有一段描写洛阳城:“洛阳城是泥土筑成的。土是用远处运来的最纯净的黄土,放到笼屉里蒸软后,掺上小孩子屙的屎(这些孩子除了豆面什么都不吃,除了屙屎什么都不干,所以能够屙出最纯净的屎)放进模板筑成城墙。过上一百年,那城就会变成豆青色,可以历千年而不倒。过上一千年,那城墙就会呈古铜色,可以历万年而不倒。过上一万年,那城就会变成黑色,永远不倒。这都是陈年老屎的作用。”

  不知从哪年哪月起,诸如此类幽默、诙谐又从容不迫的叙事风格,在高校,在互联网上蔚然成风。

  非主流的自由精神

  钟洁玲谈到:多年以来,我在餐桌上一遍遍向朋友们复述王小波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每每逗得全桌喷饭,成为佐餐最佳笑料。王小波说,下乡的时候,他养过一只猪,这只猪“两眼炯炯有光”,“像山羊一样敏捷”,吃饱之后就跳到房顶上晒太阳,模仿各种发音,它学会了汽车叫、拖拉机叫,春天的时候,它还学会了汽笛叫。这下麻烦大了:当地人是以汽笛声为下班铃的,它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叫,结果大家每天乐颠颠地提早下班。领导就把这只猪定性为破坏春耕的坏分子,组成火枪队和手枪队,分两路包抄要剿灭它。结果这只猪竟然站在两个枪队的连线内,任凭狗咬人喊寸步不离,如果火枪队若敢开枪就会打死手枪队,手枪队开枪就会打死火枪队。剑拔弩张之际,这猪找到一个空子,像鱼雷一样撞出去,潇洒之极,谁也没能逮住它。

  接下来,王小波还有传神的一笔,“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什么样的猪才会有獠牙,进化得这么快?一只肉猪,即便野外长年下着铁风钢雨,在猪生之内,也催生不出一对獠牙!这是一部短篇小说的框架,王小波却把它高度浓缩成一则寓言式的杂文。

  如果为了逗乐,这个故事可以完毕。很多网络写手都能写出逗得人满地找牙的故事或段子,但王小波的立意却不在此。他一开头就说,如果人不去管猪,猪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时还会谈谈恋爱。但是偏偏人喜欢对动物和人进行种种设置。而且,“我”也没敢反抗。当手枪队和火枪队围攻这只猪的时候,“我”心里说:“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结尾,王小波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他的潜台词就是:喜欢设置别人生活的人和甘心被设置的人,都不如这头敢于打破设置、特立独行的猪!

  我想,能够从一只猪来诠释自由精神,提升到反抗设置生活的高度,除王小波,没有第二个人。

  王小波身上那种蔑视陈规、质疑现实的怀疑主义精神,已经超越了他的边缘身份,体现了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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